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故宮博物院文物登錄保存處原處長嵇若昕前不久稱臺北故宮博物院是文物征集“門檻最高”的博物館，那么，大陸的博物館在具體到藏品征集時又是如何操作的呢？是不是也像臺北故宮博物院一樣嚴苛。
　　博物館作為國有文保機構，對藏品征集極其慎重是理所當然的，但事實上或許并非如此——去年，央視爆出一條“杭州南宋官窯博物館國寶級文物疑為贗品”的新聞。這家頗具知名度的國家二級博物館在接受民間藏品捐贈時栽了大跟斗。但是據稱該博物館在進行藏品征集時也是嚴格按照規定，請了權威專家對瓷器進行鑒定，而且該館的征集流程中也有“一票否決”的規定。但這批存疑的藏品為什么還是鬼使神差地被收入館中？誰來對此負責？
　　博物館在進行藏品征集時應當如何克服程序方面的漏洞，保證入藏文物貨真價實？

　　文物征集理應“高門檻”

　　杭州南宋官窯博物館的600余件瓷器來自安徽淮北一民間收藏愛好者的捐贈，600余件瓷器中有不少還被認定為珍貴文物。杭州市政府為此還對捐獻者給予了1500萬元的獎勵。就在杭州南宋官窯博物館對這批藏品進行陳列展示時，其藏品受到了業內專家的質疑。
　　某電視臺記者在對該事件進行報道時發現，雖然該館在進行藏品征集時按照規定，請了權威專家對瓷器進行鑒定，參與鑒定的專家事后也承認藏品有存疑，但這批藏品為什么最終還是被順利收入館中？
　　“這就突顯了個別博物館在民間征集程序方面的漏洞。博物館在收購藏品或接受捐贈時，前期鑒定一定要做到位，等到藏品被征集到館里再去鑒別真偽就非常被動了。”一位文博界人士告訴早報記者。
　　一件私人藏家手里的貴重文物，如何才能通過層層關卡，轉變成為國家機構的館藏文物？博物館通過收購、接受捐贈等手段充實館藏文物，那么哪些文物才能夠得上進博物館的門檻呢？
　　據臺北故宮博物院文物登錄保存處原處長嵇若昕介紹，為了保證入藏文物的貨真價實，他們采取了可謂“世界上最嚴格”的征集辦法。
　　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文物征集采取“三審制”，即預審、初審和復審。“除非一件準備征集的文物已經被文物主管部門評定為‘重要文物’，可直接進入‘復審’之外，其他計劃征集的文物必須嚴格走完這三道程序，才可能獲得落戶資格。”嵇若昕說。
　　這“三審”中，各審級的評審委員不得重復，再大的專家也只能做一次評委。其中，預審評委由提出收藏該件文物的收藏單位的專家組成，其工作最為復雜和繁重。比如，在“文物狀況檢測”環節中，評委將對文物的“健康狀況”進行嚴格檢測，將“重病”文物排除在外。在“合法來源證明”環節中，要保證計劃征集的文物非搶、非盜，出身清白。
　　預審結束后，就開始了初審程序。“院長指派一位副院長做主席，同時至少指定5位院內專業人士作為委員。在評審過程中，認為‘應該買’的專家，要向認為‘可以不買’的專家說明為什么要買這件文物，對博物館有什么好處，不買會怎樣。只要有一人持反對意見，該征集計劃將被緩議。”
　　而后是復審。臺北故宮博物院每3年聘任一次“征集審查委員”，聘任人數大于30人。在復審中，院長從“征集審查委員”中挑選4至7位進行最后把關，三分之二以上贊成才算通過。“而如果是計劃購買這件文物，則還要進入鑒價環節，再由另外的專家組成‘鑒價委員會’。”嵇若昕說。
　　不過也有博物館界人士提出，如此繁瑣的程序可能并不利于該博物館的藏品征集。“對于真的好東西，流程就顯得太復雜”。

