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不少專家盛贊貶值對英國經濟做出了重大貢獻，但從英國經濟目前及今后的艱難走勢看，是該在失色的英鎊與危機的歐元之間做個決斷了。”
　　就在筆者上一篇文章建議卡梅倫“或許更應該考慮考慮如何實現英鎊與歐元的聯姻”時，他所領導的英國政府上周做了一個重大決定：在他的財相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鍥而不舍的邀請下，加拿大人馬克·卡尼（Mark Carney）同意接替默文·金爵士（Sir Mervyn King），出任英國央行行長。由一位外國人出任央行行長，是英國央行（BoE）318年歷史上的首次。
　　盡管英國《金融時報》副主編兼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自嘲說，馬克·卡尼也是“大英女王的子民”并且他還有位英國太太，仍難掩英國這一冒險舉措背后的賭博意味。英國期望這位過去成績斐然的加拿大人能夠擔當起職能擴大后的英國央行的重擔（按照新體制，英國央行將集貨幣政策、金融政策和銀行業監管三項職責于一身），以便進一步加強銀行監管，促進金融穩定（普遍認為他的就任將有利于新的監管部門審慎監管局的建立）。
　　過高的期望折射的恰恰是糟糕的經濟現實。盡管實施了寬松的貨幣政策，英國經濟仍停滯不前，且找不到新的增長點。同時，英國銀行業也面臨困境，據英國央行最新發布的金融穩定報告暗示，英國銀行業整體上存在200億至500億英鎊的資本金缺口。馬克·卡尼將要領銜的英國央行，除了要避免經濟停滯與通貨膨脹，還要監管好金融業，防范風險的發生，這最起碼的要求是加拿大人能夠在英國各經濟職能機構之間長袖善舞，游刃有余。
　　然而，即使卡尼做到這些“難以完成”的工作，從更長遠些的視角來看還遠遠不夠——英國人在完善自身的經濟職能部門的同時，是需要些更宏觀的思路了。換句話說，英國人應該站在國際視野來觀照現有經濟體系了。進一步說，關于國際視野，正如我上一篇文章所說，英國應當回歸“歐洲的英國”的立場，為英國找到一個準確的定位。回到貨幣體系，則應當回歸到“國際化”（歐元體系）而不是“國家化”（英鎊體系）。
　　現實的歐洲需要“英鎊的回歸”。英鎊曾是“日不落帝國”的標志，也是當時世界的主要貨幣，二戰后還承擔著國際貿易40%的結算功能，倫敦是當仁不讓的金融中心。后來的結果是，英鎊讓位于美元，倫敦讓位于紐約。當美元一統天下時，歐洲各國貨幣成為附庸，直到殘缺的歐元問世。某種程度上說，歐元是對美元獨霸世界的軟抵抗。然而，由于缺乏重量級英鎊的加入，再加上政治的分治，歐元仍是一個不對等的對手，至今仍深臨窘況。
　　同時，回歸歐元對英國也應是利多弊少。歐盟是英國的主要進出口市場，盡管今年英國對非歐盟出口受歐盟整體衰退影響一度超過歐盟區域，但這并不意味著歐盟之外的國家或地區可以取代歐盟。回歸歐元，將極大降低英國與歐盟其他國家之間的交易成本，歐元區整體實力的上升也有利于英國國家實力的上升，更為倫敦重回世界主要金融中心提供了可能。
　　從倡建歐洲經濟貨幣同盟以來的短短20年歷史看，加入歐元區英國是有顧慮的。英國最大的擔憂是舍棄英鎊后進而成為大歐洲發展歷史上的墊腳石，從而遮掩了大英帝國的光輝。英鎊最初的選擇是與歐洲貨幣體系掛鉤（設定每英鎊兌換2.95德國馬克），在遭遇索羅斯攻擊的黑色星期三后，英國選擇了退出，以至于歐元誕生后，英鎊仍選擇了游離在外。然而，事實卻是，游離在外的英鎊逐漸成為國際貨幣體系的配角，已無法再恢復往日的榮光。
　　在英鎊沉淪英國經濟深陷困境時，加拿大人來了。很顯然，這位前高盛銀行家、金融穩定委員會（FSB）主席，被寄予的厚望是加強銀行監管穩定英國金融體系，而不是終結英鎊。不過，現實卻是，英鎊貶值成為危機以來的常態。盡管不少專家盛贊貶值對英國經濟做出了重大貢獻，但從英國經濟目前及今后的艱難走勢看，是該在失色的英鎊與危機的歐元之間做個決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