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個月前，IBM公司發(fā)布了一份關于高跟鞋的調查報告，分析數(shù)據(jù)來自“社交媒體上數(shù)以億萬計的帖子”。分析顯示，在過去的兩年間，高跟鞋的高度呈下降趨勢。這個發(fā)現(xiàn)令他們感到驚訝。“通常情況下，每逢經濟下滑，鞋跟都會增高，這一次卻不一樣。或許因為長期的緊縮情緒，激發(fā)了消費者省衣縮食的意念。”IBM相關領域專家特雷弗·戴維斯(Trevor Davis)博士如是說。
　　時尚界對這個結論卻不以為然。薩克斯第五大道精品百貨店的資深時裝總監(jiān)科琳·謝倫(Colleen Sherin)表示，這種說法就像“裙邊指數(shù)”和“口紅指數(shù)”一樣，只是妄加的揣測，而實際上，“一切只是時尚循環(huán)”。紐約的另一位時尚專家，F(xiàn).I.T學院的瓦雷里?斯蒂爾(Valerie Steele)教授表達得更為直接，在她看來，依靠網絡言談得來的證據(jù)根本站不住腳：“這一切可以歸結為馬克·吐溫的一句名言：‘謊言、該死的謊言和數(shù)據(jù)。’”也有人表示相信鞋跟高度與經濟存在著某種聯(lián)系，例如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大蕭條時期，確實有過“經濟越差、鞋跟越高”的現(xiàn)象。
　　“我們并沒有感受到這樣的影響，作為設計師，我們還是希望鞋子美一點，保持風格，不能因為大環(huán)境做大調整。”齊樂人(Stephen Chi)對本刊說。他是Stella Luna的首席設計師，從事高跟鞋設計已有16年。因為時髦的設計和“可承受奢侈”的價格定位，Stella Luna頗受白領女性的歡迎。相較于多數(shù)日用女鞋，Stella Luna更像時裝鞋，它更性感，鞋跟也更高。一雙Stella Luna女鞋，常見高度在七八厘米左右，對于那些沒有接受過“高跟鞋穿著訓練”的女性，這依然是一個具有挑戰(zhàn)性的高度。
　　“美觀與舒適，在抓兩個平衡點的時候，美觀還是占更高一點的比重——當然舒適也很重要。我們的鞋子雖然高，但是還不至于讓人不能穿。”若如報告所言，在7厘米的高度上再縮減幾厘米，便是最令設計師頭疼的中跟鞋。“中跟鞋是最難設計的一種鞋。既要舒適，又要美觀，非常難做。可這樣的鞋還是得做，每年我都會設計很多，最后上架的不多。很多鞋在設計完之后，就被直接扔進垃圾箱了。”齊樂人告訴本刊。
　　齊樂人表示，在設計過程中，鞋跟的高度不是他們考慮的主要因素。“我們考慮的，是如何把鞋子的線條抓出來。從設計上說，有一個比例在——比如鞋子前后部的比例、鞋子線條的比例等等。舉例說，7厘米的鞋子本身就不算太高，如果再加上前部防水臺和粗肥的后跟，鞋的平衡點就會不對。設計時有很多小技巧，你所看到的鞋跟高度，并不一定就是它的實際高度。設計里有很多視覺差。”齊樂人說。
　　鞋跟變化真的完全不受經濟的影響嗎?回望過去的一個世紀，會發(fā)現(xiàn)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幾乎每個經濟衰退期，都是高跟鞋流行的時期。上世紀20年代，查爾斯頓舞鞋風靡一時。每個爵士時代的摩登女郎，都會有一雙這樣的淺幫、低跟的皮鞋。但它的輝煌只持續(xù)到了1929年。大蕭條來臨后，敞口高跟鞋與厚底鞋逐漸取代了查爾斯頓舞鞋的地位。在百廢待興的50年代，迪奧先生攜手Roger Vivier推出了一款女式高跟鞋，因為鞋跟又尖又細，像一把匕首，被稱為“Stiletto”。自誕生之日起，Stiletto便被看成是性感女鞋的代表。
　　60年代是一個繁榮的年代，高跟鞋卻沒有因此而更繁榮。因為女權運動的興起，“Stiletto”這樣的女式高跟鞋被看成是“男人拿來禁錮女性的東西”。此時流行的鞋子上，圓頭、花邊比比皆是，芭蕾舞鞋、方形鞋跟大受歡迎。在60年代的舊照片里，看到的是Twiggy一樣的姑娘：她梳著短短的頭發(fā)，穿一條A字形的迷你裙，再配上鞋跟淺淺的小皮鞋。但到了70年代，厚底鞋的好日子又來了。在倫敦的Biba店里，短短幾月便銷售了7.5萬雙厚底鞋。在《周末夜狂熱》中，約翰?屈伏塔一開場便穿了一雙古巴厚底鞋，這一身裝扮成為當時的經典。有意味的是，影片拍攝于1977年，距離第二次石油危機不過兩年。
