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影視傳播學著名學者，尹鴻還是第一次遇到這樣的別扭，在他的體檢表格里，工作人員把院系一欄的“傳播”填成了“船舶”；著名社會學教授李強也不得不面對這樣的現實，他所主持的講座有可能不會特別火爆，之前還需要通過大幅海報、BBS等多渠道進行“預熱”；作為著名憲法學學者，王振民為了給學生頒發證書，不得不“私刻公章”，還被人懷疑要干壞事，原因是他所在的法律系暫時沒有公章。
前些年發生在清華大學的這些故事，真實而尷尬。畢竟這所大學的文科傳統中斷了數十年之久，清華，在公眾認知中變成了“以工科著稱”。
1952年，清華經歷了一場院系調整，文學院、法學院和理學院等院系陸續被調整到其他院校，從此由多院制的綜合大學變成了多科性的工業大學，開始肩負起培養“紅色工程師”的使命。
因此當這所大學開始恢復文科時，用得更多的詞不是“建立”或“成立”，而是“繼承”、“復建”和“香火傳承”。2009年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成立，歷史學家余英時在賀信中，甚至用“從劫灰中浴火重生”來形容。
4月24日，清華大學將迎來百年校慶。這一百年中，最初的留美預備學校，發展為清華學堂，又壯大為清華大學。而她所身處的國家，經歷了混亂、戰爭、新政權的成立，也發生過文化大革命和改革開放。
研究者稱清華的命運與中國的命運緊密相連，實際上，清華文科傳統的修復，也與這所大學在一個日益平衡和多元的社會中的定位息息相關。
在不久前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清華大學宣布計劃在2020年達到世界一流大學水平，并在2050年躋身世界一流大學前列。這其中，“文科是重要的組成部分，”按照主管文科的副校長謝維和的話說，“作為一所綜合性大學和世界一流大學，沒有文科是不行的。”
離去
作為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常務副院長，尹鴻教授是1999年從北京師范大學被引進到清華的。當時，由于新聞與傳播學院尚未成立，他只能在人文與社會科學院下屬的傳播系任教。臨行前，有師大同事勸他：“清華是不錯，但文科比我們差遠了，你將來一定會后悔的。”
這番勸說并非毫無道理。作為當時主管文科的校領導，清華大學原黨委副書記胡顯章至今還記得這樣一組數據：根據《科學技術管理》1997年發布的中國大學1995年評估材料，清華大學的文科排名僅為122位，不僅遠遠落后于其他綜合性大學，也明顯落后于一些理工類甚至純工科院校。
清華校史專家黃延復介紹說，自從院系調整后，清華的中文系、外文系、哲學系、政治系、經濟系和社會學系都被并入其他學校，就連圖書館的相關資料也被調撥出去，至1958年共向外校調撥圖書超過18萬冊。
偌大的清華園，當時唯一與文科沾邊的恐怕只有音樂室，以及圖書館館藏的30萬冊珍貴古籍善本及甲骨文、青銅器等一批珍貴文物了。
在這樣的背景下恢復文科，困難可想而知。李強現在的身份是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但他記得，2000年社會學系建立之初，只有8個編制的指標。
現任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民也回憶道，1994年法律系招收第一個研究生的時候，連碩士點還沒有，“我都害怕辦不下去了”。
如今，王院長坐在“明理樓”的辦公室里接受采訪。這座建筑面積達一萬平方米的大樓，始建于1997年，由前國家副主席榮毅仁定名。這讓清華法學院成為全國第一個擁有獨立辦公大樓的法學院，也成為第一個擁有獨立的法律圖書館的法學院。
更讓王振民津津樂道的是布置在走廊上的“法學院歷史”。在這些紫色邊框裝飾的展板上，既有國際法大家王鐵崖，也有最高人民法院前任副院長端木正，還有在1945年擔任中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的蔣廷黻，以及參與二戰后“東京審判”的梅汝璈等。他們與清華大學法學院有密不可分的關系。
