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鳳凰衛視的《鏘鏘三人行》節目中，竇文濤邀請了德國漢學家、翻譯家顧彬談中國當代文學，作陪的嘉賓是文學評論家許子東。當天的節目中，他們談到了莫言的作品，因為顧彬一直批評莫言是個落后的作家，說他只會講故事，寫起小說來還像十九世紀的寫法。竇文濤隨即有些玩笑地問顧彬：一個德國的好作家一天只會寫一頁，而莫言只用了四十三天就寫出了《生死疲勞》，這個說明什么問題？顧彬的口吻里沒有一點玩笑的意思，認真地說：他沒辦法修改。
    在莫言獲得2012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之后，再回想起這個段子，覺得顧彬真是古板的可愛。
    在他的觀念里，對莫言的看法一直沒有改變，依然是批評大于贊揚。這不，剛剛在接受德國之聲的采訪中，提到莫言，他依然把莫言當成一個暢銷小說家，一個會講“荒誕離奇故事”的小說家，一個只會用十九世紀的寫作風格寫作的小說家。當年的節目上，許子東也說，像莫言這樣的作家，無論寫什么東西都會出版和得獎，這樣的作家共同的特點是他們的語言“缺乏節制”，一種令人眩暈的語言風格的泛濫——這不過是沒法修改的另外一種說法而已。
    可想而知，莫言獲獎引起的爭議是正如任何一個中國作家獲獎都注定引發的爭議。
    我們渴望持不同異見者獲獎，是想在這個沉悶的國度中發出一點真正的聲音，我們不缺乏有良知的作家，他們需要一次這樣的機會從地下走上臺面；而一個體制內的中國作家獲獎，我們又會寄希望于他他能代表中國作家說出一些真話，至少能影響一些國際的注意力，讓他們關注中國作家不堪的生存境遇。從這個意義上說，各種持不同異見者的聲音，批評的不是莫言，而是隱藏在莫言身后的那個強大的體制和國家機器。
    當然，各種的不滿源自不同的境遇，有人覺得莫言不夠優秀；有人覺得此次的諾獎需要的是政治正確，“給一個真正的中國作家”，而不是華裔作家；還有人覺得一個體制內的作家獲獎背離了諾獎的精神。
    當然，也少不了歡呼的聲音，歷史性的時刻，中國第一位獲得諾獎的作家，不要說中國作協，各種高層人物發來的賀電，各種管理文化的意識形態部門，就連中國外交部都冒出來表示祝賀，多少有點得意忘形的滑稽。
    從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狀況上來說，莫言獲獎的整體意義大于個體意義。
    在我的閱讀視野中，還有很多中國作家都比莫言寫得好，但是他們缺乏宣傳的包裝，推向國際舞臺的機會。我曾經以為北島、余華和歐陽江河、阿城等都有獲獎的實力，但很遺憾的是，雖然他們在國際上成名已久，但這些年都逐漸沉默無聲，缺乏力作問世。
    余華從《兄弟》開始已經失去了早年先鋒作家的銳利；北島除了經營自己的散文之外，詩歌上再無作為；歐陽江河的詩歌近些年也無作為，但是他的詩學批評倒是令人眼前一亮；阿城一直淡泊無為，作品的精致是足夠，但是影響力不足。莫言的優勢就在于他一直持之以恒地寫作，就如同國際媒體對他的評語，他不迎合、不激進，數十年如一日寫作，他是一位多產、愛幻想、無拘無束、時而義憤填膺的作家。
    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的1986年，莫言三十一歲，發表了中篇小說《紅高粱》，隨后就被張藝謀改編成了同名電影，獲得了柏林電影節的金熊獎，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莫言此后集結出版的《紅高粱家族》一直都是他海外最有名的著作。
    據他的英文譯者、漢學家葛浩文稱，這本小說在美國賣了近5萬本。這個數字對任何一個被翻譯成外文的中國作家而言，短期內都是難以望其項背的。莫言的作品在世界各國都有很多才華出眾的翻譯，日本、法國、意大利和德國尤為突出，譯者們為樹立他的國際聲譽做出了杰出貢獻。在他獲獎前夕，瑞典文譯者陳安娜翻譯出版了《紅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與《生死疲勞》。有這樣大面積的譯介之功，自然會助漲他在世界文壇的影響力。
    從世界文學的角度而言，我們也可以窺探出莫言的作品為何獲得諾獎的青睞。在瑞典文學院的頒獎詞中，“通過魔幻與現實、歷史與社會因素的相互交織，莫言創造了一個紛繁復雜的世界，令人回想起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以及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的作品，同時，他還從中國古典文學和口頭文學中找到了新的出發點。”從福克納到馬爾克斯，從拉美文學到前年獲獎的略薩，從略薩到莫言，如果我們能從中找到某種文學的共通性，就是對這種兼具現實主義與超現實主義的風格，雜糅本土文化與異域風情的持續青睞。
    就像那部游走在殘酷的現實與美麗的神話之間的電影《潘神的迷宮》，莫言的小說在寫實與虛構之間，瑰奇的想象與汪洋恣肆的色彩語言之間，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逃離殘酷塵世的烏托邦——對西方讀者而言，這是一種想象的東方，是西方語境作家的東方參照。正如葛浩文在推薦莫言的作品時，一針見血的話語：“如果你喜歡艾倫·坡，你肯定喜歡莫言即將出版的《檀香刑》(Sandalwood Death)英譯;而如果你喜歡讀寓言，我推薦《生死疲勞》(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
    在《紐約時報》的文章中，西方評論家對他的作品大加贊揚，但是贊揚的方式卻是一種持不同異見者的政治標準。這種贊揚也許是莫言最為抵觸的，他是一位溫和的抵抗派，享受體制內的待遇，也偶爾替異見者仗義執言，但他絕不是異見分子。
    西方媒體稱《生死疲勞》是一部充滿雄心的巨帙，它以五個動物的口吻敘事，講述了一個男人在冥界統治者閻羅王的控制下五次轉世為動物的故事，這個故事被解讀為中國現實的真實隱喻。
    2008年，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就曾寫道，這部作品“幾乎涵蓋了中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所有經歷”，幾乎可以算是那個時代的紀實小說。瑞典文學院在頒獎詞中也稱，莫言的許多作品“曾經被判定具有顛覆性，因為它們尖銳地批評了當代中國社會”。
    對一個體制內的作家而言，這種贊揚也許意味著更多沉重的東西。莫言獲獎后該走向何方？他還會寫出更好的作品嗎？他會不會按照中國的既定成功模式，成為一位高官或者掌管文化意識形態部門的領導？或者，他會為那些被淹沒的持不同異見者發出真誠的吶喊與呼吁？莫言的獲獎對已經陷入困境的中國當代文學又會產生多大的精神指引？這些我們都不得而知。
    也許，現在我們做的就是用一種更加寬容的心態看到一位真正的中國籍作家獲得世界的認同。至少這是一種信號，中國作家不用再陷入自卑的情結了，不能再用一種質疑的目光審視西方的文學獎項了。從此以后，所有寫作的理由都要從自身尋找，所有的不足都要從反思自我的能力開始，所有的文學有了更為迫切的精神追求。讓我們用文學評定文學，用政治質疑政治，用道德衡量道德，用人性追逐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