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什么時候開始，我們才發現肥胖成了一個問題？在我們慣有的意識中，以肥為美的觀念根深蒂固，尤其是經歷了饑饉年代的恐懼，貧困成了無法剝奪的恥辱身份，記憶中留存的只有對饑餓的記憶。在父輩與我們這代人之間，有種重要的區別，他們對土地有著近乎依賴的感情，對吃飽飯的渴求大于任何其他欲望的追尋。
    我們每個人都有過這樣的印象，離家很久后，回到家里爸媽總是用心疼的語氣，說我們看著又瘦了，實際上我們越來越偏向于豐滿的體型。這固然是一種關心，但也反映出他們對肥胖沒有清晰的概念。在他們的認識中，肥胖是健康的標準，是餓不著肚子的象征，是“胖得流油”的光榮與自豪。他們從自己的經驗出發，重新定義了肥胖的概念，肥胖是對他們饑餓記憶的抵抗。
    但是肥胖已經逐漸成了一種社會病。你很難想象，短短幾年之間，肥胖的人會如此之多，我們更沒有仔細思考過，為什么一個人肥胖再也不是自己的事情，而是對他人和社會造成重重的困擾。英國的保羅·弗倫奇和馬修·格萊博兩人為了撰寫《富態：腰圍改變中國》一書，對中國人的飲食結構和生活習慣進行了長期的考察。在他們看來，中國人肥胖人數的增多，已經深深影響到了中國人的方方面面，肥胖再也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給社會的發展帶來了更多的困擾。更要命的是，至今為止，我們還沒有意識到肥胖問題有多重要。原因在于，我們的父輩陷入借記憶的漩渦，傳統中，他們不會認識到肥胖是一種社會病；而他們的這種意識也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我們觀念的更新。我們這樣的子一代，對肥胖問題的認識也停留在個體的層面上，社會學層面上的探討少的可憐，更不要提政府對公共意識的提醒，以及對公共設施的構建。當經濟與速度成為了衡量我們生活的幸福指標時，肥胖這樣主觀的問題，自然會被遮掩在飛速發展的經濟浪潮中。
    我們的物質生活近幾十年發生了翻天覆地地變化，吃飽飯對很多人來說都不是問題，問題是，父輩能感覺到的變化，我們卻反應遲鈍，用保羅和馬修在書中的話說，因為這些社會變化都發生在一代人的時間里。同樣的變化在美國出現于二戰時期，迄今有七十多年，而在中國這些變化所經歷的時間還不到美國的一半，因此“對于中國的消費者來說，所有的一切都還是新的，唯一不新鮮的只有社會的不斷變化本身，在情況進一步惡化之前，他們是很難對這種生活方式急速變化帶來的后果擁有深刻的認識的”。
    我們意識到肥胖帶來的困擾，但是并沒有意識到肥胖帶來的困擾可能徹底改變我們的生活。這樣說是不是太夸張了？肥胖本來是城市化過程中的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城市化生活的節奏改變了我們的飲食習慣；巨大的工作與生活壓力讓我們的身體處于一種高度緊張，無法休息的狀態；閑暇時間的減少，快餐化時代的到來，購物時間的集中；公共領域的銳減，日常活動區域在城市中日漸減少……
    也許更多是全球化時代的影響，極力融入西方發達國家生活的渴望作祟。我們原有的生活方式隨著傳統的喪失已經分崩離析了，當我們在城市中生活時，不會向往鄉村田園的標準，更多把西方城市話生活的模式作為衡量自我幸福的標準。很典型的一個變化就是，我們為什么越來越喜歡喝咖啡？從喝茶到喝咖啡的轉變到底意味著什么？味道苦澀的黑咖啡不會受到國人的歡迎，于是，有了加糖和加奶精的速溶咖啡。我們原本是有著一個悠久的喝茶的歷史傳統的國家，而且茶之中不含任何脂肪和糖分，但是現在城市中產階級自然轉向了富含乳脂和糖分的咖啡，這種變化意味著什么？保羅和馬修分析說，答案很簡單：因為市場營銷。商家在兜售咖啡的時候，還在兜售著一種“代表著西方的、國際大都市的高雅文化，對于那些崇尚先進國家的一切同時正在為中場階級生活打拼的人來說，這代表著一種更為美好生活方式的品味和格調”。
    這當然只是致使肥胖成為一個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的一個縮影。我們學習西方文化和所謂高雅生活的同時，也帶入了他們問題，更重要的是，到現在很多人不把它當成一種社會病癥，只是看成一種因襲的習慣，以為能通過改變生活方式就能減去負重。但問題是，我們的生活方式已經沒有了多項選擇的可能性，只有一種，那就是在日益狹窄的空間里，在慢慢消逝的時間漩渦中，讓沉重的肉身不堪重負，在孤獨中慢慢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