按照王振民的說法，清華的法學教育基本是與這所學校同步成長的。在清華還是留美預備學校的年代，大約有2.2%的留學生攻讀法律。及至1929年清華大學法學院正式成立，第一任院長即為著名經濟學家陳岱孫。當時的法學院，除了法理學系、政治學系，還有經濟學系和社會學系，包括錢端升、張奚若、程樹德等許多知名學者皆出自清華法學院門下。
1947年入學的朱镕基，多年后在告別清華大學管理學院院長職位發表演講時說，自己讀書時常到張奚若家中，坐在地上聽這位“民國炮手”縱論天下，“大罵國民黨”。這位電機系的畢業生甚至坦言，自己喜歡文科，“老想著轉系，不過沒轉成”。
就在他畢業的1951年，教育部召開會議，表示全國工科系共有教師3097人，學生32597人，遠遠不能滿足國家急需的至少15萬人的規模。
一方面是國家工業化發展的壓力，另一方面也是學習蘇聯集中計劃的教育模式，1952年6月25日，當時的國家政務院公布了《全國工學院調整方案》。清華大學的院系調整工作于當年的9月19日正式結束，共成立了8個院系和22個專業。
那些代表學界一流水平的文科和理科相繼調整到其他高校。文學院被合并到北京大學，院長金岳霖擔任北京大學哲學系主任，歷史系主任周一良成了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中文系主任吳組緗到北大開始了古典文學尤其是明清小說的研究。
法學院則被合并到新組建的北京政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的前身），首任院長是錢端升。原來的院長陳岱孫調入了北京大學經濟系，鉆研經濟思想史——這是當時少數能夠保留西學思想的學科之一。曾擔任社會學系主任的潘光旦由于社會學科被撤銷，只能到中央民族學院研究少數民族歷史。張奚若則從這一年起，擔任了7年的教育部部長。
事實上，當時教育界乃至整個社會也在某種程度上“回避”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尤其在“文革”爆發后。1968年，毛澤東在《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的調查報告上作批示：“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里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
復建
沒有人知道這些文科學者離開清華的心情，正如無法準確評估這一調整對清華乃至對中國教育所造成的影響一樣。
馮友蘭的女兒宗璞在一篇回憶父親的文章中寫道：“清華取消了文科，不只是清華，也是整個教育界、學術界的重大損失。同學們現在談起來還是非常痛心。”她說，曾在這里擔任文學院院長達18年之久的父親，把清華當作“安身立命之處”。
時至今日，馮友蘭的弟子陳來還記得，這位著名哲學家在晚年對自己說過，“在清華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時期”。
聽這話時，陳來還是北京大學哲學系的教師。作為北京大學1976年之后的第一屆研究生和第一屆博士生，他也是國學大師張岱年的大弟子。巧合的是，張岱年也是在院系調整期間，由清華調入北大的。
出于這種淵源，2009年陳來應邀擔任復建的清華國學院院長時，他用“反哺”來形容自己的任職：“我本來就是清華血統里成長起來的。”
類似“反哺”故事在清華文科的復建中屢見不鮮。1982年，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蔣天樞致信當時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陳云。這位曾經在清華國學院師從陳寅恪、王國維的學者，針對當時國內綜合性大學只有文理兩科，不能適應學科交叉發展的情況，建議具有良好文理傳統和工科基礎的清華大學建設真正意義的綜合性大學。
這封信無疑成為清華文科復建的節點之一。陳云將此信轉給清華，清華黨委于1983年3月向教育部黨組提交報告，表示“在清華增設文科，逐步把清華辦成以工科為主的綜合性大學是有利的”。
事實上，早在“文革”結束后不久，各個層面都認識到了人文社會科學在人才培養中的重要性。當時的清華大學副校長何東昌還說，“解放以來我們工作的失誤主要是社會科學方向的失誤造成的”。
1977年，國家恢復了高考制度和研究生招生制度。正是這一年，在冶金地質研究所工作的陳來，報考了北京大學中國哲學史方向的研究生。
