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滾石30年演唱會”實際上是去年滾石30周年臺北演唱會的一個延續。1980年，段鐘沂、段鐘潭兄弟在臺北創辦了滾石唱片公司，并在幾年內發展成為臺灣最大的唱片公司，在上世紀90年代，滾石公司不管是在簽約歌手和市場份額方面都是亞洲最大的獨立唱片公司。
　　但是隨著數字化時代的到來，全球音樂產業都受到不可逆轉的沖擊，作為亞洲最大的獨立唱片公司，滾石在這場數字化風暴中也受到前所未有的煎熬，盡管他們現在仍然可以稱得上是華語地區最大的唱片公司。現在，滾石旗下仍有十幾位簽約歌手，與當初幾百名歌手上千位員工的陣容已今非昔比。
　　滾石的隕落，實際上也標志一個時代轉型過程中傳統工業產業的沒落過程。因此，當滾石把幾十位曾經合作過的歌手召集到一起舉辦這場馬拉松式的演唱會，某種程度上講這可能是整個華語地區最后一次如此規模的演唱會，因為今后不會再有這樣傳統工業模式下的唱片公司體系了，唱片公司簽約培養歌手的方式會慢慢消失。另外，參加此次演唱會的歌手大都已過中年，下一個10年他們大都將到退休年齡，30年演唱會可能是他們參加的最后一次流水席，是最后的輝煌。
　　在滾石30周年演唱會前夕，記者采訪了滾石公司的兩位創辦人段鐘沂、段鐘潭兄弟，這也是段氏兄弟30年來第一次同時接受內地媒體采訪。

　　段鐘潭：以后有沒有唱片公司，無所謂

　　三聯生活周刊：滾石在30周年舉辦了這么大規模的演唱會，在過去10年、20年的時候也有過這樣的演唱會嗎？
　　段鐘潭：滾石10年時我們在新加坡、吉隆坡和香港地區都辦過當地的滾石10年演唱會。臺北我們就一直沒有辦，我覺得特別困難，第一就是藝人很多，在同一個時間把他們湊在一起有很大難度，再有就是節目不好安排，你會希望所有的歌手都有最好的表現機會，就一定牽扯到時間的長度。通常演唱會最多就是做兩個半小時節目，這樣的主題根本沒辦法做。所以我們在10年、20年的時候基本上也在回避這樣的困難。去年，我也一直認為辦不起來，覺得太困難了。話說回來，我們直接簽約的歌手已經很少了。雖然合作過的歌手非常多，可是也都開枝散葉湊到別的公司去了。而且過去這個10年，滾石的狀況又是特別不好。后來內部開會討論要不要辦，我們就想了一個辦法，就是向所有合作過的歌手發出邀請函，定一個日子，你愿意來就來。到那一天我們看有多少人來，我們再根據這些人來設計節目，以大家盡興為原則。結果來的人很多，一下就搞了5個多鐘頭。

　　三聯生活周刊：創辦滾石的時候你還不到30歲，30年后搞了一場演唱會，當時在現場心里是什么滋味呢？
　　段鐘潭：我一個人的時候去想，要辦一個滾石30年演唱會挺激動的，我也覺得我那天晚上大概會激動得不行了，會淚流滿面，可是沒有。到那一天我就是個工作人員，就盯著節目、音響，不能出錯，要盡量做到完美，不能有問題。他們在后臺玩得高興，我在前面東奔西跑，進入到工作狀態，完全沒辦法感慨。事后感覺其實還有很多事可以做。臺北演唱會讓大家的熱情都重新燃燒起來，我的感覺是這樣子，感慨反而不多，反而都還能繼續往前看。

　　三聯生活周刊：現在滾石簽約的歌手有多少，和10年前、20年前相比有多大差距呢？
　　段鐘潭：大概是以前的1/10吧。在簽約歌手數量最多的全盛時期，我都不太數得出來有多少，可能有200個。我們現在也就是十來個歌手。全盛時期有1200個員工，現在還不到120個。

　　三聯生活周刊：現在還在堅持做這個唱片公司，還在繼續面對這個不太好的音樂環境，心里是一種什么感受？
　　段鐘潭：當然首先你要活得下去，你不能搞到活不下去，那就有問題。在活得下去的這個基礎上，我覺得還得想想做什么。比如說很辛苦，錢賺得少了，或者說賠錢了，我回頭去看我是沒有受到什么影響，它帶給我快樂、滿足、成就……我總覺得錢永遠就是工作的副產品，它不是你的主要產品。主要產品是你的工作。