　　疑品何以鬼使神差入館

　　北京故宮博物院與臺北故宮博物院本是同根。幾十年來兩岸故宮一直都在各自進行文物的盤點、清理與充實工作，在藏品征集方面也存在諸多差異。北京故宮博物院或許是中國大陸博物館的一個代表與縮影，其展品征集渠道主要依靠政府撥交、文物收購、接受捐贈。臺北故宮博物院主要靠社會捐贈、私人寄存、收購。
　　那么大陸的博物館在具體到藏品征集時是怎樣操作的呢？是不是也像臺北故宮博物院一樣嚴苛。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北京大學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副館長宋向光告訴記者：“博物館在征集文物時，‘組織有關人員認真進行鑒定，確定真偽、年代、是否入藏并分類、定名、定級’這都是《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中規定的，必須要遵循的。在具體的執行上，每個博物館又會有不同的傳統和習俗，但基本流程是一樣的。”
　　某省級博物館的負責人告訴早報記者，他們雖然不像臺北故宮博物院那樣在網上公布具體的“藏品征集辦法”，但其內部都有極其嚴密的流程，并且每一環節之間都存在互相制約。
　　“我們有自己的征集原則，首先要看是不是我們博物館收藏的缺環，每個博物館都有自己的收藏范圍和特色；其次要符合我們的研究需要；再就是要滿足我們的陳列需要。最重要的一點是紅線不能踩，非法文物我們堅決不征集。”
　　而藏品也并非各博物館需要什么就能夠收到什么，還要看社會上出現什么。“在有了一定的目標之后，再由具體部門提出需求，然后通過很嚴密的鑒定制度、定價詢價制度以及批準制度，每一個環節之間都存在制約。”
　　不過該省級博物館負責人告訴記者，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謂的“嚴門檻”更多的應該是從文物的價值和珍貴程度的角度來理解的。就征集流程來看，最普通的文物與最貴重的文物其入藏流程都是一樣的。
　　而哪怕再嚴格的制度，如果沒有很好執行，也會淪為一紙空文。上述收到存疑品的杭州南宋官窯博物館，在征集之初，也邀請了4位權威專家，“4位專家對每一件藏品都一一上手鑒定。按照規定，每件藏品必須得到4位專家的一致肯定才能得以征集，每位專家都有一票否決權”，但最后藏品還是鬼使神差地入館了。
　　一些偏遠地方出土的文物，博物館進行征集的慣例是，文物在哪里出土，就歸哪里博物館保存，呈報制度成為一紙空文，這樣后續的登記、管理工作自然無法實施。于是，一些地方博物館的內部人員在利益的驅動下，又缺乏足夠的監管力度，難免會鋌而走險，甚至發生監守自盜的事件。事實上，這樣的報道并不在少數。
　　“歸根結底還是要看不同博物館的業務水平以及館內專家的水平。沒辦法一概而論或將文物征集流程推而廣之。國內博物館也有文物征集方面做得很好，被視為業界翹楚的。”一名省級博物館負責人說。

　　“不會無條件向社會開放文物寄存”

　　與大陸的博物館藏品征集有所區別的是，臺北故宮博物院于其藏品征集辦法中明文規定接受“私人庋藏的文物寄存”。而大陸雖然也有一些博物館有表態說可以接受私人寄存，但相關法規并無這方面的規定。
　　前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在其著作《天府永藏》中，對臺北故宮博物院寄存藏品的征集模式做了介紹，他說，“臺北故宮于1969年制訂藏品征集辦法，其后經過兩次修正，辦法中除了收購、捐贈者外，第四章為寄存，明定得接受私人庋藏的文物寄存。寄存文物，需經臺北故宮評定，如認為無價值者，則部分或全部謝絕。凡寄存的，其所有權仍屬于寄存者，但臺北故宮可用于展陳，并在說明中注明寄存者的姓名與堂號。寄存時間不得少于5年，期滿后，經雙方同意可延長，或由寄存者取回。凡寄存的文物，臺北故宮在典管維護上視同自藏。”
　　臺北故宮接受寄存始于1967年，學者羅家倫先生將其所藏明末四僧畫軸5幅寄存。一些寄存后來改成了捐贈。如羅家倫先生的畫，在其卒后，由其夫人依其遺愿改為捐贈。
　　雖然大陸的博物館沒有明確接受私人寄存這一說，不過也有一些這方面的案例。據上海博物館副館長陳克倫介紹，李鴻章的侄孫李蔭軒收藏有很多商代青銅器。“文革”抄家時，他的藏品被上海博物館所收藏，“文革”結束清理抄家物資，上海博物館又將其藏品悉數返還。其太太邱輝說，在李蔭軒去世時，認為文物還是捐了好，就又捐給了上海博物館，不過也留了幾件給兒子做紀念。因為他的兒子遠在加拿大，從1980年代至今已經30多年過去了，其兒子的藏品一直寄存在上博。
　　“因為庫房條件有限，我們一般不接受社會寄存，除非那些曾經對我們有貢獻、捐了很重要文物給我們的捐贈者，當他們的生活發生困難時，我們會提供免費寄存。”陳克倫說。
　　宋向光說，雖然有一些博物館表態說可以接受私人寄存，但也極少聽到有民間藏家愿意把私人藏品送到博物館寄存，“西方國家的博物館一直有這樣的做法，不過中國民間好像還沒有形成這方面的需求，不能排除私人藏家有個人方面的擔憂。”
　　接受私人寄存雖然某些時候可以給藏品征集帶來一定便利，但操作起來也存在很多問題。比如博物館的庫房是不是足夠容納社會的寄存文物；會不會有民間藏家考慮到藏品來源的合法性問題而心存顧慮不敢寄存；此外也可能引發博物館與寄存者之間的糾紛，比如藏品寄存前后的真假優劣問題等。“因為國內在這方面很少有具體實踐，所以不知道真操作起來還會碰到什么問題。”宋向光說。
　　不過，不論大陸的博物館會不會向社會開放寄存，“全世界的博物館都不會無原則向社會開放寄存。”陳克倫說。臺北故宮博物院提到的私人寄存也是有條件的，比如它規定：“寄存文物，需經臺北故宮評定，如認為無價值者，則部分或全部謝絕；凡寄存的，其所有權仍屬于寄存者……寄存時間不得少于5年”等。陳克倫認為，規定寄存時間，可能包括了故宮有權使用這些寄存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