1980年，時任清華大學校長的劉達和副校長何東昌在《光明日報》頭版發表文章，題為《重視大學文科，多辦大學文科》，該報同時配發評論《干部隊伍結構發展與發展大學文科》。
這篇文章道出了清華文科復建的初衷。和多年前院系調整的目的一樣，此舉是為了“密切結合黨和國家的戰略需求”。作為一所向來和國家發展緊密相連的大學，清華決定不只培養“又紅又專”的水利學家和建筑工程師，還要培養“具有一定理工科專業知識的政治工作干部”。
1983年，清華大學以《關于清華大學建設文科的全面報告》的形式向教育部黨組做了正式匯報。其中這樣描述增設文科的意義：“有利于對學生的思想教育，有利于加強馬克思主義思想陣地。”
在這種背景下成立的經濟管理學院，別具意義。1984年，時任國家經貿委副主任的朱镕基，擔任了這個學院的第一任院長、兼職教授和博士生導師。他表示：“我用一只手把你們從社會上接進來，在學校里培養好，再用一只手把你們接到社會中去。”
竹竿與木桶
同樣是這一年，《走向未來》叢書開始陸續出版，電影《一個和八個》、《黃土地》開始公映，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論》新譯本出版，《百年孤獨》也被引進出版……“很多地方都在開放，人們都特別敢想，是個非常令人激動的時代。”一位經濟管理學院的首屆畢業生回憶說。
與此同時，清華大學也將自己定位為“以工科為主，理、文、管理學科相結合的綜合性大學”。清華文科，回歸加速。
如今已退休的胡顯章，依然能夠準確地說出各個文科院系成立的時間表：1978年成立馬列主義教研組，1979年成立文史教研組、教育研究室和經濟管理系，1983年復建外文系，1984年成立社會科學系、經濟管理學院，1993年成立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1999年復建法學院，同年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并入清華，成為清華大學美術學院，2000年成立公共管理學院，2002年成立新聞與傳播學院，2008年成立馬克思主義學院。
這一連串的時間背后，是一連串著名學者的名單：哲學系主任是著名哲學教授萬俊人，歷史系有著名經濟史學者李伯重、著名學者秦暉和中國唐史學會會長張國剛，經管學院院長錢穎一此前是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系教授，公共管理學院有國情研究領域的開拓者胡鞍鋼，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是《人民日報》前任總編輯范敬宜，美術學院更是有著名畫家張仃、吳冠中等一批名家……
對這種名家齊聚的局面，王振民深有感觸。他說，今日清華法學院同老法學院相比，同樣“群星璀璨”：除了商法學教授王保樹、法理學教授許章潤等，還有一位冠名法學講席教授——梅汝璈法學講席教授馮象。
這樣的局面凝聚著許多文科復建者的心血。胡顯章回憶，自己在1996年參加了全國文科大學校長會議，發現文科不受重視是一個普遍現象。一位主管文科的副校長坦言，文科發展排不上隊，還有校領導說，“你們文科不就是研究研究《紅樓夢》怎么回事嗎？”
在頗有“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情結”的清華也是如此。據說，在學校領導的班子會議上，還有人提出：“你們文科不就是出幾本書嗎？搞那么多的系、所、中心干嗎？”
1985年，清華首次提出了“有社會主義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學”的奮斗目標，3年后，清華大學文科工作委員會成立。1998年，時任清華校長王大中表示：“按綜合性的模式進行學科調整和建設，在發揮工科優勢的同時，改變單純為加強工科而建設理科、經管等學科的‘小綜合’的狹隘觀念，逐步樹立起以世界一流為目標的‘大綜合’觀念，使理科、經管學科和人文社會科學在其主流方向上有不同程度的建樹。”
然而有一種論調在校內流行起來：清華成為世界一流不是靠文科，理由是建世界一流如同從高樹上打棗，取決于最長的竹竿，這只能靠理工科。
對此，胡顯章提出了“木桶理論”，即對于一所綜合性大學，整個綜合性發展是制約于最短的一塊木板。這就是所謂的木桶與竹竿之爭。后來經過交流，大家終于達成共識，那就是“木桶”、“竹竿”都要，而且文科也應出長竹竿。