　　三聯生活周刊：當初創辦滾石的時候，有沒有給自己規劃一個標準或者目標，將來要做到一個什么樣的程度？
　　段鐘潭：做滾石唱片之前做了5年的《滾石》雜志，賠了不少錢。那個時候也沒有錢，后來就去努力還債。當時就想，雜志不能做，太難。可是雜志又已經做了，我們又喜歡音樂，那稍微接近一點的是什么？就是唱片，所以就選擇了唱片。開始做唱片真不知道會做多久，賠錢就不做了，根本不知道會做這么久。我們堅持原創，做大學生、知識分子這樣的歌手。至少我是受到美國嬉皮搖滾樂的影響，覺得文以載道，音樂要能夠影響人的思想，要能夠影響人的生活，要傳遞信息，而不只是風花雪月，這個在當時是沒有的。因為受搖滾樂的影響很大，所以我覺得我自己對人生、道德、社會、文化的塑造基本上是從搖滾樂里面得到的。這個信念我很強，所以就一路走了下來。

　　三聯生活周刊：你從什么時候覺得滾石唱片有力量了，可以不懼跟同行競爭了？
　　段鐘潭：大概在1995、1996年，此后就賠得一塌糊涂。當時覺得滾石很厲害了，就開始往外擴張，從香港地區到新加坡、泰國、日本、韓國都成立分公司。這讓我們賠得很慘。

　　三聯生活周刊：傳統的唱片公司這樣的操作方式，在今天這個數字時代可能面臨著各種各樣的沖擊挑戰。作為唱片公司老板，現在有什么好辦法面對嗎？
　　段鐘潭：我覺得一個公司的問題，或者一個產業的問題，都不是那么重要。我覺得那很多是個別公司的問題，它有可能會老化，有可能會受限于它自己成功的方程式，有些我不知道原因。可是我總覺得從流行音樂來講，它都不應該是一個限制，或者說它應該不是做不好音樂的一個理由。制作費就是這么多，以前這么多，現在這么多，你還是拿得出來，如果好好做，你還是可以做出好的產品。
　　跟消費者或者跟歌迷的互動現在的確是有點不好克服。不像我們過去經歷過的時代了，那時大家對音樂對歌手對作品是那么關注，現在去跟這些人做溝通的確是非常非常困難。

　　三聯生活周刊：當你第一次在網上聽到MP3的時候，第一反應是什么？
　　段鐘潭：當時我興奮得不得了。我覺得，哇，中國人要出頭了！在傳統的唱片行業里面，五大唱片公司有強大的全球發行網絡。華語是弱勢文化，英語是強勢文化，你窮一生之力，也不可能改變這個狀況。可是當互聯網起來的時候，你可以到美國去搞一個網絡發行公司，不管你是印度人、以色列人還是中國人，文化種族這個壁壘在這個產業面前會被打破。當時想到這個就覺得太棒了，終于有機會逐鹿中原了，結果又賠了。

　　三聯生活周刊：聽起來很像農夫與蛇的故事。
　　段鐘潭：我可以說我們是受害者，可是你也可以說我們不行嘛。包括這些大唱片公司，他們也花了無數的錢，想要去把科技怎么納入他們的發行系統里，都失敗了，一直到iTunes出來才算是一個成功的商業模式。從商業應用上來講，那可能就是你的能力不足。如果在關鍵的幾年，包括五大唱片，能夠找到這個商業模式，那可能又是另外一個結果。
　　從悲觀角度來看，就是得讓這個社會逐漸成長到一個狀態。也不是只有音樂，電影、藝術、科技等等，當這個社會大部分人的利益都跟這個東西的關聯越來越強的時候，就會迫使這個社會去做一個這樣的改變。比較樂觀的看法是，當一個國家逐漸看得出它必須要走上那條路的時候，比較早一點用法律、產業政策，去鼓勵去引導，結果會更好。

　　三聯生活周刊：唱片市場不好，以后唱片公司是不是越來越依靠演出掙錢？
　　段鐘潭：或許過幾年，唱片公司會介入到演出市場上，有這個可能。我做縱貫線也好，做滾石30年也好，也是無心插柳柳成蔭，我并不知道它后來會變成什么樣。比如說縱貫線，我很坦白地跟你講，我根本不知道它會不會掙錢。當我決定去做它時，根本不知道會演幾場。但是我覺得這個形式有可能對他們的未來產生變化。

