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本是一個讓銀行員工頗為“敏感”的日子，這一天正值月末、季末、年中三點交匯，按照慣例，銀行在這一天忙著“沖時點、拉存款”。而正是這一天，銀監會宣布對商業銀行存貸比計算口徑進行調整，這個消息讓市場有些猝不及防，但又在意料之中。
　　日歷往前翻至1995年，作為商業銀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的四大指標之一，“存貸比”被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簡稱《商業銀行法》），沿用至今的同時，飽受詬病。
　　“在管控流動性風險、控制信貸過快增長和維護銀行體系穩定方面，存貸比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隨著商業銀行資產負債結構、經營模式和金融市場的發展變化，存貸比監管也出現了覆蓋面不夠，風險敏感性不足，未充分考慮銀行各類資金來源和運用在期限和穩定性方面的差異，難以全面反映銀行流動性風險等問題。”銀監會亦清楚地認識到存貸比的局限性。
　　近年來，業界對放松或取消存貸比指標的呼聲不斷，但一直未有明顯進展。此次，銀監會宣布，在不改變存貸比算法的前提下，調整存貸比的計算幣種口徑；另外，對存貸比的分子（貸款）、分母（存款）項進行調整。業界普遍認為，此次調整有助于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但由于調整力度低于預期，實際效果較為有限。
　　只是微調存貸比指標，并不能讓市場滿意，市場上廢除此指標的呼聲再起。去年兩會時，全國政協委員、銀監會原主席劉明康曾有過表態，他認為，存貸比考核制度確實有需要完善之處，但取消存貸比還不現實。從監管層近年來的舉動來看，對存貸比的調整將一直走漸進式路線。

　　銀行員工“生存狀態”改善

　　存貸比指標的存在，意味著銀行要想擴大貸款規模，就必須吸收更多的存款，但資本金、發債、同業存款等都不符合存貸比計算要求，商業銀行只能拼命地吸收存款，“攬儲”漸漸成為銀行身上背負的沉重壓力。
　　這種壓力也傳導至一線銀行員工身上，來自中國銀行業協會最新數據顯示，截至去年底，銀行從業人員已近335萬人，在存貸比的“緊箍咒”下，這其中的大部分人都背負上“存款”包袱。
　　一位城商行人士告訴時代周報記者，他所在的銀行，即使是剛進銀行工作的柜員也承擔一定的攬儲任務。不過，新柜員的任務量只是50萬元，相對較輕松，每到月末、季末、年末時通過求助家人、朋友還是可以完成的。銀行的晉升雖然考慮員工的綜合指標，但是攬儲能力顯然是重要的考核項目，從柜員轉至客戶經理，至少要攬儲2000萬元，而客戶經理則肩負更重的攬儲任務。一位股份制銀行派遣員工則告訴時代周報記者，如果想轉為正式員工的話，他必須要在一個季度內完成日均存款額千萬元以上。
　　“為保證月末、季末貸存比能夠達標，銀行要么在月末減少理財產品發售，要么將理財產品的到期日設定為月末或季末，以便讓這些理財資金屆時能夠回到存款賬戶促成貸存比達標。”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曾稱，這實際上造成了存款人的利益受損。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則表示，“存貸比的約束，使‘存款立行’成為普遍經營戰略。攬儲文化催生了一系列資金掮客“買存款”的現象，鼓勵了銀行客戶經理的機會主義行為，滋生了腐敗和套利。”在她看來，存貸比還催生了銀行在關鍵時點“沖存款、繞貸款”的所謂金融創新，“沖存款”的行為，導致了M2的波動，增加了央行貨幣調控的難度。
　　事實上，對于控制金融風險、約束商業銀行放貸行為，存貸比的存在曾經發揮積極作用。魯政委曾經作出這樣的評價，“當時引入貸存比實際上是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使銀行獲得了更大的經營自主權，啟動了此后波瀾壯闊的中國銀行業的自主經營進程”。
　　魯政委認為，在《商業銀行法》頒布之前，人民銀行對各家銀行信貸實行指令性計劃管理，資金主要由人民銀行通過再貸款撥付。《商業銀行法》頒布之后，貸存比等四大指標被引入，成為了人民銀行推行“資產負債表比例管理”、使經濟調控由指令性計劃管理轉為“間接調控”的抓手。
　　這種“比例管理”，不僅使得當時新設立的股份制銀行獲得了快速成長的機會（當初的中小金融機構，而今已成長為國內的中型乃至大型銀行），更是啟動了國家專業銀行（四大國有銀行的前身）自主經營的商業化進程。當時，在調節銀行信貸、控制流動性風險方面，存貸比都是簡潔而有效的指標。
　　但在這十九年中，宏觀經濟環境已經發生變化，存貸比指標已漸漸顯得不合時宜，其作為監管指標的作用逐漸遞減，并對銀行業經營、金融改革、利率市場化等形成制約，由存貸比引發的銀行間“攬儲大戰”更是備受外界詬病。
　　而 “存款”問題，只是存貸比缺陷的其中一方面。銀監會相關負責人也于日前表示，從國內外實踐來看，存貸比在管控流動性風險、控制信貸過快增長和維護銀行體系穩定方面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隨著商業銀行資產負債結構、經營模式和金融市場的發展變化，存貸比監管也出現了覆蓋面不夠，風險敏感性不足，未充分考慮銀行各類資金來源和運用在期限和穩定性方面的差異，難以全面反映銀行流動性風險等問題。

