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上海農商行、招商銀行先后推出收益“上不封頂”的理財產品，把剩余收益的大頭讓渡給投資者。理財產品給投資者固定收益，其余視為銀行收入，這一飽受詬病的局面終于被打破。
　　盡管此類產品仍不成氣候，一些業內人士仍將此視為理財產品“結構化、凈值化”的先聲，認為可終結理財市場的法律瑕疵，并改變理財作為“變相存款”而導致的剛性兌付。
　　但“剛兌”并非單因素所致，銀行須在規范性、完整披露的前提下，才有主張“買者自負”的底氣，最終打破剛兌。
　　“剩余索取權”可以理解為，公司員工拿固定工資，剩余收益全歸老板；老板的義務是出資持有公司，并承擔虧損風險。
　　而一般的銀行理財產品結構里，投資者是“員工”，銀行則像是“老板”。產品說明書也通常注明，“若實際年化收益率高于預期最高年化收益率，則超出部分作為銀行管理費”。但爭議在于，銀行并未對項目出資，條款上也不承擔投資風險，為何有剩余索取權？
　　今年1月8日，上海農商行發售的一款理財產品，打破了前述潛規則。該產品是非保本浮動收益型，年化收益率低于5.50%時，銀行不收取浮動業績報酬；高于5.50%時，銀行收取兩成報酬，剩余八成歸投資者。
　　招商銀行近期也有動作，其中發售的一系列理財產品未設置預期最高收益率，而是把實際收益扣除管理費后返還給了投資者。
　　“這反映了產品設計思路的改變，從類存款轉向真正的代客理財。”普益財富研究員范杰認為，這是向公募基金靠攏的開端；且由于投資者取得剩余索取權，相應地要自負盈虧，從法理上消除了剛性兌付的存在土壤。
　　金誠同達（上海）律所高級合伙人許海波認同此邏輯，但他認為，以此打破剛性兌付仍不現實。“剛兌不是單因素所致，可能是項目本身操作不規范、披露不完善造成的，也可能為了保品牌。只有銀行自己做好了，才能要求買者自負，才有底氣讓法院來判。”
　　但是，前述兩款產品仍難找到同類，雖然銀行業確在考慮此方向的變革。招商銀行就曾公開表示，將以總行作為理財的核心，逐步推動理財業務面向“結構化、凈值化”轉型。
　　筆者對所謂“結構化”的理解是，學信托，理財產品也分優先和次級，由次級向優先級投資者提供兜底；凈值化則是學基金，按資產狀況確定產品價值，真正做到投資者自負盈虧。
　　“結構化”尚不緊迫，多數理財產品走信托、券商資管等通道，通道層面已有優先、次級安排，理財產品無需再分。
　　“凈值化應該是大方向，問題在公開性。銀行是不是真把剩余收益給你了，有人監督審計嗎？理財產品之間的關聯交易很普遍，剩余收益可以隨意調節，讓渡給你又有什么意義？”某城商行金融市場部負責人告訴筆者，他認為銀行理財應仿照信托產品，就“受托資產”的收益、關聯交易進行披露，否則銀監會“單獨建賬、一一對應”的要求難有實際意義。
　　此外，當前理財產品大量用于發放“類貸款”，其固定收益的本質也很難采用凈值化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