擔保，是銀行系信貸業務中一個普遍性的安全設置，綁定這條“安全帶”，如同火燒連營典故中的安全索，一損俱損是其潛在的風險。而溫州的民營經濟正飽受這種風險的侵襲。
　　一名溫州當地司法機構人士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透露，溫州市政府今年計劃拆解7個擔保圈，有5個擔保圈拆解獲得重大突破，“可以稱是成功拆解。”

　　司法救贖：重整資產

　　具有當地官方媒體背景的新媒體APP“溫州金融”曾經發布過信息，當地總共28個擔保圈，截至今年六月底，牽涉銀行信貸資金507億元。此信息隨后被迅速刪除。有知情人士透露，這組數據來自當地金融監管機構，屬實。
　　溫州是率先爆出金融危機的區域之一。此后，擔保鏈危機，互保、聯保危局等消息從杭州、江蘇、上海等地紛紛浮現。
　　從監管層到銀行，擔保圈隱藏的風險已引起注意。7月底，中國銀監會下發通知，對聯保貸款進行規模限制，同時要求各銀行業金融機構在10月底之前，完成對擔保圈貸款的風險排查。
　　溫州的率先嘗試，成為了全國關注的樣本，一場疏堵結合的擔保圈危局化解之戰正在悄然打響。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從多名擔保圈處置的工作人員處了解到，拆解擔保圈是當地政府主要官員的重要任務之一，從市級到部分縣區，均有專門的工作組設置，小組成員由副市長到經信委、政法系統等人員組成。
　　“對擔保圈內的不良企業啟動司法重整是比較關鍵的一環。”一名司法系統的小組成員稱，對于問題企業，不是簡單的破產清算，而是各個部門參與協調，由法院主持，首先依法啟動重整，保留和提升有價值的資產、經營渠道等。
　　比如此前爆出牽涉11億互保資金的中城建設，其房地產城建的特級資質價值就達500萬，一旦破產，這部分價值就煙消云散。另外，該公司在全國范圍內還在建七八十個項目，一旦簡單的破產清算，就將成為爛尾。
　　“重整也只是一種依法斷鏈，真正救贖與幫扶脫套的，還得政府、銀行等機構和部門聯合協商。”前述司法界人士透露，計劃中拆解的7個擔保圈，由溫州市政府的主要官員負責協調。

　　華泰集團救贖案例

　　在擔保圈內操作比較成功的拆解案例，是瑞安的華泰集團。
　　瑞安華泰創建于1998年，是國內生產塑料薄膜的龍頭企業。根據當地人士的分析，由于近年來過度投資、異地建設廠房、企業整體搬遷以及經營管理不善等，華泰集團發生巨額虧損導致資金鏈斷裂，瀕臨破產。華泰集團在溫州14家銀行機構貸款融資共計4.09億元，涉及擔保企業5家，這5家擔保企業同業在行業內頗有影響力。
　　一旦華泰集團倒下，這5家擔保企業也將涉險，并引發更大范圍的擔保鏈危機。同時，該集團還為6家企業提供對外擔保，涉及金額2.84億元。
　　由此，華泰集團的資金鏈斷裂，讓11家企業被“套”進圈內。
　　華泰的“脫套計劃”經過5個月的醞釀開始成型。具體的操作方案是，5家擔保企業中的X集團有限公司、浙江Y電器有限公司分別承擔3000萬元、1500萬元負債，華泰集團原主要股東“凈身”退出。
　　華泰集團共有38名小股東，按原投資額得到重組企業46%的補償后退出，華泰集團股權由X和Y以外的剩下3家主要擔保企業整體收購，現股權轉讓手續已辦理完畢，融資銀行予以正常轉貸，涉及的兩家生產企業已恢復正常生產。

　　“358”嚴控授信濫用

　　在拆解擔保圈風險的同時，溫州對銀行融資擔保圈的循環形成，又啟動了防御措施。一個名為“358”的銀行聯合行動在多場探討后最終形成。
　　8月16日，溫州市在轄區內全面實施授信總額綜合管理機制，進一步防控多頭授信、過度授信、過度擔保等風險，對此下達了一個明確的指標，小微型企業授信銀行不得超過3家，大中型企業授信銀行不得超過5家，集團企業授信銀行不得超過8家，簡稱溫州“358”授信要求。各授信銀行在授信總額內對企業進行授信管理，引導企業合理控制對外融資擔保總額，實現銀企互動、共控風險。
　　這個指標的形成，實際上是擔保鏈危機拆解過程形成的行業性風險漏洞堵截，同時也揭示了這個在全國范圍內泛濫的擔保圈、聯保危情的形成邏輯。
　　比如，一家年銷售收入不到3000萬的企業，銀行業務人員為了能促成互保聯保交易，對外宣稱其銷售額超過1億，為其與其他企業建立互保關系。“如果市場運轉優良，這是沒有問題的，但現在對方資金鏈斷裂跑路了，銀行逼著互保企業還款。”與上述企業形成互保關系的企業主說。
　　互保企業原本經營狀況良好，但如果要還掉巨額的互保債務，很可能陷入困境。
　　“互保、聯保等擔保制度本身并不是主要問題，真正的危險是超過自身能力的過度借貸。”一位企業主稱。
　　“事發之前，一家企業到底有多少的授信額度，銀行間對此基本是無所顧忌。溫州的問題尤其嚴重，一些企業資產不過四五千萬，卻因為參與了多家銀行的互保貸款項目，最后拿到了數億貸款。” 溫州一國有銀行高管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經過這幾年的不良資產處置，這種問題越來越清晰的呈現出來，此前各家銀行都是埋頭發展業務，并未細致地觀察分析企業的具體授信額度問題。于是，各種亂象在不透明的狀態下不斷滋生。比如部分企業通過設立關聯公司互保、聯保套取貸款。
　　危機爆發后，表面看起來的優良企業，實際上融資能力杠桿化擴大，海量的貸款從銀行流出，但并不全部流向企業的擴大再生產或轉型升級，而是大部分流向了地產、礦產、期貨以及高利貸市場等獲利更高的投機領域。
　　“銀行不可能完全控制得了信貸的流向。”前述國有行高管感悟深刻。“溫州區域和國內大部分區域相比，信貸的額度往往超過2倍。實際上，授信過度縱容了企業對資金的揮霍投資使用。”
　　溫州當地一名金融監管人士透露，在危機剛發生之際，溫州曾經有過一場調查，溫州1100億民間借貸的總盤子中，僅有35%用于實業經營，其他基本都用于投機。“一旦國家對這種投機領域開始進行政策調控，投機就成了被擠壓的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