一鍋與一人
無論是竹竿或木桶，都要從基礎做起。1994年，法律學系開始籌建，時任校黨委副書記胡顯章擔任籌建委員會秘書長。當時，法律系連間辦公室都沒有，教工“差不多只有兩三個人”。
這種尷尬放大到全國也是如此。“文革”期間，高等院校法學院系基本上停辦，只保留了北京大學和吉林大學的法律（學）系。及至改革開放后，國家急需專業的法律人才，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律師法》、《法官法》和《檢察官法》的頒布，進一步刺激了法學教育辦學規模。
清華法律系正是為了適應國家“依法治國”的需要而重建。為了盡快招攬人才，當時的法律系書記李樹勤還總結了三種“請人”技巧：要有劉備三顧茅廬的精神，要有蕭何月下追韓信的勁頭，要有孔明七擒孟獲的胸懷。
胡顯章又追加了一條，那就是要有“程門立雪”的精神。這是他在1996年邀請民法學教授馬俊駒加盟清華的感受。當時，這位民法學家剛剛調入中國政法大學，還住在位于昌平校區的賓館里。
在法律系領導第一次邀請他未果后，胡顯章親自出面。那天，一行人在賓館外面等了大概兩個多小時，胡顯章開玩笑說，這是所謂“程門立雪”。不過，這次馬俊駒還是拒絕了清華的邀請。
最終，胡顯章找到了中國政法大學的校長，開口就說：“當年我們一鍋端給了你們，今天我們只要你們一個人。”當馬俊駒最終加入清華時，他幽默地說：“你們就差綁架我了。”
這種誠意感動了很多人。曾經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的劉東，至今還記得，自己和現任清華大學校長顧秉林吃飯時，這位校長當場背誦出當年陳寅恪為王國維紀念碑撰寫的碑文“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如今，劉東成為清華國學院的副院長。在他辦公室的門上貼著一張復印紙，上面寫的正是這句話。
尹鴻也記得，最初成立新聞與傳播學院時，學校非常重視，在學院的名稱和架構上，很下了一番功夫。為此，清華專門派了一個考察組到美國幾所著名大學考察，考察組回來后，還專門寫了份很長的報告，其中提到國外一流新聞學院如何架構，名稱定為新聞系、傳播系或者傳媒系的各有多少。最終，清華確定下來新聞與傳播學院這個名稱，在學院的架構上則主要借鑒哥倫比亞大學。
校訓與院訓
從外面借鑒，讓清華文科的發展受益匪淺。同時今天的清華文科，也極看重與歷史血脈的連通。陳來說，自己雖然是加入清華行列的新人，卻是回到了精神的家園，是對學術之根的回歸。“對于我以及很多北大的文科老師，清華傳統是我們學術精神的家園，我們身上有很多來自清華傳統的東西。”他說。
他記得，自己1990年時一度有意到清華教書。當他詢問老師張岱年時，對方幾乎是滿口的支持：“去清華也挺好，你還可以在北大兼課。”或許正是出于這種感情，張岱年逝世后，將藏書捐贈給了清華大學。
在劉東看來，歷史的斷檔并不意味著空白。他說，正是畢業于清華國學院的前輩學人以其后輝煌的學術履歷證明了，這個學府在現代中國的教育史、學術史和文化史等方面，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甚至從一定意義上說，可以被追溯為當代文科學術的重要源頭。
這一淵源，雖然多年前在清華中斷，但并不意味著香火的熄滅。劉東援引了梁啟超當年為清華所定的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聯系到國學大師饒宗頤為新近成立的清華大學國學院書寫的“寬正、沉潛、廣大、高明”院訓。“這足以看到綿綿不絕的薪火相傳。”他說，“而對于學術的責任心，對于文化的使命感，就這么一代又一代地交接下去、疊印下去，只要這樣的傳統不會中斷，那么前賢們守先待后的努力，就肯定不會白費，中國文化也就必將會有光大的未來。”
包括胡顯章，每當在工作中感到一種莫名的“孤立感”時，就常以“應當給清華的發展歷史以交待”來給自己打氣。這位清華精密儀器系的畢業生，開始研究起清華的歷史尤其是文科的歷史。
已故的清華中文系主任徐葆耕，很早就開始整理、總結清華傳統和精神，梳理清華人文學科的歷史和使命。在這位清華文科復建的開拓者之一看來，精神層面老清華的文化特質，不僅體現在中西文化的會通，也體現在古今、文理的會通。
