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政府的作用應該是什么？市場又該發揮什么作用？政府和市場之間應該是怎樣的一種關系？本文將討論這些問題。
1.多邊國際合作
國際金融環境的不穩定給后起貨幣的國際化帶來風險，單極向多極國際貨幣體系的平穩過渡需要多邊的國際合作。
人民幣國際化對中國而言是機遇和風險并存的。我國學者關于政府是否需要主動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存在很大爭議。爭論的實質在于人民幣國際化是幫助中國規避國際貨幣風險還是導入國際金融風險。
人民幣國際化最關鍵的一步是資本項下的完全可兌換。但是目前發展中國家和中國的實踐經驗表明：在國際貨幣金融環境不穩定背景下，資本賬戶的開放將導入更多金融風險，金融危機爆發的概率也將急劇增加。前世界銀行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就指出，“中國不應追求成為國際儲備貨幣，資本賬戶開放是自毀長城”。
國際貨幣與金融環境的不穩定將顯著影響中國政府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信心和決心。或者說，人民幣國際化的成功不僅取決于我國政府相關政策組合及其推進次序的合理性，而且取決于國際貨幣金融環境的穩定性。一個波動不定的國際金融環境使后起貨幣的國際化征途走得更為艱難。日元的失敗與歐元區在這次金融危機中受到的重創，都證明了這一點。因此對于剛剛邁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的中國而言，人民幣國際化需要格外審慎。
國內外主流經濟學家大都認為國際貨幣地位的形成是市場選擇的結果。目前支持多極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改革方案大都認為，多極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形成取決于大國政府（主要指中國政府）的意愿與市場的選擇。他們并未考慮國際社會是否需要為多極儲備貨幣體系的形成做些什么。
IMF前總裁康德蘇牽頭的皇宮創議（2011）提出“如何以多邊的方式促進儲備貨幣的多極化，避免官方儲備變動引起私人投資組合的不穩定變動”作為未來需要研究的重大課題。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國際經濟部主任Paola
Subacchi曾經表示，國際社會需要通過政策合作來管理從單極走向多極儲備貨幣體系的過渡期。但是對如何通過國際合作實現平穩過渡，他們并沒有提出具體意見。這是需要我們加強研究并予以倡導的。
2.政府轉變職能
行政管制型金融體系需要政府轉變職能，實現經濟金融轉型，才能有序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就中國而言，人民幣國際化顯然需要政府主導。這是因為人民幣國際化需要以健全有效的金融市場體系為基礎。政府職能的轉換，即從金融資源的行政壟斷和配置到保護最終債權人和投資者權益的有效金融監管，是建立健全有效金融市場體系的前提條件。
不少學者和金融機構的經濟學家一說起人民幣國際化，就要求資本賬戶開放。似乎是資本賬戶一放就靈。他們認為開放有助于促進改革。
我個人并不十分認同以開放促改革的思路。人們通常認為，外資金融機構的進入可以推動改革，但事實卻令我們失望。加入WTO后我們以商業銀行股權引入外資金融機構作為戰略投資者。雖然外資銀行參股從銀行內部管理體制和管理技術等方面提高了商業銀行的現代化水平，但是利率市場化改革和銀行服務業對外資和民營資本的開放受到強勢利益集團的阻礙。當外資金融機構無法參與金融機構重大決策，無法改變銀行業經營環境時，他們也就從戰略投資者變成了戰略投機者，成為特權利益集團的一個組成部分，成為中資銀行壟斷利潤和政策性利差補貼的分享者。當未來盈利空間收縮時，他們就兌現豐厚的利潤，將股份一拋了之。美國銀行拋完建行股票，匯豐轉售平安保險都是如此。
加入WTO十余年，金融體系并無重大變革。最后我們發現，開放事實上并沒有促進改革，只有危機才能促進改革。在內部金融體系存在巨大扭曲時，只有改革才有助于開放，不改革的開放只會引來更多的投機者，引爆金融危機的導火索。中國的改革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最高決策層的政治意愿。隨著危機因素的增長，不改革的成本與日俱增，改革的阻力相對減弱。啟動改革的時間窗口就此打開。把握這樣的機會，在正確的改革理論指引下，我們就可以適時推進改革并取得成功。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其不可持續的性質已經日益顯現。這一時期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和路徑的選擇有其內生性質，一定程度上是前30年的工業化戰略與后30年改革開放政策共同決定的。因此，未來10年中國經濟金融的轉型本質上需要對已經實施了60年余年的基本政策做出重大調整。這種經濟金融轉型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內在修為，而人民幣國際化只是成功的經濟金融轉型的外在表現。
我國長期實施的金融抑制政策，其主要功能是為工業化提供廉價資本。基本特征是政府壓低利率或資金成本，并通過行政干預或產業政策將低成本資金配置給特定產業和企業。抑制型金融體系主要通過低利率信貸規模的擴張支持制造業、房地產業和政府基礎設施領域的增量投資。其積極作用在于促進了工業化戰略的成功和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但是人為維持資本低成本的政策和資金融通對銀行體系的過度依賴，已導致制造業產能過剩，房地產泡沫膨脹，產業結構扭曲，銀行體系系統性風險的積累和向國家財政轉嫁的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