　　“松綁”存貸比

　　近年來，業界對取消存貸比指標的呼聲不斷，存貸比的存與廢也成為爭論的熱點。
　　吳曉靈就曾經多次建議，存貸比指標監管和貸款規模控制扭曲了商業銀行經營行為，不利于流動性管理和金融穩定。應盡快啟動《商業銀行法》的修訂工作，取消存貸比指標限制和貸款規模控制。不過，吳曉靈亦表示，考慮到修法的程序安排，在《商業銀行法》對存貸比指標暫沒有取消之前，應盡快改變商業銀行存貸比的計算口徑。
　　6月30日，銀監會發布《關于調整商業銀行存貸比計算口徑的通知》（簡稱“《通知》”），這被外界視為存貸比指標調整的新轉折點。
　　《通知》提出，在不改變存貸比算法的前提下，調整存貸比的計算幣種口徑，另外，對存貸比的分子（貸款）、分母（存款）項進行調整，其中，分子扣除6項、分母增加2項，7月1日正式實施。
　　從計算幣種口徑來看，銀監會表示，目前的存貸比監管按照本外幣合計口徑進行考核，調整后將對人民幣業務實施存貸比監管考核，本外幣合計和外幣業務存貸比作為監測指標。對此，銀監會認為這一調整符合我國現行法律法規，也符合第三版巴塞爾協議和《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辦法（試行）》關于對重要幣種流動性風險單獨管理的要求。同時，對本外幣合計和外幣業務存貸比實施監測，可以防范通過本外幣轉換進行監管套利等問題。
　　而業界更為關注的是存貸比分子、分母項的增減情況。按照《通知》，在計算存貸比分子時要扣除以下6項：支農再貸款、支小再貸款所對應的貸款；“三農”專項金融債所對應的涉農貸款；小微企業專項金融債所對應的小微企業貸款；商業銀行發行的剩余期限不少于1年，且債權人無權要求銀行提前償付的其他各類債券所對應的貸款；商業銀行使用國際金融組織或外國政府轉貸資金發放的貸款；村鎮銀行使用主發起行存放資金發放的農戶和小微企業貸款。
　　從分母項調整來看，在現有計算口徑基礎上增加銀行對企業、個人發行的大額可轉讓存單，以及外資法人銀行吸收的境外母行一年期以上存放凈額。銀監會相關負責人介紹，“企業和個人的大額可轉讓存單是銀行的穩定資金來源；外資法人銀行相當一部分資金來源于母行存放，將其中一年期以上存放凈額計入，可以促進外資銀行充分運用境外母行提供的穩定資金拓展業務，支持我國實體經濟發展。”
　　同時，銀監會相關負責人表示，銀監會將觀察存貸比計算口徑調整對銀行經營行為和金融市場的影響，對于存貸比出現異動的銀行，將視情形采取相應措施，防止監管套利。

