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構成了十九世紀俄羅斯精神的是一大優秀小說家的成就，那么改變了我們靈魂的二十世紀的俄羅斯則主要由詩人來書寫。這些俄羅斯詩歌金鏈上的天才人物，終其一生，陷入各種困境，大多數結局悲慘，或被暗殺，或被迫害，或被流亡。一個狂暴的君主下臺，換上另外的統治者，同樣是無休止的折磨。他們中的一位，安娜?阿赫瑪托娃，曾經預言說：“相信我，帕斯捷爾納克、我、曼德爾施塔姆和茨維塔耶娃，我們開始于十九世紀精心創作的漫長階段已經結束。我和我的朋友用的是二十世紀的聲音發言。然而這些新的詩人構成新的開端——現時在監禁中，但他們將掙脫和震懾世界。”
　　某種程度上，他們是一個不可分割的群體，他們的存在代表了我們對二十世紀的俄羅斯的最大敬意。這種敬意通過約瑟夫?布羅茨基在198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致獎詞表達了出來：“這些身影常使我不安，今天他們也讓我不安。無論如何他們不鼓勵我妙語如珠。在最好的時辰里，我覺得我是他們的總和——但總是小于他們中的任何一個個體。”在他被驅逐出自己的國家之前，阿赫瑪托娃曾不無自豪地說，布羅茨基是她親自培養起來的。
　　當然，今天我們故事的主角是阿赫瑪托娃，提及布羅茨基是因為他代表了那個特殊的群體“掙脫和震懾世界”的詩歌精神。
　　英國傳記作家伊萊因?范斯坦通過《俄羅斯的安娜》，向我們展示出了一個“半是修女，半是蕩婦”的女詩人。這部傳記之所以顯得中規中距，是因為我們通過阿赫瑪托娃的同類，通過茨維塔耶娃、帕斯捷爾納、曼德爾施塔姆等各種側面了解到她的一生。他們的人生都過于慘痛，乃至于我們習慣性用苦難和悲憫的目光注視著這些天才詩人。但是當伊萊因在書中展現出阿赫瑪托娃在私生活中的混亂，以及她那種從不放棄對愛情的追尋時，我們的震驚與其說來自意外，不如說來自敬佩——那是一種任何壓制、迫害與苦難都無法壓垮的對美好愛情生活的向往。
　　1945年，哲學家伯林訪問俄國時，得知阿赫瑪托娃還活著的消息，驚呆了。他應邀去拜訪這位屬于遙遠時代的詩人，數十年后回憶他們相見的情形還歷歷在目：“安娜?阿赫瑪托娃極為雍容華貴。她舉止從容，道德高尚，容貌端莊而又略顯嚴肅，而且表情總是流露出一種深深的憂郁。我向她鞠躬致意。看起來我做得非常得體，因為她的尊榮和舉止就像悲劇中的女王。”這是一種與生俱來的高貴氣質，無論她的生活陷入了何種的貧困，無論她遭受到了怎樣的苦難，那種天鵝一樣的高傲，那種奇異的沉著，那種女王一樣的高貴都絲毫不變。當年她與伯林相遇是已經五十六歲了，三十六歲的伯林與她一夜傾談后，難以自制，早晨回到住處，翻來覆去只是重復那句話：“我愛上了，我愛上了。”
　　這當然不是第一個愛上阿赫瑪托娃的男人。事實上，伊萊因在《俄羅斯的安娜》中花費了大量的筆墨理清她的愛情與婚姻——某種程度上，她大量的詩歌與她混亂的愛情生活有關。
　　1914年，她喜歡的詩人勃洛克對她的詩歌發表過一個著名的論斷：“她寫詩似乎是站在一個男人面前，而詩人應該在上帝面前。”這是她愛慕的人，為他寫過詩，像少女的情懷。同樣，有許多人會愛上她，有許多詩人，包括曼德爾施塔姆、帕斯捷爾納克、古米廖夫——她接受了后者的求婚，但是他們的婚姻充滿了專斷與不公，“古米廖夫既不是年輕的阿赫瑪托娃的榜樣，也不是她的良師益友，甚至不是她的詩作最早的贊賞者”。背叛與外遇，不停地邂逅愛情，成為了他們沉默的生活方式。她不幸的三段婚姻是為她的詩歌提供食糧么？我們似乎無法把一個女王與一個在婚姻中處處忍受不幸的人聯系在一起，而且這種不幸確實源自她個性中的軟弱，以及她悲劇性的命運。
　　1946年斯大林通過蘇聯作家協會發表的評論對她進行了最為惡毒的攻擊：“她的詩歌局限在非常小的范圍之內。它的基礎就是戀愛與色情的曲調，與悲哀，憂郁，死亡，神秘主義和注定滅亡交織在一起。不完全是修女，不完全是蕩婦，更確切說，是混合著淫穢和禱告的蕩婦與修女。”更要命的是，這種評價如果從她有多個情人的方面而言，其實是正確的。當然，這種特立獨行的生活方式不能成為攻擊詩人的理由。我們心知肚明發生了什么，阿赫瑪托娃帶著顯而易見的鎮定忍受著這樣的侮辱。她甚至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待這種批評，這就是她在1965年再次見到伯林時對他說過的，她確信她與伯林的相見惹得斯大林暴跳如雷，這個事實某程度上加劇了冷戰的爆發——詩人改變了歷史，通過一種不可思議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