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達佩斯大飯店》結尾處，導演韋斯·安德森打出字幕說本片的靈感源自斯蒂芬·茨威格的作品。這位著名作家1881年生于奧地利的維也納，那是一個我們難以忘懷的太平盛世和黃金時代;1942年茨威格自殺于巴西。在他寫給前妻的最后一封信中，他確信這場戰爭還要持續多年，不知需要多少時間才能重返家園，作為一個歐洲文明的流亡者，紐約的喧囂，巴西的狂歡，這一切都使他心情無比厭倦。
　　《布達佩斯大飯店》承載的遠比它所表現出來的東西要多。習慣于安德森建構起來童話般世界的觀眾，很容易會被影片中那個行將消逝的美好所打動。但是這個童話世界是被虛構出來的，無論是現實世界中的布達佩斯大飯店，還是電影敘事中那個隱居于中歐白雪皚皚的山頂之上的療養院，它們的存在成為了那個野蠻時代中的最后一絲人性之光。這之后，當戰爭開始侵襲這座迷人的城堡，當納粹的殺戮開始踐踏文明，當布爾什維克要將其充公，電影中的布達佩斯大飯店最終的命運就是成為一座迷人的廢墟，供那些依然生活在戰前世界的落魄貴族回味著舊日世界的完整和秩序井然。這是一曲歐洲文明的挽歌，是美好童話的破滅，是昨日世界的重現，是搖搖欲墜的黃金時代精神的破滅。
　　從這個角度就不難理解導演會影片開篇設置的敘事圈套：因為這是一種講故事的藝術。用本雅明的話說，這也是一門已經失落的藝術，因為經驗已經貶值，戰爭、貧困、饑饉讓我們的經驗變得無足輕重，沉默不語，這門口耳相傳的講故事的手藝失傳了。影片開始于一位小姑娘去墓地獻花給《布達佩斯大飯店》的小說作者，稍后鏡頭切入1980年代的作家敘述：他告訴我們作家的想象力并非支撐寫作的唯一源泉，作家的寫作更多是源于別人講述的故事，“那個給他人講故事的人，也會收獲他人的故事”。鏡頭伴隨著回憶切入了1960年的布達佩斯大飯店中，年輕的作家(裘德?洛飾演)在此療養，遭遇到了飯店擁有者澤羅，后者主動請作家共進晚餐，講述了他當年(1930年代)在飯店擔任門童期間，發生在飯店的領班古斯塔夫(拉爾夫?費因斯飾演)上的傳奇故事。這種多重敘事不厭其煩地轉換，其實是一種逐層深入時代的獨特視點。也許開篇的這個敘事圈套與影片建構起來的主體敘事并無多大的關聯，但是這種講述故事的形式，讓我們意識到影片所具有的不同時代的多層體驗，可以讓我們意識到時代的不同氣質和特征。
　　安德森以往的影片總被認為是形式大于內容，但是《布達佩斯大飯店》讓我們看到了形式與內容之間強烈的互文性特征。形式大于內容的潛臺詞是形式為內容服務，但是這部影片中，形式與內容并非附屬關系，更像是互相詮釋和烘托的競爭者。影片屏幕的不同比例、精美無比油畫般的構圖、搖拍和平移鏡頭、童話般的布景、粉紅的色調、向好萊塢黃金時代的老電影致敬的橋段，無不隱含著影片對逝去的文明歲月的懷舊與感喟。
　　我們能注意到，為了制造不同年代懷舊氛圍，安德森采用了三種不同比例的屏幕對比致敬歐洲的輝煌歷史。故事開始的墓地場景采用的是現在普遍流行的1.85:1，而當時間退至60年代，16:9的經典銀幕比例讓畫面呈現出一種寬闊的單調。電影的大部分故事發生在30年代，1.37:1幾近正方形的效果，讓人們情不自禁地回到了好萊塢的黃金年代。影片給人印象較深的地方還在于，為了營造出一種油畫般的布景，伴隨著著固定鏡頭，出現了無數的“框架”構圖，除了本身就是一個畫框，還有作為重要線索的《拿蘋果的男孩》的名畫，監獄窗口、汽車窗口、井蓋、門窗、火車車窗、地下室出口、纜車窗口、教堂懺悔室的窗口、電話亭的窗口，這些框架加上固定鏡頭總能將觀眾的視線引向框架內的人物，就好像在窺視人物，又好像讓我們欣賞一個過去時代框定在畫框中的場景。
　　至于影片中的人物角色，我們已經習慣了安德森采用全明星陣容——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安德森的每部電影都會有這么多明星來客串出演，他們出現大都只有寥寥無幾的鏡頭，但是他們似乎都樂在其中。我只能將此解釋為，一個風格化如此強烈的導演，一個對敘事的掌控如此細致入微的導演，就算飾演一個微不足道的小角色，也同樣成為一種不可或缺的樂趣。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導演影片向逝去的文明致敬，而這些屈尊甘當小角色的大明星向一位具有人文情懷的大導演致敬。當然，他們的表演都可圈可點，我們能夠認出只有短短幾場戲，化妝成八十多歲貴婦的女王蒂爾達?斯文頓么?古斯塔夫與她分別的那場戲堪稱完美，聊聊幾句對白，讓我們感受到了虛榮與優雅、濃濃愛意與虛情假意的對比。當我們才感受到古斯塔夫的虛偽和矯揉造作，又領略到了他的敬業、對藝術的喜愛，對浪漫主義詩歌的熟稔、對一種貴族文明的堅守——正是最后這點導致了他的死亡，為了拯救自己的門童，他毫無畏懼地對抗納粹的暴力。影片結尾時，當年的小門童繼承了他的財產，擁有了布達佩斯大飯店，把古斯塔夫的故事講述給了作家時，他概括這位布達佩斯大飯店的傳奇“小人物”：“說實話，我覺得他的世界，早在他步入之前已經消逝了，但是毫無疑問，他用他超凡的魅力維持了這種假象。”
　　在這個野蠻的屠宰場里，的確殘留著曾被稱之為“人性”的文明之光，古斯塔夫是這樣，布達佩斯大飯店是這樣，甚至茨威格與本雅明的自殺都是因為他們曾經見證過這樣一個黃金時代存在過，所以他們無法忍受失去他們的時代，無法忍受眼睜睜看著他們熱愛的文明被摧殘和毀滅。我清晰地記得茨威格在的他的自傳性寫作《昨日的世界》中，1914年以前，世界是屬于所有人的，人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在哪里待多久就待多久，不需要許可證和簽證，也沒有刁難，那些國境線不過是一些象征性的邊界。隨著一戰、二戰，這一切都變了：“后來我才感覺到，人的尊嚴在我們這個世紀失掉了多少。我們年輕時曾虔誠地夢想過我們這個世紀會成為自由的世紀，成為世界主義即將到來的時代。”這個世界失常了，這個夢想中的自由時代已經煙消云散，只能存在于遙遠的故事和童話中。從這個意義上說，《布達佩斯大飯店》所昭示的真理只有一個，童話越美好，現實越殘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