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于“中國藝術基金元年”的2010年，2011年的藝術基金更是厚積薄發、再接再厲，國內的藝術基金在資本的召喚下呼之欲出，來勢兇猛。2011年4月，新成立的“中融信托之邦文傳家寶集合資金信托計劃”更是給投資者帶來“高回報、低時限”的沖擊，資金門檻100萬，預期收益率10%，投資期限僅為12個月，預計發行半個月的6000萬人民幣的募集作業在發行當日便被認購完畢。
這一狀況雖然喜了一部分只求調動更多社會資源進入的拍賣行和畫廊主們，卻愁了另一些視藝術為金融投資者不可撼動之學術領地的批評家們。不同于藝術品的收藏，藝術基金是純逐利的投資理財產品。而從藝術與金融跨界的那天開始，關于各種金融形式的負面新聞從未中斷，從“藝術股票”到“藝術基金”，這個似乎狹小又私密的藝術圈里，至今也不太歡迎外來客的加入。
對此，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西沐認為：“隨著退出體制的不斷完善，中國藝術品投資基金會有一個爆發式的發展，可以說，今年與去年相比，藝術品投資基金非但沒有在藝術金融化的一些負面新聞下變得低調或放慢腳步，反而更具爆發性地發展起來。”
2011年藝術基金百家爭鳴
2011上半年剛過，藝術品投資者的名單上，藝術基金的數量并非一只一只地在增長，藝術金融化的負面新聞似乎并沒有影響到試圖擠進“藝術圈”的投資者們。國投信托的官網上顯示，國投在上半年分別發行了三只基金，募資規模總共達到5億左右，募集作業基本上都是當天完成。德美藝嘉在上半年也發行了一只包含18位油畫家和7位國畫家作品的藝術基金，基金募集5000萬人民幣。
而投資者名單上對于藝術基金和基金公司所在地的選擇，也早已不再局限于北京。與中信信托合作的深圳杏石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繼去年的兩只藝術基金后，杏石系列基金今年上半年更是追加了七只，規模分別從2000萬到5000萬人民幣。
今年5月，北京同鑫匯投資基金管理公司與招商銀行合作，在廈門舉辦了首屆海峽西岸藝術品投資論壇。其復文藝術品基金選擇了廈門作為注冊地，同鑫匯的執行合伙人、首席投資官陳展告訴記者，他們發現福建的投資者有一定的藝術品投資基礎。對于同鑫匯所認為的福建投資者具備的“藝術品投資基礎”，在藝術與資本上孰輕孰重，陳展補充道：“當然，對于私募投資基金這種金融產品的理解還需要時間去推廣，我們對投資者作了一對一的拜訪，目前簽訂意向書的認購金額已經接近1個億，并將在今年7月31日結束首期募集。”
高預期收益率與風險控制
雖然藝術市場的種種交易模式與金融規則越走越近，但此類標的物的特殊屬性始終讓它承擔著比一般投資多一倍的風險。而在樓市、股市日益疲軟的情況下，再大的風險似乎也敵不過基金公司給出的高預期收益率。
陳展解釋道：“我們對每個投資者都有一份清晰的記賬制度，我們會按不同投資者、不同序列進行藝術品投資收益的計算與分配，所以投資回報率是在變化的。但總體而言，我們在買入與賣出的定價策略上就是按目標回報來設定的，在這個基礎上我們選擇可以符合我們目標的買賣渠道商進行合作與談判。”
對于藝術品貶值的問題，陳展更是樂觀地說：“貶值分為有形貶值與無形貶值。有形貶值的風險我們會請保險公司來承保。而無形貶值，首先從市場來看，藝術品投資雖有某些拍品屢創新高的‘泡沫’問題，但總體仍處于上升趨勢之中，并且我們預計這個趨勢還會保持很久；第二，從個別操作來看，追高不是我們的策略，并且我們的藝術品基金操作周期相對較短，這些因素都降低了無形貶值的風險。”
從一開始，藝術基金拋出的預期年化收益率就對散戶游資具有很大的吸引力，都在15%-30%左右，甚至高于30%。杏石系列基金預期年化收益率也為15%-30%，對于2011年之前已經發行的基金至今收益率的情況，杏石的王小姐告訴記者：“現在的投資回報率顯示，漲幅還是達到了預期的。”而對于投資者最關心的藝術品萬一貶值的風險，王小姐說：“如果藝術品貶值了，虧損首先由管理者的10%中來彌補。”
“封閉期內投資者可以看到一個不斷變化著的投資回報率，我們每隔一段時間會給客戶一個回饋的報告，讓客戶看到藝術基金近期內的漲幅。”相對于監管缺失的藝術基金，國投信托給出8%-8.5%的預期年化收益率就顯得保守很多。盡管如此，國投信托的總經理呂益民還是不得不再次提醒各位投資者：“我們當然希望做到保證客戶的預期投資回報率，但是投資是一定有風險的。”對于風險的控制，呂益民告訴記者，國投信托的投資客戶中個人居多，一般都是高凈資產客戶，而且一般不主張企業投資藝術基金，“因為他們自身情況也不太穩定。”
除了依托于基金公司本身對產品的風險控制，摩帝富公司在日常的客戶維護中，開設了關于藝術市場與投資的課程，從西方經典藝術到亞洲當代藝術，從藝術市場的投資到收藏，摩帝富給他們的高資產客戶提供了藝術金融化的面面觀。
退出體制不完善與監管體制缺失
在目前中國藝術基金退出體制不完善的情況下，藝術基金公司與拍賣行的關系顯得更為微妙。對此，西沐表示：“在這種情況下，不少基金將拍賣公司，特別是一些大的拍賣公司作為進貨與出貨的主渠道，甚至是唯一渠道，這樣，基金與拍賣公司的關聯就進一步密切了。”對于國投與嘉德的合作，呂益民也解釋說他們大部分的藝術基金都是獨立的，有自己的藝術顧問和投資團隊，“拍賣也不是唯一的退出渠道，封閉期內也是可以自己交易的。”
拍賣和協議轉讓的退出方式難免讓藝術基金在退出機制上顯得薄弱，而與處于監管地位、整個發行過程中有監管機構存在的信托相比，私募基金由于在操作過程中監督機構的缺失，風險性也相對更大。
相比起來，同樣是純逐利的文交所相比，它的退出相對快捷，而基金需要一個鎖定期。不同的是，基金可以有投資顧問的支撐。在大呼金融與藝術的復合型人才匱乏之時，投資者如果自身沒有很好的智囊團，或許能依靠的便是一開始選擇的基金公司。而這就要求投資公司管理的規范、自身的品牌信譽與公開透明。
一個新生行業的種種問題，似乎不妨礙新事物出現時人們感受到的進步性和接受它的樂觀態度，西沐認為：“中國藝術品市場的金融化是大勢所趨，就目前的情況來看，藝術品資本市場的發育與發展是其核心，而中國藝術品資本市場發展的突破口是藝術品投資基金。藝術品投資基金現在只能說剛剛起步，其對藝術品資本市場的突破與帶動意義深遠，特別是教育與示范影響會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