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稱為“京城第一玩家”的王世襄先生，彈琴、抄書、琢磨家具、漆器、銅爐，養鷹、馴狗，逗蛐蛐兒、養鴿子，無一不通，無一不精。他是我國著名的文物專家、學者、文物鑒賞家和收藏家，中國文物界里程碑式的人物，其在中國傳統文化和中華民間游藝研究上學識淵博，見解獨到精深，在國際上享有盛譽。
　　2013秋拍中國嘉德為紀念其百年誕辰，特地以“錦灰集珍”為名，就其所藏的工藝品與古籍文獻推出2個拍賣專場，其中所涉及的藏品品類廣泛，讓我們可以多側面地了解王世襄先生的收藏。

　　家具：琴案+畫案

　　在中國古董家具收藏領域，王世襄先生可謂無出其右的專家。嘉德秋拍中推出2件黃花梨家具：一件是1945年自渝返京后最早購得的黃花梨琴案，乍看是平淡無奇的明式平頭案，但案面兩端大邊內各開一個長方孔，假如放把古琴在案上，琴首和下垂的軫穗正好被收入孔中。琴案為夾頭榫結構，紋理美觀。案面獨板，光素刀牙板，其結構造型樸質簡練，是十分標準的明式家具制式。專家透露，當時王世襄先生的夫人袁荃猷學琴，拜古琴國手管平湖先生為師，為此專門制作琴案，且在管先生的指導下完成改制，供兩人對彈，可研習指法，符合管先生認為的最佳琴案標準。之后管、袁彈琴都用此案，還被其他琴家張伯駒、鄭珉中、楊葆元、吳文光、査阜西、楊新倫、溥雪齋、潘素、沈幼、白祥華等先生撫弄彈奏過。
　　還有一件是他1995年與古典家具名家田家青先生一起設計打造的花梨木獨板大畫案。專家認為這件拍品有諸多優點：一、大案為明式，但在明式家具的基礎上更加簡潔，所謂“世好妍華，我耽拙樸”，這就是王先生審美精神的體現；二、尺寸壯碩，案面厚近八公分，案腿粗壯，重量超過600斤；三、牙子方材，兩端不加堵頭，比例得當，簡潔明了，既有古意，又有強烈的時代感。

　　文房：銅爐+筆筒

　　王世襄的銅爐收藏也是一絕：2010年匡時5周年秋拍曾推出王世襄藏銅爐專場，成交率高達100.00%，成交額則為9844.8萬元。專家透露，王世襄先生對銅爐的情結，源于老鄰趙李卿先生的熏陶。趙李卿先生為民國時藏爐大家，而此次征集的4具銅爐，皆為趙李卿舊藏，包括明末清初“爇名香兮讀楚辭”款沖天耳三足爐，王世襄先生主要用作書齋清供；明末清初“玉堂清玩”款戟耳爐，是李卿丈所藏二三十座戟耳爐中的第一，常置夫人案頭，朝夕爇香餅；另有明末清初“澹庵”款沖天耳三足爐以及明末清初“思山”款橋耳三足爐。
　　至于王世襄先生所藏的明·紫檀天然形筆筒，體型接近橢圓，癭節孔穴，錯落有致，宛若天生，久經摩挲，圓潤無比。專家表示，筆筒只要不經車旋，造型不規則乃至畸形的，就可稱為“隨形”或“天然型”。王先生在《自珍集》中說道：“以予所見天然形筆筒，未有更出其右者。”這件筆筒因此緣由而被買下，并且放于花梨木獨板大畫案上使用。