　　“微刺激”政策再加碼

　　南方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師楊德龍向時代周報記者表示，此次監管層對存貸比計算口徑調整，主要是為了向市場釋放流動性，支持實體經濟，這也是“微刺激”政策的一部分。
　　今年以來，“微刺激”政策不斷向實體經濟傾斜。4月份以來所召開的8次國務院常務會議連續推出一系列穩增長措施，如加大棚戶區改造力度、擴大小微企業減稅、擴大出口退稅、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等。民生證券分析稱，銀監會此次調整存貸比是“微刺激”第三波，有利于降低“三農”、小微等部門的融資成本，助力經濟結構轉型。
　　而為了響應國家定向調控及微刺激政策，央行今年先后在4月和6月兩次實施“定向降準”措施，鼓勵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將資金更多地配置到實體經濟中需要支持的領域，為小微企業等輸血。
　　業界普遍將此次存貸比調整，視為對央行定向降準政策的深化和擴展。楊德龍認為，此次存貸比調整反映了市場的大趨勢，此前，央行采取靈活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改善經濟狀況，刺激經濟回升，而存貸比政策調整是和央行的寬松政策相配套的。
　　前幾日，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2014年第二季度例會認為，當前我國經濟運行仍處在合理區間，金融運行總體平穩，物價基本穩定。經濟金融結構開始出現積極變化，但所面臨的形勢依然錯綜復雜，有利條件和不利因素并存。國際經濟形勢和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出現分化，發達經濟體積極跡象增多，部分新興經濟體增速持續放緩。例會強調，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靈活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保持適度流動性，實現貨幣信貸及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
　　包括海通證券、國泰君安等在內均認為，此次存貸比額調整能夠降低“三農”與小微企業的融資成本。海通證券則認為，存貸比調整是寬松政策進一步加碼的體現，未來存貸比的解鎖成為趨勢，因而信貸增長將逐漸從銀行信貸供給能力轉向實體經濟的信貸需求意愿。存貸比調整有助于引導非標融資重回表內，降低貨幣利率以及實體經濟融資成本。國泰君安則認為，作為定向貨幣寬松的一個后續政策，會使更多資金流向“三農”與小微企業，并將降低他們的融資成本。

