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似曾相識。
位于北京朝陽東壩東五環的首開“常青藤”最新開盤的房源，經過折扣等優惠措施總價直接降價19萬-78萬元。優惠推出后，30名老業主立即要求開發商補償損失。這批老業主今年1月購買的首開“常青藤”房子，相應地，“多”付了19萬-78萬元。今年3月遠洋一方開盤降價4000元后，也遭到業主的強烈抗議。
盡管北京今年提出了使房價穩中有降的調控目標，但很多購房者仍舊難以接受房價被下調。與此想法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一部分人對房價下跌寄予極大期望。
遠在北京八里橋的批發市場總經理趙爾烈，最近在接受采訪時指出，是高房價推動了高菜價。他建議，對占菜販90%以上的外地人，能夠納入到廉租房工程，解決大家的實際困難。
房地產調控在重重阻力下前行，觸碰著不同群體的利益。這一輪調控過后，房價是否還會向前幾輪大漲、是否會達到預期的目標？
誰是“群眾”？
自2010年1月以來，只有2010年6月，70個大中城市房價曾出現過0.1%的環比負增長，其余15個月份皆屬正增長。今年4月，全國70個大中城市中，超過九成城市的新房價格高于去年同期水平。多數市場人士認為，調控的效果不明顯。
據認為，此輪調控的目標是將房價控制在合理水平內。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齊驥曾公開表示，房價合不合理，最有權力評價的是當地居民。但不同利益群體對此有不同的認知。
今年全國兩會上，據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相關負責人介紹：我國城市居民89%擁有住房，其中約12%是祖上傳下來的；有40%多是房改房；其他不到40%是居民通過市場購買的商品住房。
對調控明顯的態度差異存在于有房產者和無房產者之間，而有多套房產和只有一套住房的群眾對調控也抱有不同的期望。
李新（化名）目前在深圳某事業單位供職，是享有公共租賃住房的夾心層。一方面，她非常感激政府的政策，每個月只需要交700多元的房租。另一方面她也希望擁有自己的住房，希望房價下降到她可以承受的范圍。
改革開放30年，中國社會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從一個無產社會變成一個有產社會。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住房以及相伴隨的財富形成。200萬元，如果存在銀行，一年后，現金還是200萬；如果買房，200萬的住房一年后有可能變為250萬元。著名社會學者孫立平指出，現在我國是城市建設和基礎設施建設的超常發展時期，由此實現的財富轉移是一個相當大的數量。
亞豪市場總監郭毅也希望房價下降。“我現在住的房子買得早，我有改善需求，還想再買一套，希望房價下降。”郭毅頗能代表一部分只有一套住房且有改善性需求的群體。
擁有兩套以上住房的人，則不希望房價下跌。資深媒體運營人員吳昔（化名）有4套住房，“我希望房價維持年10%-15%的漲幅，這樣的市場是健康的。否則，就算我的房子增值，我心里也不踏實，因為不知道什么時候會下跌，市場會崩潰。”
2009年年底，吳昔買了北京西四環的雅士合金公寓，當時的價格是19700元/平方米，一年內，房子的價格上漲到37000元/平方米，現在還有人以每平方米4萬元的價格出售。竊喜的同時，吳昔自己都覺得不合理。“中國的房價和房地產市場就像一個美麗的氣球，大家似乎都覺得它會被吹破，但每個人都在積極地把這個氣球吹大，讓自己的虛擬財富增值。”
重重阻力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調控很難讓所有人滿意。不同群眾有不同的認知，各界對房地產也有不同的看法。
國家行政學院決策咨詢部研究員王小廣認為，房地產從過度繁榮的狀態，調低一點，進入正常增長，中國經濟更健康。他指出，已經形成的共識是，從中央到學者，甚至到房地產商，大家都認識到房地產這么漲下去，中國經濟今后會有很大的風險。
認知非共識 多重矛盾阻力調控
但地方政府有現實的苦惱。在陽光100集團常務副總裁范小沖的理解里，中央要實現的目標和地方實現的目標是不一致的。地方政府也有生存壓力。現在地方融資平臺很缺錢，如果房價一旦降下來，會帶來危機。地方政府不希望房價降，但在問責制的重壓下，也必須控制房價的漲幅。陽光100在不同的城市開發項目，明顯感受到，在房價上漲快的城市，地方政府趨于出臺更嚴厲的政策；在調控壓力較小的城市，政府沒有過多的干預，反而希望開發商來投資。
從各地上報的房價調控目標，可見端倪。梳理600余個城市的房價調控目標來看，總共可分六種類型，包括以GDP和人均可支配的收入漲幅為參照系、以人均可支配收入漲幅為參照系、以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為參照系、規定具體漲幅上限、“穩中有降”以及“及時調整”的房價控制目標。曾因將房價控制目標定為增幅低于50.5%而名聲大噪的榆樹，近日將目標調整為“新建住房價格（均價）增幅控制在10%以內，低于2011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
也曾參與一些房地產相關政策制定工作的李新表示，地方政府也很努力，但領導們對調控的效果并不滿意。她的切身感受是，目前的調控已經采取了金融、稅收、土地、行政限購等多重政策，但只要政府一出政策，馬上會遭遇到市場的多方博弈，房價真的很難降。
作為開發商，范小沖也希望房價有所下降，他認為，房價上漲而由此帶來的地價上漲，已經使房地產企業無法順利進行再生產。這些年來的調控，政策的搖擺，始終讓開發商背負了巨大的不確定性，風險和成本都在加大，不知道路該怎樣走。
調控的反思
一位建設部退休專家反思過去幾年的調控說，調控手段是存在缺陷的。有些政策缺乏科學性和長遠考慮，帶來顧此失彼的逆向效果。調控始終對市場供求關系的平衡和改善始終考慮和把握不夠。有些政策的出臺引起市場供應量階段性非正常下降，引發房價上漲。
比如2004年為解決投資過熱，采取關閉土地金融兩道閘門，帶來市場供應量和預期供應量將大幅減少的信號，引發房價在第三季度出現非正常上漲，當年全國房價漲幅達到14.4%，遠遠高出1998年-2003年6年間商品住房銷售價格平均上漲3.6%的水平。2006年5月出臺了90/70政策，但該政策個別規定的具體含義幾個月后才得到明確，致使很多城市半年多沒有批出新開發項目，直接帶來了供求關系的緊張，引發2007年4月開始新一輪房價的上漲。
而此輪以限購等為主要手段的新一輪調控，是否能避免過去曾走過的彎路，根本改變房價過快上漲的局面？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周孝正悲觀地認為，一切都沒有根本性的改變。他告訴本報記者，1998年北京的房價只有（每平米）1500元，2008年上漲到了15000元（平均），現在四環里已經漲到了35000元。“不管出國幾條，都沒有改變房價上漲的局面。”他說。
最令市場人士擔心的是，限購等行政手段壓抑了市場的真實需求。“就像彈簧，壓力越大，反彈力也越大。”范小沖說。
住建部肯定了此輪調控的作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住房改革與發展司司長倪虹5月24日在接受訪問時表示，針對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的現象，國務院出臺的一系列加強房地產市場調控的政策措施已取得初步成效，但成果尚需鞏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