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消費、儲蓄，無疑是個人財富管理的“三駕馬車”。
　　2010年我國城鄉居民人民幣儲蓄存款余額首次突破30萬億元。如果居民儲蓄的增長不能轉化為投資，過度的居民儲蓄抑制了現期的消費，消費需求不足，投資效率低下，那么居民儲蓄就會對經濟發展產生負面的影響。反過來，投資、消費不足，又使居民儲蓄可能出現滯漲。
　　前央行副行長朱民曾列舉一組數據：中國居民儲蓄在過去20年前的增長是19.6%，今天還是19.6%，中國政府的儲蓄20年前是4.7%，今天是8.6%，公司的儲蓄從20年前的7.8%漲到今天18.5%。很顯然，儲蓄的增加是公司儲蓄為主的增加。也就是說，事實上，中國居民并不富裕。那么，中國要調整增長模式，中國經濟結構調整被推上了最前端，關鍵是保障居民的財產性收入與日俱增。
　　在零利率或負利率背景下，居民的財產性收入要靠個人投資來實現。以美國為例，西方發達國家居民投資可供選擇的主要渠道是：一是儲蓄存款，約占美國人投資額的15%；二是股票，約占投資額的40%；三是保險和養老金，約占投資額的20%；四是債券，占到投資額的10%左右；五是其他投資方式，如購買外匯等。
　　現在的問題是：為什么美國人在零利率條件下股票投資占比最大，而我國在負利率條件下仍有六成居民選擇儲蓄存款？難道中國投資者不知道巴菲特的提醒——“你的錢躺著也可能中槍”嗎？非也。問題在于中國股市要從根本上改變“站起來更容易中槍”和長期以來“一賺二平七虧”的局面。
　　一段時間以來，貝塔值(β值)成為一些市場人士關注的焦點，相對于市盈率等指標，貝塔值或許更能反映在經濟增長出現減速情況下的投資選擇標準。巴菲特則在最新年度“致股東的信”中如此闡釋：我們將投資定義為“現在將購買力讓渡給他人，合理期待未來支付稅率后，仍能獲得更高的購買力”。簡言之，投資就是放棄現在的消費，以便將來有能力消費更多。由此巴菲特得出以下結論：衡量投資風險高低的指標不應是貝塔值（波動性越大，則被認為風險越大），而是持有期滿后投資人出現購買力損失的概率。資產價格可能大幅波動，但只要有理由肯定投資期滿后它們帶來的購買力能得到提升，這項投資就沒有風險。基于此，巴菲特旗下公司逆市增持包括科技股在內多種股票。
　　事實證明，年逾八旬的巴菲特老爺子又做對了，如今金融危機發源地的美國股市幾乎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相比之下，滬深股市主要指數還在低位徘徊。筆者認為，美國投資人的風險偏好是較為理性的，而中國投資者的風險偏好往往帶有濃厚的非理性色彩，關鍵時刻顯得畏首畏尾，甚至不堪一擊。
　　這種情形也許正在發生變化。證監會主席郭樹清日前的一些新提法值得關注：一是認為投資“不差錢”。此前，郭樹清還表示要重視A股經過調整后正出現罕見的投資價值，使股市成為居民財產性收入的財富管理平臺；二是吹風“藍籌價值論”。他明確指出大型績優公司股票價格比平均水平低了約40%，多次力挺藍籌；三是對經濟與股市“有信心”。他指出，我國經濟是典型的大國經濟，有著巨大的內需市場，國際環境的影響其實不如想像的那么大。他還坦言，中國股市確實存在許多與經濟的脫節現象。但我國資本市場非常年輕，固然存在許多不成熟的地方，但也充滿旺盛生機。他同時又反對在股市里賺快錢，賺大錢——一幅郭氏A股“慢牛圖”似乎浮現在投資者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