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國各公藏單位擁有古籍總量超過5000萬冊，需要修復的古籍約1500萬冊。一個較為熟練的專業古籍修復師最多一年修100冊，遠遠滿足不了需求。”古籍修復、碑刻傳拓專家，上海圖書館研究館員趙嘉福邊說邊灑水、鋪紙，隨后輕輕拿起墨包，小心翼翼地拓在一塊出土于成都杜甫草堂的唐代石碑上。1月15日，趙嘉福在四川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館展示的精湛技藝，為博物館工作人員和游客帶來了一場生動有趣的現場拓片教學。
　　據了解，近年來，我國采取多種措施加大古籍保護力度，但古籍保護與修復現狀仍然堪憂：很多珍貴古籍因為沒有足夠的資金和技術保障，保存環境堪憂；古籍修復和保護的專業人才因為工作枯燥、收入低、培養經費不足等而流失。
　　今年22歲的宋鑫，是杜甫草堂文物修復部門的一名工作人員，與媽媽歐萍從事同樣的工作。歐萍從事書畫裝裱和古籍修復已有20多年，幼教專業畢業的宋鑫卻是“半路出家”。“受媽媽的影響，我對這些散發著厚重歷史氣息的古籍從小就耳濡目染，較為了解。”2012年從成都大學畢業后，宋鑫前往南京莫愁古籍修復中心進修文物鑒賞與修復。2013年，宋鑫回到成都，在杜甫草堂和母親歐萍一同干起了古籍修復。一年多來，宋鑫和同事合作完成了綿陽等地圖書館館藏古籍修復工作，還和母親搭檔加入杜甫草堂博物館“草堂一課”的社會教育工作，為孩子們教授傳拓技藝。
　　“如今四川的高校沒有設立與文獻修復直接相關的專業，某些高校只開設了與文物保護和圖書檔案管理有關的理論課程，加之大眾不夠了解，文獻修復后備人才自然出現匱乏。”歐萍表示，文獻修復師是一個較冷門的職業，技術性強，入門也較難，從業者必須沉得下心、耐得住寂寞。
　　但就技藝而言，古籍修復沒有捷徑可以走，都是沿襲了千百年的手藝。據了解，修復工作中比較難的一道工序是“揭裱”，就是要把所有不是畫作本身的東西去掉，換上高強度且適合原作的紙張，原則上要做到“拿得上去，取得下來”。修復師要用雙手輕輕地一點點揭去已經破敗不堪的古畫原裝裱層，揭裱完成后的古畫僅余薄若蟬翼的“畫心”，像絲綢一般柔軟脆弱。這一過程往往要花去幾個小時，中間不能有任何停頓，稍有閃失就可能損毀原作。在旁人看來，可謂如履薄冰、步步驚心。“這其實是一項比較枯燥的工作，必須要靜下心來。”宋鑫說，心情不好的時候，自己和母親都不會去工作，必須保持心靜，摒除雜念，才能著手工作。
　　對于古籍修復現狀，早在2011年，四川省圖書館在全國較早開啟跨部門合作，與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館聯合申報四川省國家級古籍修復中心，共同開展古籍修復工作。即便如此，修復古籍的速度遠遠趕不上古籍破損的速度。據四川省圖書館副館長、四川省古籍保護中心副主任王嘉陵介紹，古籍修復耗時耗力、成本很高，很多縣級圖書館根本無法承擔古籍修復昂貴的“手術費”。
　　2008年，已經年過花甲的彭德泉，聯合幾個曾經長期在圖書館工作的朋友成立了四川西部文獻修復中心。6年過去了，當初僅有幾個人的小隊伍已經壯大為30多人的專業修復團隊，不僅在廣漢和成都建立了兩個總占地面積近500平方米的修復基地，10多家公共圖書館、博物館、大專院校等成為中心的合作單位，修復古籍4000多冊、碑刻拓片500多幅……2014年3月，四川西部文獻修復中心被四川省文物局授予“可移動文物修復二級資質”，成為全國為數不多的獲此資質的民辦文獻修復機構。
　　對于社會力量參與古籍修復，王嘉陵也表達了自己的擔憂：古籍修復對專業技能要求嚴格，社會機構修復技術水平良莠不齊，應對社會古籍修復機構進行統一規范管理。彭德泉也認為，國家在古籍修復方面的相關立法和管理制度還不夠完備，行業主管部門對民間古籍修復機構的管理也不盡完善，類似四川西部文獻修復中心這樣擁有修復資質，并且修復技術較為成熟的民營修復機構，在發展過程中也面臨諸多困難。“古籍修復僅僅依靠某個團隊的力量難以實現，需要全社會力量參與其中。”彭德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