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藝術市場的前景非常好,但是問題也很大,主要就是不規范。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藝術市場是由幾個相互獨立的支柱支撐起來的:一個是藝術家,即藝術品的生產者;第二個支柱是收藏家,這是藝術品的終端;第三個支柱是藝術評論家和學者,他們是獨立的撰稿人;第四個支柱是藝術市場的運營者,包括畫廊、拍賣行、獨立經紀人,還包括給各種基金做顧問的一批專家,這些人都是在藝術市場里經營操作的人。這四個支柱應該各行其職,不能“篡位”,合起來才能形成一個合理公平的市場。
藝術家要遵守市場規則,不能賣給一家50000塊,賣給另一家5000塊;與畫廊簽了協議就應該遵守。如果協議規定,藝術家這一年里創作的作品都由畫廊來代理,那么藝術家就不能私下出售,甚至贈送他人都不應該,這是藝術家應該遵守的規矩。
評論家應持守的規矩是,絕對不能從任何一方獲得好處,否則的話,他/她的評論就會失去公正的立場。而現在的評論家,恐怕很難做到這一點,這個問題如果得不到解決,批評的權威性也就無從談起。
除此之外,中國的藝術市場還有很多其他的問題。例如,一級市場、二級市場的職責不分明,本來畫廊是一級市場,拍賣行是二級市場,拍賣行里的作品照理應該來自于畫廊,而不是藝術家本人。為什么要有這樣的機制呢?因為作品的真偽辨別問題應該在一級市場里得到解決,畫廊要對送拍的作品負責任,才能夠具有良好的信譽度,才能夠與拍賣行取得一個長久的合作關系。而讓拍賣行去鑒定所有作品,這個要求是不科學的,也是不合理的。
我與原來蘇富比幾個中國畫部的主任比較熟悉,包括香港的黃君實、紐約的張宏,他們就曾說過,中國歷史上好幾千名畫家,他們怎么可能對每個畫家的作品都那么了解、辨別都準確無誤呢?所以,這個判斷真假的任務其實應該交給畫廊或者經紀人來完成。一家畫廊或經紀人可能只經營6個畫家或者8個畫家的作品,在數量有限的情況下,完全可以保證這幾位畫家作品的可靠性,因為畫廊與藝術家是長期的合作伙伴,作品都來自藝術家的畫室,那么拍賣行也能夠保證其拍賣作品的真實性。
現在中國沒有這個環節。拍賣行根本不會到畫廊里去收作品,而是直接從別人家里收。所以,拍賣行的可靠性和信譽度就被打了很大的折扣。當然,各個拍賣行的具體情況差別很大,一些大的拍賣行,例如嘉德的王雁南等人,都很認真,做事比較謹慎。但是很多地方上的小拍賣行就大不一樣,我曾翻閱過它們的拍賣目錄,覺得那里面假畫的比例甚至要達到80%、90%之多。
在西方,造假畫是個很嚴重的問題。如果某人被發現造假,即使不會判很長的刑期,也一定會經過法律訴訟環節,而且在媒體上公開。在監獄服刑幾年之后,這個人以后就再不能造假畫了,不僅不能造假,大家都知道他的情況,不會有人再信任他了。但是中國沒有這樣的機制,所以現在造假畫成為一個巨大的“產業”,比文化創意產業還賺錢,真是一本萬利。國畫造假的人太多,這是造成市場混亂的一個特別大的原因。
此外還有客觀維度上的問題,也就是說,藝術作品的價值,它的學術價值、藝術價值的評判非常困難。那么價值評判的系統從哪里來?在一個歷史時期當中,眼光準確的人或許只有一兩個人,非常之少,而且在短期內或許也無法得到同代人的認同。舉個例子來說,現在大家都認同黃賓虹先生的藝術價值,認為他的作品是大師級的,沒人敢說不好,因為說黃先生的作品不好,似乎就是表明自己沒有藝術判斷的水平。但實際上,在他有生之年沒人說黃先生的作品好,只有極少數的幾個人,例如我的父親潘天壽,還有傅雷先生等人認同并且支持黃先生的作品。當年黃先生的作品要贈送給當時的浙江美術學院,結果浙江美術學院拒絕接受;送給浙江博物館,館方后來只是勉為其難地接受了一部分作品;送給家里幫忙照顧黃先生夫婦的工人,工人更愿意要幾塊錢,而不是黃先生的作品。現在的情況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黃先生的那批作品成了浙江博物館的第一大鎮館之寶。
這說明什么?說明頂級的藝術家要被人理解是極為困難的,很多著名畫家在生前都不為人所接受,而幾十年甚至幾百年之后,他的作品才能夠為人所理解,這些作品的價值才能夠顯現出來。建立藝術價值的評判標準,就是如此困難,即便是在專家的圈子里,真能辨別其價值的人,恐怕也是少而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