　　三聯生活周刊：將來唱片公司還會扮演什么樣的角色？
　　段鐘潭：有可能就沒了，無所謂，也可能會以不同的形式出現。那它是叫唱片公司還是叫演出公司還是叫經紀公司？沒關系。藝人當然總是藝人，這些拉里拉雜的事總是要有人來打理，這個是一個團隊的事情。
 
　　三聯生活周刊：滾石自從羅大佑、李宗盛之后，再沒出現過更有人文色彩的歌手，這是為什么？
　　段鐘潭：陳昇應該算一個。這個話題聊起來會比較長。比如說，吃苦這件事，或者一種心靈的困局，到底對創作的影響怎么樣，還有就是對文字的影響，我們滾石對流行音樂只有一個貢獻，就是我們沒倒，還在那兒。我們有一個對不起這個行業的就是，我們沒有把節奏的東西做得很好，我們都還是旋律的東西。旋律跟歌詞有絕對的關聯，甚至歌詞的重要性大過旋律。這就會涉及到現在小孩對文字的體驗或掌握。流行音樂就是每一個時代的面貌，所以它是不應該一樣的。這個時代的流行音樂就是應該這個時代的小孩去做，它長什么樣就是什么樣子，每個時代都有那個時代的流行音樂去反映那個時代的面貌、思想、生活方式等等。
　　有很長一段時間是李宗盛在掌控歌詞內容，我們也就形成一點點企業文化，就是對歌詞特別在意，可是到后來就有點捉摸不到了，不太了解現代人的愛情。那時候我們對愛情這東西掌握得非常精準，一首歌出來會帶給你撫慰也好，讓人聽了怎么去面對自己的一段感情也好，都非常到位，后來就模糊掉了，就搞不清楚現在他們愛來愛去是怎么回事呢，有點糊涂，再后來也就沒有那么多好的作品了。我覺得我們是相對比較嚴肅的，可是到了90年代，我覺得大家對愛情就沒有那么嚴肅了，也就沒那么糾結了，也覺得不需要那么恨啊愛的。可是也不對，還是有愛啊恨啊。

　　段鐘沂：30年滾石的態度一直沒有變

　　三聯生活周刊：當滾石舉辦成立30年的大型演唱會的時候，一個不能回避的事實是，今天的滾石和過去已經不能同日而語了，你作為創辦人，怎么看這個問題？
　　段鐘沂：滾石做的事情一直沒有變。有人說滾石后面這10年怎么沒有第一個10年那么精彩？第一個10年我們有羅大佑，有趙傳，有潘越云……第二個10年百花齊放，但是到第三個10年，沒有聽到聲音。如果大家是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我會承認它是一個比較低檔的10年。但是從我們做的事情來看，前面那20年所產生的內容一直是我們非常重要的資源，我們一直使它能夠變成價值。我講價值不是說它能變成鈔票。
　　滾石30年臺北演唱會，從某一個角度講也是被逼出來的——被臺灣的那些喜歡滾石的人。演出的時候我非常激動，也非常感動，我看到了我們還在創業的時候想做的事情，30年前我們那伙人騎腳踏車或摩托車，做滾石唱片時的那種態度，我看到我們怎么去跟消費者交代，跟30年來支持我們的人交代。臺北演唱會我在現場很平靜，但到了周一早上，我哭了，不是因為這個演唱會，而是我看到了我們的態度。

　　三聯生活周刊：創業之初都會對未來有一種想象，你所說的態度是怎么通過滾石唱片體現出來的？
　　段鐘沂：我可能很難把這個態度說清楚。我念初中的時候臺灣是戒嚴，然后報禁、黨禁，所有的東西都看不到，我們看到的都是政府要我們看到的東西。所以那個時候生活很單調，但是我們有自己的樂趣，比如說我們大概每天都在海邊，還有就是收音機。我們聽收音機聽什么？西洋音樂。“越戰”打到第二年的時候，臺灣地區就變成美國大兵參加了“越戰”之后的休閑基地。他們都引進了什么？引進了西洋優秀音樂。那個時候臺灣有個美軍電臺（AFNT，American Forces Network Taiwan），給美國大兵播放西洋音樂，不是給我們聽的，但是我們也可以聽得到。所以那個關鍵的10年對我和段鐘潭以及那個時代的很多人影響很大，因為我們吸收到那樣的養分了，也開始反叛，剛好是反叛的年齡。我們也一樣反對戰爭，也認為愛比戰爭重要，也尊重人權。
　　美國的婦女平權運動跟人權運動，其實都在那個10年出現。我們聽的所有搖滾音樂都告訴我們一個態度：愛，和平，勇氣，夢想。這是流行音樂的本質。

