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爾蘭人明白，在他們自己的國度，物質之外，還有許許多多攝人心魄的東西存在，比如文學。
每當我想到愛爾蘭這樣一個遠離歐洲大陸的小島國，僅僅400多萬人口，百年間竟然誕生了4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巨匠：20世紀初的詩人、劇作家威廉·巴特勒·葉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戲劇家喬治·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荒誕派作家塞繆爾·貝克特(Samuel Beckett，1906—1989)和當代詩人謝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1939—)時，不得不由衷贊嘆。
走在都柏林老舊的街區中，隨時可以感受逝去的作家文人們留在某個角落里的靈魂。街頭隨處可見各式各樣的雕塑，其中文學家的雕像占了很大比例。我住的酒店旁邊就是梅里昂廣場(Merrion Square)，幽靜的中心花園中，綠蔭下一個中年人懶洋洋地倚在一塊大石頭上，一副滿不在乎的表情，略帶挑釁地注視著每個經過的人。這不同尋常的雕塑便是蜚聲文壇、才華橫溢的作家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
我中學時代讀過不少英語文學名著，估計和我一樣，把愛爾蘭英語文學和英國文學混淆的大有人在。之前我一直以為與安徒生并駕齊驅的童話巨擎王爾德和《格列佛游記》的作者斯威夫特是英國人，其實他們都出生、成長在愛爾蘭，只是英國為他們的作品提供了更好的展示舞臺而已。
眼前的王爾德和想象中很不一樣，他手里拿著一朵綠色的康乃馨，那玩世不恭的神情，似乎洞察世事。這位生于都柏林、就讀于圣三一的唯美主義藝術運動的倡導者與實踐者，是著名作家、詩人、戲劇家。他一生追求唯美，向往自由，半世的桀驁不馴，卻最終客死他鄉。王爾德是一個謎，他有著自相矛盾的性格，在他那俊美面容的背后，更有一顆不羈的心靈。據說他生前是個生活方式古怪的人，他穿的衣服從來不在普通的裁縫那兒定做，而是從戲服供應商那兒買，他衣服的紐扣上也常玩出各種花樣，有時候別百合，有時候別綠色康乃馨——百合是唯美主義的象征，綠色康乃馨則暗示同性戀。他在公共場合舉止怪異，還曾犯下猥褻罪。就是這樣一個花花公子，卻寫下過《快樂王子》等純真的童話，那是他在一家時尚雜志任職時，給兩個兒子寫的小故事。他讓與他同時代的人們對他愛恨交織。
然而，歷史最終為他正名。100年來，憑借《溫德摩爾夫人的扇子》、《理想的丈夫》等大作，王爾德以他卓絕的才情顛倒了眾生，他的“為藝術而藝術”的美學觀點影響頗廣，英國和愛爾蘭的文壇不約而同賦予了他崇高的地位。都柏林“作家博物館”中端放著王爾德的頭部塑像，他那頗受爭議的性取向也因為自身的才華和成就在許多人心里得到了豁免。曾有人問溫斯頓·邱吉爾，來生最愿意與誰傾談，首相脫口而出：“奧斯卡·王爾德。”
喜歡飲酒的愛爾蘭人把對文學的熱愛甚至延伸到了酒吧文化中，850家執照酒吧，每家都有自己獨特的風格和固定的顧客群，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文學酒吧”，在文學酒吧里，眾多文學愛好者定期組織詩歌會或者戲劇表演。
只是對于我，飲酒與文學似乎不能兼得。這天下午由于在健力士啤酒廠耽擱了些時間，到作家博物館(Dublin Writers Museum)的時候已經臨近關門時間了，頗有些懊惱，看來只能走馬觀花一游了。這是一棟位于Parnell廣場上臨街的磚紅色老建筑，喬治亞風格的大樓看上去重建過，里面有三層，進去后發現陳設還是上個世紀的風格，經營手法也頗為陳舊，不過是一些圖片書籍資料和舊物件，然而這又有什么關系呢？玻璃柜中古老的紙張似乎還散發著墨香，文字的魅力足以彌補任何形式的缺憾。
面前的博物館赫然就是一部愛爾蘭300多年來的文學史，愛爾蘭文學有著悠久的傳統，包含著迥然不同的兩種語言文學：蓋爾語文學和英語文學。早期(5-12世紀)和中期(12-17世紀)屬于蓋爾語文學時期，這里主要展示的還是17世紀之后的英語文學。看著那些發黃頁面上雅致漂亮的手抄體英文，想起了我剛開始學習西班牙文時特意練習的花體書寫，用筆尖尖端去表現游絲的生動，書寫時帶來一種快感。只是這里不僅有漂亮的字母，更重要的是有深邃的思想和對人類、社會的反思。
愛爾蘭的另一代表作家喬伊斯(James Joyce)被譽為是20世紀最偉大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及“意識流”思想對全世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我必須承認《尤里西斯》是部很難看懂的書，至今我也沒有興趣再去碰它。然而到了愛爾蘭，我才驚訝地發現愛爾蘭人對于喬伊斯的癡迷遠勝過對其他作家，有專門的喬伊斯博物館，每年還有“布魯姆節”——重走布魯姆之路。“布魯姆”是喬伊斯的著作《尤利西斯》中的主角，一個猶太裔愛爾蘭人的名字，每年6月16日，都柏林都會舉行數千人重走“布魯姆之路”的慶祝。人們穿著百年前的服飾，在去市中心之前，到Sandycove吃早餐等等，重現1904年6月16日這一天小說主人公布魯姆的24小時日常經歷。整個“布魯姆日”延續幾天，期間舉行音樂會和戲劇表演等，以這種方式向文學致敬。而這樣的民族也是值得我們尊敬的。
我來不及一一細看每件展品，因為館中藏品頗多，各類書籍、信件、肖像及個人物品把愛爾蘭古往今來文化名人栩栩如生地展示在參觀者面前。這里的藏書大多是第一版本或早期的版本，許多書問世時便一鳴驚人。尤其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愛爾蘭文藝復興時期，愛爾蘭涌現出眾多作家和戲劇家，有喬伊斯、拉塞爾、喬納森·斯威夫特、王爾德、蕭伯納、葉芝、貝克特、希尼等。那些代表了愛爾蘭文學進程中的里程碑式著作，從《尤利西斯》、《吸血鬼》、《不可兒戲》到《等待戈多》，一方面促進了英國戲劇的繁榮，另一方面，開始走向民族藝術的獨立自主。這時的愛爾蘭文學力量也開始分化：一些人成為英國主流文化的組成部分，如王爾德和蕭伯納；另一些則堅持本土化創造，如葉芝和辛格；還有一批人走向歐洲大陸，如喬伊斯和貝克特。不論哪條道路，都促使愛爾蘭文學慢慢脫離英國本土文化，逐漸獨立、成熟。
在僅有的半個小時里的匆匆一瞥，實在談不上盡興，然而，當博物館大門在身后徐徐掩上，我知道這次短暫的文學經典的洗禮已經讓我這次愛爾蘭旅行帶上了更加令人回味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