　　實際效果有限

　　銀監會相關負責人明確表示，此次調整方案未改變存貸比的基本計算規則，簡單易行，從定量測算結果看，有助于商業銀行將更多的信貸資源用于支持實體經濟。那么，此次存貸比調整，對實體經濟的幫助有多大？
　　時代周報記者聯系原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發展室主任，著名經濟學者易憲容，雖然目前身在國外，但他對存貸比調整一事依然關心，連續多次撰文陳述自己的觀點。在他看來，此次存貸比計算口徑調整實際效果不大。
　　“這些政策的調整看上去是很好，即在不全面放松貨幣政策的基礎上，提高了商業銀行的放貸能力，同時該政策也向市場透露出政府信貸政策的適度放松，而且信貸政策的適度放松也十分具體及有針對性，表面上也有利于支持國內實體經濟發展。但這種政策的實際效果則是十分有限的。”易憲容指出。
　　他認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商業銀行存貸比為65.9%，與75%的上限尚有不小的距離。而且當前受到存貸比限制只是那些較小的農村合作銀行及城市商業銀行。這些銀行本來債權業務的風險就很高，如果讓其貸款業務更加擴張，那么其風險可能只會增加。而對于國內幾大銀行來說，不僅占有國內整個銀行市場過高比重的存款業務，而且這些銀行存貸比調整對其根本上就沒有影響。因為這些銀行要達到《商業銀行法》所限制的存貸比規定還是較遠的事情。”
　　據時代周報記者從銀行人士處了解到的情況來看，此番存貸比調整，對不同的銀行而言影響程度不一。一方面，要看各家銀行的存貸比指標高低；另一方面，要考慮扣除的分子項和增加的分母項占銀行業務比重的高低。
　　一位不愿具名的國有銀行人士向時代周報記者表示，此次存貸比調整對其所在的銀行影響有限，因為吸儲能力較強，該行的存貸比離75%的紅線還有距離。而一位地方農商行人士則表示，因不處在農業發達地區，其所在銀行的“支農再貸款”等業務比重本身就較低，加之存貸比寬松，此次調整對他們影響很小。
　　平安證券亦認為，此次存貸比指標調整的政策效應有限。原因在于，首先，存貸比并不是限制我國商業銀行貸款業務的主要因素，除此之外還有央行信貸額度和資本充足率等指標；而且，目前存貸比接近75%上限的多為股份制銀行和規模相對較小的城商行等，騰挪出信貸額度后能夠釋放的流動性也相對有限；另外，即便三農和小微企業貸款不納入存貸比口徑，商業銀行出于風險控制的考慮，也難以將大量資金投向這些領域。
　　申銀萬國認為，從分子來看，扣除的前三項原本就扣除，不過支農、支小再貸款與相關專項金融債的規模未來可能進一步擴大。其余三項中，“商業銀行發行的剩余期限不少于1年，且債權人無權要求銀行提前償付的其他各類債券所對應的貸款”被從分子中扣除給市場留下的想象空間較大。
　　民生證券預計，縮分子的規模總體和預期基本一致，但擴分母的規模僅包括大額可轉讓存單和外資法人銀行吸收的境外母行一年期以上存放凈額，大概率低于同業結算存款的規模。
　　此前，包括吳曉靈等在內的業界人士提出的“將同業存款計入存貸比分母”的建議，此次未能實現。銀監會研究局副局長李文泓在記者會上表示，之所以最終未將同業存款納入分母項，是考慮銀行的同業存款資金不穩定，有一定風險，不適合放入分母。而列入分母項的大額可轉讓存款雖受業界關注，但由于還未開始發行，最終額度情況還不明晰。總而言之，本次調整力度低于市場預期。
　　而對于銀行而言，“拉存款”的日子并未結束。按照申銀萬國預測，本次存貸比調整預計釋放貸款額度在4000億-20000億之間，各銀行本身釋放的額度就不多，分行、支行層面則少之又少。
　　某股份制銀行辦公室總經理告訴時代周報記者，“實體經濟很難做，貨幣總量很大，但很難進入實體經濟，對銀行的存貸比規定得很死，對銀行尤其是大銀行，這種約束是很要命的。存貸比下調只要是對總行層面的影響，對于基層單位沒什么影響。因為對于基層單位來說，相關的吸存任務都是年初就定下來的，任務也比較重，不會作相應的調整，所以短期內不會對基層有什么影響。”
　　上述辦公室總經理還表示，“我們作為一家規模不算很大的股份制銀行，存貸比大概是65%左右，離政策紅線還是有一定的距離。據我所知，國內大部分銀行的情況實際上也是相對樂觀的，因此這次調整影響比較少，不應高估調整的效果。”
　　據時代周報記者不完全的統計，截至今年一季度上市銀行的季報，存款規模在10萬億元以上的中、農、 工、建四家大型銀行，其存貸比離75%還有相當距離，比如，農行甚至只有60%。而接近撞線的招商、中信、交通等幾家銀行，存款規模都不足5萬億元。相應的，商業銀行整體存貸比在今年一季度僅有65.9%。