　　多倫多Bata鞋類博物館的資深策展人伊麗莎白·塞姆海克(Elizabeth Semmel-hack)的話代表了另一部分人的觀點：這些現(xiàn)象的確存在，但也只是一些“隨性的觀察”，并不能構成堅實的證據(jù)。而對于鞋類設計者而言，鞋跟的細微變化并不足以給他們帶來改變，盡管經濟大環(huán)境在潛移默化中對他們造成影響。“在最近的這些年中，鞋跟的高度其實差不多。變化比較多的，是鞋子的顏色、材質和設計上的細節(jié)。”齊樂人說。在最新的一季的設計里，齊樂人使用了大量的鮮艷顏色，在過去，他使用得更多的是保守的黑、灰兩色。“我在今年甚至沒有使用黑色。”齊樂人告訴本刊，“可能與大環(huán)境有些關系。現(xiàn)在看新聞，幾乎沒有什么好消息。你不能再設計灰暗的東西。鞋子就是女人的心情。她今天處于怎樣的狀態(tài)，看鞋子就知道了。”
　　卡拉·弗里曼(Carla Freeman)是人類學教授，在其名為《全球經濟中的高科技與高跟鞋》的專著中，她談到了高跟鞋與經濟的微妙關系。她的研究對象是日常工作與電腦打交道的加勒比海黑人婦女。在不斷“職業(yè)化”的過程中，她們融入了全球經濟體系——這不僅體現(xiàn)在技能上，也體現(xiàn)在外觀上，通過一套特定的著裝符碼，她們邁入了另一個階層。弗里曼寫道：“對于這些‘信息化工人’，成為一個受人尊敬的女性并不需要婚后的家庭生活，而是‘職業(yè)化’的工作。在她們的套裝中，你可以發(fā)現(xiàn)與之相符的元素：長度恰當?shù)娜棺印�無袖衫、絲襪以及高跟鞋。”——在這里，“無袖衫”被認做“在擁有中央空調的高級辦公室上班”的同義語，“高跟鞋”的言外之意是“絕不用干體力活兒”。
　　不論鞋跟的高度與經濟有否必然聯(lián)系，在一定的范圍內，它的高度與所處階層成正比。鞋子絕非自發(fā)明那日起便陡然增高3英寸。顯而易見的是，高跟鞋是在“不勞動”成為可能之后才出現(xiàn)的，換言之，此時的社會必然有了階級分層。在古埃及，平民均赤足，唯有貴族可以著鞋。在古希臘與羅馬，有一種被稱作Kothorni的厚底鞋，在戲劇舞臺上十分流行。演員穿上不同高度的鞋子，代表不同的階層。在法國大革命時期，高跟鞋被視為階級差異的標志，為革命黨人所不容。1791年，拿破侖頒布法令，禁穿高跟鞋，以此顯示“人人平等”。但禁令并不能遏止所有人對于高跟鞋的熱情，瑪麗?安東尼德在1793年走上斷頭臺的那一刻，依然穿著高達2英寸的鞋子。
　　在意大利，人們調笑說，高跟鞋的發(fā)明者是一個愛吃醋的威尼斯丈夫，為了“杜絕不正當關系的發(fā)生”，他讓漂亮的妻子穿上又高又重的厚底鞋。高跟鞋行家會解釋個中緣由：這種雙腳離地的厚底鞋，看似穩(wěn)當，其實比普通高跟鞋更難穿。因為沒有給足弓留出空間，它非常不適宜行走。“一般說來，走路時壓力在腳的后部。穿高跟鞋走路，情形不太一樣，壓力集中在前部。鞋子的前部與后部都有足夠的著地點，有個弧度，才會比較舒服。”齊樂人告訴本刊，“6厘米到7厘米是最舒服的高度。走路的時候壓力在前面，后面又有足夠的支持——只要根不是特別細，就會比較穩(wěn)。鞋跟太低，沒有弧度，穿著者也會感到累。”
　　無論如何，意大利人為高跟鞋所做的貢獻有目共睹。高跟鞋真正成為流行，得益于意大利16世紀最鼎盛的家族的傳人，美第奇家族的凱瑟琳公主。凱瑟琳·德·美第奇身材嬌小，且談不上漂亮。14歲那年，她遠嫁法國。為了與法國宮廷里艷麗高挑的女官一較高下，大婚那日，凱瑟琳穿了一雙兩英寸高的高跟鞋，據(jù)稱出自達·芬奇之手。這雙特別的鞋不僅讓她鶴立于眾人，且賦予了她天鵝般的行走步態(tài)。在她的影響下，高跟鞋很快成為風潮。在凱瑟琳的追隨者中，最著名的是蘇格蘭的瑪麗女王，人民給她的外號是“血腥瑪麗”。
　　有意思的是，在高跟鞋成為流行風潮的最初幾個世紀，鞋跟的高度與該國經濟的繁榮程度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在法國，高跟鞋的黃金時代始于18世紀，這是法王路易十六當政時期。“太陽王”偏好細致的高跟鞋，并催生了高跟鞋史上重要的“路易鞋”。這些鞋子的鞋跟通常非常高，動輒5英寸甚至更高，并繡有精美的圖案。這種鞋子風靡了很多年，直到法國大革命的到來，這股不男不女的高跟風潮才壽終正寢。
　　在英國，高跟鞋在19世紀中葉得到了風靡。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們認為，高腳背的鞋子是歐式、貴族化的，反之則不夠雅觀。此時的英國已經完成工業(yè)革命，縫紉機也被發(fā)明出來，鞋跟的高度也變得高低不一。進入20世紀后，人們逐漸傾向于舒適的平底或矮跟鞋。在“咆哮的20年代”及隨之而來的“蕭條30年代”，歐洲人的鞋子顯得寬且矮。而在好萊塢，美國人仿佛在挑戰(zhàn)傳統(tǒng)的法國時尚標準——在琴裘·羅杰(Giner Rogers)這樣的女明星腳上，出現(xiàn)的更為Bling-Bling的高跟鞋。特雷弗·戴維斯博士如是解釋“經濟越低，鞋跟越高”這一現(xiàn)象：“消費者選擇更為炫目的時尚裝扮，以此作為幻想與逃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