　　鳥蟲：葫蘆+鴿哨

　　這次專拍中最迷人的，是先生關于葫蘆、鴿哨的收藏。他著有《說葫蘆》、《中國葫蘆》等書。如晚清官模子蟈蟈葫蘆四具是《說葫蘆》一書中著錄的；更有咸豐·三河劉棒子式小蟈蟈葫蘆成對、三河劉和尚頭式高身油壺魯葫蘆、文三火畫山水三河劉蛐蛐葫蘆、三河劉和尚頭式油壺魯葫蘆、干黃倒栽油壺魯葫蘆等，為多種鳴蟲用具。葫蘆中還有養鷹家專用的清·紫紅鷹水葫蘆兩具。
　　北京盆罐被秋蟲的養家所看重的有兩大系列，即“萬禮張”與“趙子玉”。萬禮張盆制于明代，底平無足，即所謂“刀切底”。王世襄先生所藏明·萬禮張盆、棗花過籠及蜘蛛水槽便彰顯此點。趙子玉罐雖名色紛繁，其共同特征是澄泥極細，蓋腔相扣，嚴絲合縫。
　　王世襄先生在《北京鴿哨》前言中稱鴿哨是北京的情趣，不知多少次把人們從夢中喚醒，不知多少次把人們的目光引向遙空，又不知多少次給大人和兒童帶來了喜悅。民國“鴻”字紫漆鴿哨十一眼五對及“祥”字紫漆鴿哨十五眼一對是王世襄先生鴿哨中的佳品。而民國“文”字葫蘆一對及截口三對，哨口后額(即哨口的上部，通稱“后腦門”)圓渾，一順而下，殆取流線型之意，與音響雖關系不大，但可減少氣流阻力，減輕飛鴿負荷。這是“文”字制哨的特點。民國“祥”字王世襄火繪草蟲葫蘆八支，大小不一，其上為王世襄先生火繪的蜘蛛、螞蚱、蝴蝶、蜜蜂等動物，擬沒骨之意味，有形神兼備惟妙惟肖的整體效果。從中可見，搶救復興觀賞鴿是王世襄先生的一個未了的心愿。

　　藏書：職業+興趣

　　這次“錦灰集珍”最大的發現，是王世襄先生的藏書。據嘉德古籍善本部總經理拓曉堂稱，世襄先生的藏書三百八十部有奇。另據世襄先生的《已鈔書目》一冊，內記已有抄書600余部，和之此前、先有和未見者，總數已逾千種。他指出，世襄先生一生的第一個職業，不是研究書畫、木器家具、銅爐竹器、葫蘆鴿哨之類，而是古籍文獻。世襄先生1941年燕京大學畢業之后，赴四川李莊，輾轉為梁思成接受，成為中國“營造學社”的助理研究員，具體工作就是“營造學社”的圖書館管理員。整理編輯營造學社所藏古籍文獻資料，此即世襄先生所從事的第一個職業，也是先生日后研究文物成一代絕學的理論和資料基礎。
　　拓曉堂還表示，王世襄先生的藏書承繼明清以來蘇浙鑒賞一派藏書家傳統，重在賞玩，包括傳本罕見，即所謂傳世秘本，精鈔精印流傳有序者，這就是先生藏書的特色。如1959年張衡(蔥玉)先生轉讓給世襄先生的《續書畫題跋記》(《自珍集》第177頁)，世襄先生嘆稱此本為“稀有之書”。這類資料鮮見，鈔工極精的藏本，賞玩價值極高，是明清之際蘇浙鑒賞一派藏書家心儀把玩之物。他還指出王世襄先生的鈔本書，封面或用乾隆高麗發箋，瓷青紙等，內以“暢庵鈔存”專用抄書稿紙，兼有世襄先生手校、或夫人袁荃小楷校字，配以民國間盛行的插套式書套，書套世襄先生正楷題寫書名，一望既知其考究之物。
　　他還指出，王世襄先生終未成一代著名的書畫鑒定大師，也未成為著名的書畫理論大師，但先生在此方面的努力和所下的功夫，令人感慨萬千。先生為研究書畫之基礎而讀詩詞，收明清各家詩詞版本50余部，如明刻本《杜工部集》；為研究畫史畫論，收各類書畫論著、書畫目錄就有180余部，如清刻本《聵聵齋書畫記》、舊抄本《繪事瑣言》等。其他關于竹刻、木器漆器之類的書籍，各成規模和系統，堪稱一個文玩專業文獻資料的圖書館。深沉的文物文化積淀，系統的專業文獻和資料，這些藏書無疑對世襄先生后來數十年的文物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幫助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