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啟動匯改以來，多數對人民幣升值持反對意見的學者都試圖在“廣場協議”與日本“失去的十年”間建立某種聯系，希望能引為前車之鑒。目前比較流行的看法是，當時美國希望通過“廣場協議”，使美元對德國馬克、日元等貨幣貶值，進而改善美國的貿易狀況，減少貿易赤字。為此，美國對日本施壓可以說是不遺余力，甚至不惜以日美安保等外交措施相威脅，結果是美國如愿加速了日元升值。但是，美國希望通過貨幣貶值改善貿易狀況的愿望卻落了空。無論德國還是日本，仍保持著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更讓美國沒有料到的是，中國逐漸成了全球失衡中的一極，對美國有著巨額貿易順差。這一切是怎么發生的呢？
　　首先，廣場協議打敗了日本。一直以來，理論界都認為廣場協議沒有給日本帶來傷害，因為廣場協議之后日本的貿易順差并沒有減少，筆者也曾持這種觀點，但這并不是事實。廣場協議雖然沒有對日本經濟帶來外傷，卻造成了嚴重的內傷。廣場協議改變了日美兩國的勞動力成本，也改變了兩國的產業競爭力。在廣場協議之前，雖然日元升值了30%以上，但勞動力成本仍比美國低。1980年，日本的周工資水平是224.0美元，而美國則為261.5美元。廣場協議之后，日本的勞動力成本在1986年首次超過美國，當年日本的周工資水平為362.6美元，而美國則為358.5美元。從此以后，日本的勞動力成本一直高于美國，并不斷拉大與美國的距離，到2000年，日本的勞動力成本比美國高出37.7%。日本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正是在廣場協議之后迅速發展起來的。
　　其次，廣場協議并沒有讓美國受益。美國曾預期在廣場協議之后改善自身的貿易狀況，但并未如愿。如果僅考慮日美兩國，那么日本產業競爭力下降以及企業向外轉移，都會直接提高美國的相對競爭力，并改善甚至扭轉美國的貿易赤字。但就在廣場協議前后，全球市場出現了新加入的國家。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向全球市場投入了幾乎是無限供給的廉價勞動力，打破了美國的預期。從日本、德國轉移出來的產能，很多都轉移到了中國，美國企業也將部分產能轉移到中國。發達國家的技術和中國的勞動力結合在一起，美國的相對競爭力非但沒有提高，反而被削弱。到頭來，“廣場協議”打敗了日本，但沒有給美國帶來好處。
　　因此，以日本為參照，就很好解釋美國對人民幣升值的執著了。匯改以來，人民幣一直保持緩慢升值，但美國仍不滿意，華盛頓對人民幣升值的執著超乎了很多人的想象。尤其是對日本情況有所了解的學者都非常不解：既然升值不能促使貿易再平衡問題，為什么美國這么希望人民幣升值呢？在這個問題上，美國顯然比中國知道得多。有美元對日元貶值和對德國馬克貶值的經驗，美國人當然知道人民幣升值并不能減少兩國之間的貿易順差。但是，在中國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的情況下，讓人民幣升值可以加速削弱中國的產業競爭力，可以說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因為貨幣升值會帶來兩方面的影響，一是通過相對價格變動改變兩國的顯性優勢，二是通過相對資源成本價格改變甚至是扭轉兩國產業競爭力的對比。而從日本的經驗來看，后者危害更大，而這在關于人民幣升值的討論中是被忽視的。
　　那么，美國這次會成功嗎？雖然還很難有定論，但筆者認為這次美國成功的概率要比廣場協議大得多。因為，勞動力市場格局已定。近三十多年來，全球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程度得到較大提高，能夠新注入市場的勞動力數量已大大減少。因此，美元貶值的效應將會更直接地傳導到美國的實體經濟。而美國的融資成本優勢顯著。考慮生產成本，要綜合考慮勞動力成本和資金成本。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已降到了2.1%的歷史低點，與此同時，中國10年期國債的收益率為3.9%，考慮到融資體系的差異，中美兩國在資金成本上的差異要大得多。與此同時，中國的產業競爭力仍很脆弱。與日本在廣場協議時的產業競爭力相比，中國的產業競爭力還很弱，對低成本勞動力的依賴程度還很高，因此，人民幣升值對于中美兩國產業競爭力的影響可能會更加明顯。還有，美國勞動力市場也呈“二元”結構。美國的勞動力市場上也有一支規模不小的廉價勞動力隊伍，那就是合法與非法的移民，如果政策得當，中美兩國在勞動力成本上的差距會大大縮小。雖然在短期內，對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可能沒有大礙，但是資本密集型的產業可能首先大受影響，如果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上升到了高于機器人(不是美國的勞工)的水平，資本密集型產業的轉移就會啟動。同時，由于中小企業融資成本奇高，也有可能成為向海外轉移產能的主力。
　　為此，筆者有三點提議：高度重視分析人民幣升值對產業競爭力的影響，密切關注美國產業政策和勞工政策，悉心跟蹤國內資本密集型產業和中小企業海外投資的動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