　　三聯生活周刊：從密紋唱片一直到iPod出現之前，唱片業是靠實體掙錢的，但是現在不行了。
　　段鐘沂：滾石30年，它前面20年的確是靠賣實體產品賺錢，整個音樂產業都是因為實體產品能夠賺到錢才生存下來的。那個時候臺灣大概有將近3000家唱片行，現在大概沒有多少家了，現在連書店都關了。這表示人家不買實體產品了。那他要不要聽音樂？他怎么聽？從網絡下載。你實體產品賣得不好，那你數字這塊兒應該是賺到錢啦？不是。我們本來以為是這樣，我們在四五年前一致認為好，實體產品不賣但是數字音樂產品應該可以掙到錢，結果沒有。那為什么沒有？有幾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發現他可以不花錢，還是可以聽到音樂的；第二個原因是他本來就不聽音樂的。以前他用3個鐘頭聽音樂，現在只能用半個鐘頭聽音樂，甚至不聽。他不聽音樂干嘛去了？可能上網，可能在Facebook上面逛。所以，消費者不聽音樂，所以你不管網絡還是實體都沒有辦法掙到錢。
　　我們這10年在賣什么？我們還是在賣內容，不管是實體、線上還是數字。我們滾石30年一共出版了將近1800張專輯，平均每個月出5張。這1800張真正留下來的、被記住的、被賣的、能夠賣的、能夠幫公司賺到錢的，大概是300到400張。滾石到現在為止將近2萬首歌，真正會被人家記憶、一直在傳唱的，我覺得大概占1/10吧。那就表示如果你當時生產出來的內容好，你就可以一直賣。縱貫線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如果縱貫線這4個人過去30年沒有積累出來很好的歌，你去唱，人家會去買你的票嗎？縱貫線一共演了50多場。所以生產好的內容，是現在我們唯一還可以自圓其說的，就是堅持做一些好音樂，滾石過去一直是靠一些好音樂活下來的。

　　三聯生活周刊：但是怎么去面對將來呢？將來就是說要創造出好的音樂才能讓這個公司的內容繼續延續下去。但從目前來看，如果說唱片這個傳播載體沒有了，也就沒有影響了。
　　段鐘沂：現在這個還是沒有改變。我們公司一個很特殊的例子就是郁可唯，我們還是幫她出CD，她賣1000張2000張不重要，但還是要有，郁可唯的發展跟她的運作模式很有趣，她靠演唱會。郁可唯不是因為她會唱歌，是因為她會在臺上。如果我們要去做好的內容，是她在臺上唱歌的時候可以感動人，而不是在錄音室，不是在一個CD上面。那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就會發現原來滾石過去30年，我們一直在做這件事情。不能站在臺上唱歌的，那他就不是我們要做的歌手。

　　三聯生活周刊：過去歌手演唱會的效應來自唱片的銷售產生的粘合力，現在唱片不能賣了，怎么去培養觀眾接受看演唱會的方式，以此讓唱片公司存活下來？
　　段鐘沂：過去是我必須真實地聽到你的歌，或者是我要在電視上看到你的歌，在電臺上聽到你的歌。但現在比以前更好的是，就是唱片公司不要花這個錢了，我們在互聯網這種所謂的新的媒體上可以讓消費者看到聽到我的歌，而且是活生生的。那當他開始接受的時候，就有可能會去聽演唱會。30年代甚至到50年代的美國，幾個人就開一個唱片公司，很像我們現在幾個人就開一個網絡公司一樣，小唱片公司就是拿那個唱片去送給電臺播，播完了就帶歌手巡回演出。他們可能去100人不到的小酒館唱，唱完了再做下一站。人類文明史上最精彩的是什么？可能我有些偏執，最精彩的不是繪畫、文學，是古典音樂500年。現在已經2011年了，我們現在還要回頭去聽巴赫、聽莫扎特，這很了不起啊。

　　三聯生活周刊：那是不是會有這樣的可能呢，再過一二百年，那時候的人聽的流行音樂都是我們今天創作的這些作品？
　　段鐘沂：這個我不敢講，我也是這樣想的。我是在想有一天我的兒子、我的孫子、我的孫子的孫子都還在聽羅大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