　　調整將走漸進式路線

　　只是微調存貸比指標，并不能讓市場滿意，市場上廢除此指標的呼聲再起。去年兩會時，全國政協委員、銀監會原主席劉明康曾有過表態，他認為，存貸比考核制度確實有需要完善之處，但取消存貸比還不現實。從監管層近年來的舉動來看，對存貸比的調整一直是漸進式的。
　　實際上，包括“支農再貸款”等在內的幾個分子項，監管部門在近幾年內已陸續出臺相關政策，在業界看來，此次存貸比調整有“新瓶裝老酒”的意味，或許體現了監管層循序漸進的意圖。
　　早在四年前，“支農再貸款”就已經不再被納入存貸比監管指標考核中。2010年7月，“一行三會”曾發布《關于全面推進農村金融產品和服務方式創新的指導意見》，《意見》的第十四條提出，“對于支農成效顯著、風險控制能力強、推動農村金融產品和服務方式有特色的農村信用社，不將支農再貸款納入存貸比監管指標考核，優先將其改制為農村銀行類機構。”
　　不僅是“支農再貸款”，在“三農”專項金融債所對應的涉農貸款方面，去年9月，在銀監會《關于商業銀行發行“三農”專項金融債有關事項的通知》中，允許“商業銀行以“三農”專項金融債募集資金發放的涉農貸款，在計算存貸比時允許在分子項中扣除，并以書面形式報送屬地監管部門。”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和郵政儲蓄銀行申請發行“三農”專項金融債，由銀監會受理、審查并決定；城市商業銀行和農村商業銀行申請發行“三農”專項金融債，由屬地銀監局受理并初步審查，銀監會審查并決定。
　　另外，2011年中，銀監會《關于支持商業銀行進一步改進小企業金融服務的通知》的第八條提出，對于風險成本計量到位、資本與撥備充足、小企業金融服務良好的商業銀行，經監管部門認定，相關監管指標可做差異化考核，其中，對于商業銀行發行金融債所對應的單戶500萬元（含）以下的小企業貸款，在計算存貸比時可不納入考核范圍。由此來看，這四個分子項調整實際上是對近年來陸續出臺的政策的進一步落實。
　　除了在政策上對存貸比政策進行微調之外，近年來，監管層對銀行的存貸比指標考核或有所放松。一位銀行業內人士向時代周報記者透露，“以前超過存貸比，監管部門處罰力度很大，現在只是進行口頭提醒。”
　　魯政委認為，單純的存貸比指標的調整，并不會讓銀行業因此就額外增加多少融資，但卻能夠鼓勵融資走“貸款”的正路，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弱化影子銀行的發展動力。
　　時代觀察:銀行改革在微調中審慎前進

　　僅僅對存貸比的計算口徑進行微調，顯然是不夠的。
    細心的人可以發現，在銀監會公告里，曾兩次提及《商業銀行法》。一句是，“銀監會高度重視改進存貸比監管的相關工作，一方面積極推動立法機關修訂《商業銀行法》，另一方面不斷完善存貸比監管考核辦法”。另一句是，“中長期，銀監會還將繼續積極推動并配合立法機關修訂《商業銀行法》。”
　　與存貸比指標的命運差不多，1995年頒布的《商業銀行法》，因部分規定滯后于商業銀行的改革發展和監管實踐，業界對修改《商業銀行法》的呼聲一直很高。雖然2003年時，《商業銀行法》曾修訂過，但時隔十一年，“商業銀行法有許多條款與當前金融實踐脫節，許多立法上的空白點需要填充，許多不適應的規定需要刪改。”盛京銀行董事長張玉坤公開表示，與他持相同意見的，包括招商銀行前行長馬蔚華、前央行副行長吳曉靈等。
　　對于放松、廢止存貸比和修訂《商業銀行法》等法律法規，雖然外界呼聲高，但監管部門的“糾偏”工作仍審慎進行。不過，樂觀一點來看，正如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所說，“雖然沒有完全廢除存貸比，但是改革只要在方向上是正確的，每一步都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