此次美元指數反轉，對全球經濟和地緣經濟影響深遠。
　　美元指數是全球資產配置風向標，美元指數走強意味著全球資產更多流向美國。美元指數本身是個表征變量，背后的驅動因素可能是金融危機，也可能是美國與歐洲、日本等國宏觀經濟的相對強弱。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元指數有過三次沖擊。第一次發生在1985年到1987年。“廣場協議”簽訂后，美國、日本、聯邦德國、法國以及英國聯合干預外匯市場，在國際匯市大量拋售美元，繼而形成市場的拋售狂潮，美元持續大幅貶值。第二次沖擊發生在2000年到2004年。世界經濟度過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在2000年左右美元指數再次攀升至高點120點，此后又經歷為期5年的下跌，直到2004年，美聯儲為了遏制通脹采用緊縮政策，美元指數的下跌才終止。自去年起，美元指數漲勢如虹，創下史上最長連漲紀錄，新一輪美元牛市呼之欲出。
　　美元指數的反轉對全球石油市場、黃金市場和人民幣產生了不同程度的沖擊。就黃金市場而言，影響金價的三個因素分別為：大宗商品 CRB 指數、美元指數 USDX、美國國債 CDS 利差。我們認為，除去波動后，COMEX黃金期貨結算價格將由去年12月8日的每盎司1195美元降到今年8月左右的每盎司1035美元，并在明年2月底3月初緩慢上升到1049美元。美元的強勁表現會成為油價走強的最大攔路虎。由于美聯儲和日本央行[微博]及歐洲央行的政策分歧，美元會進一步上漲，且預期美元指數能上漲到100。如此，今年上半年油價跌破每桶50美元，一點不意外；對人民幣匯率而言；最近的人民幣貶值主要受內生性和外生性的貶值壓力。內生性貶值壓力來源于主因子和兩個輔因子。主因子是中國經濟進入換擋期，增速逐漸下行；兩大輔因子是外貿萎縮及央行強行壓低市場利率；外生性貶值壓力來源于美元指數的反轉，美國制造業逐漸繁榮，貿易復蘇良好，美元的強勢歸來。
　　美元指數反轉對地緣經濟的影響也顯而易見。石油價格的沖擊，讓能源大國俄羅斯面臨貨幣和財政雙重危機。歐洲央行與日本央行面對低迷的經濟采取放水措施，大大加速了美元指數的被動反轉，在歐洲，東歐的地緣政治正嚴重影響“歐洲的發動機”德國的經濟復蘇。此外，日本經濟由于美元制造業的復蘇也正在面臨出口競爭力的喪失。與此同時，低通脹將是歐洲和日本面臨的主要問題。
　　美元指數反轉加劇離岸人民幣匯率波動，直接影響了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今年國際市場可能出現“美元荒”。過去美元對外輸出途徑包括資本輸出和“石油美元”，如果2015年美聯儲加息將會降低美國貨幣供給、提高美國債券收益率、提高美元資產吸引力，引起國際美元回流美國。當前人民幣匯率一定程度上與美元掛鉤，因此人民幣大幅貶值的可能性較小，這將導致人民幣有效匯率上升，不利于我國的出口。近年來，外匯占款是我國補充流動性的重要因素，如果美聯儲未來加息，短期內可能導致熱錢從國內流出，從而加大我國境內市場的流動性壓力。還有，資金回流發達經濟體，對國內債市也弊大于利。美元走強可能會對國內流動性產生不利影響。這一輪強美元背后反映的是美國領先于其他經濟體復蘇，強美元并未存在抑制通脹而利好于我國債市的邏輯，反而會導致結匯意愿下降，進而導致外匯占款恢復偏慢，不利于流動性的恢復。另外，風險溢價上升，更使央行降息壓力加大。美元走強通常反映風險偏好下降,全球資產配置向安全資產回流。央行公開市場操作雖然可對沖資本流出所減少的國內貨幣供給,也很難對沖風險偏好下降帶來的風險溢價上升。
　　面對美元的強勢，我國應著力增加離岸人民幣吸引力，加強對“熱錢”和離岸人民幣流動的監測，提高股權融資比例，完善石油定價機制，穩定出口。
　　發展離岸人民幣債券市場，有利于拓展離岸人民幣投資渠道，增加離岸人民幣吸引力。離岸人民幣市場形成后，部分人民幣將會在境內市場和離岸市場之間相互流動，可能會削弱央行對貨幣量的控制能力，提高了國內宏觀政策的復雜性。“合成債券”借道美元FDI渠道將離岸人民幣搬回境內，如換匯規模過大則會在境外沖擊人民幣匯率，境內形成熱錢，所以，應加強監測。對已登記備案并接受監管的私募基金，可借鑒最近出臺的存款保險制度標準，將考慮投資者準入門檻放松至50萬元。為增強國內油價與國際油價的聯動性，完成與國際油格的真正接軌，不妨考慮適時調整國內原油的掛靠油種，逐步縮短國內油價調整的滯后期，將按月或數月調整改為按半月、按旬、按周調整，最終實現由滯后油價向實時油價的轉變。過去20年，美元匯率和中國出口之間存在較強的負相關關系。為了抵消美元指數變化對出口的不利影響，我國應及時調整外貿出口戰略，加快轉變貿易發展方式，全力提升我國在國際產業分工中的地位。通過積極構建和諧的雙邊及多邊經貿關系，為我國企業國際市場創造穩定可期的外部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