自稱在北大讀書期間很少來清華的陳來，也開始研究清華國學院的歷史。他注意到1926年清華畢業生獻給母校的“人文日新”一詞。這四個字來自《周易·彖傳》的“觀乎人文”和《大學》的“茍日新、日日新”。這位著名的哲學史學家忍不住說：“今天我們怎么來詮釋這一廣義的‘人文日新’呢？我以為，就是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共同發展和不斷提升。”
他進一步將這句話與清華百年的發展聯系起來：“科學精神在清華已經牢固樹立，發展卓越，而在清華邁向世界一流綜合性大學的進程中，我們應當更重視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的平衡發展，使得清華‘人文日新’的面貌在世人的心目中更加清晰！”
百年歸去來兮
如今，尹鴻在清華園里再也不用擔心被人誤認為“船舶系”教授了。甚至于，在校醫院看病和檢查身體時，他和那些經常在媒體上就社會問題和現象發言的老師，都會被醫生們認出來。尹鴻所在的新聞與傳播學院，早已躋身國內同類院系前五名。
坐在清華大學丙所里，李強則笑瞇瞇地談起自己的跨學科研究。在1949年之前，這里是學校教務長的住所，旁邊是校長所住的甲所和秘書長所住的乙所。他曾經與清華大學建筑學院吳良鏞教授共同進行了“北京菊兒胡同新四合院改造工程”。下一步，他還計劃和經管學院進行合作。
他所領導的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專業涉及到文學、歷史學、哲學等全部文科學科門類，共有8系、4所、3中心和29個機構，共有博士生導師87人、碩士生導師150人左右，業已躋身學界前列。
根據《科學技術管理》發布的中國大學2010年評估材料，清華文科已升至第6位。在英國UK-QS國際學科評估中，清華的社會科學2009年位居43位，藝術與人文科學名列53位。
從學校的整體格局來看，清華文科的建設與清華本身的發展早已緊密相連，按照前校長王大中的說法，即“沒有一流的人文科學，就沒有一流的大學”。
2000年，清華文科的日常管理機構“文科建設處”成立，引進了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規劃處處長任首任文科處處長。2006年，《清華大學“十一五”事業發展規劃綱要》正式頒布，其中提出要“穩定持續地支持文科建設”。兩年后，校長顧秉林強調，文科建設是清華大學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相比這些看得見的數據，文科對清華更有一種看不見摸不著的滋養。“文科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文科本身會發酵。”劉東說，“更何況文科更是目的，而理科才是工具，因為教育最終的目的是教人，否則你教育得再好，他也可能替薩達姆服務。”
“什么時候我們的教育才算成功了？”劉東不禁暢想說，“就是忽然看見一個人走過來，你看他的面容和舉手投足，有種君子之風，如果清華走出來的同學既有現代西方的科學技術的支撐，又有國學的氣質和底蘊，那么這個人無論走到哪里，都是今后中國有價值的建設者。”
這當然也是百年來清華培養人才的目的。1911年成立之初的留美預備學校，那批以國家命運為己任的年輕留學生中，有聞一多、羅隆基和薩本棟等人。1925年成立大學部，1928年變為國立清華大學，北伐戰爭中、學生運動中，都有清華愛國青年的身影。后來以“科學救國”而著稱的清華物理系，則培養出了王淦昌、錢三強、趙九章等“兩彈一星”功勛者。
及至1952年院系調整后，時任清華大學校長的蔣南翔提出了培養“紅色工程師”的說法。蔣校長不只希望學生“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還希望“不管你們到什么地方，都要成為共產主義的播種者”。
多年后，當這所大學恢復文科時，首先考慮的依然是“為適應國家經濟建設的需要”。正如王大中所說的那樣，清華要突破以往主要參照麻省理工學院的模式，因為清華在中國的地位以及國家對清華的期望，“遠比MIT之于美國要高”。
那些當年離開的文科教授們，很難想到自己還會有回來的一天。在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成立大會上，馮友蘭的女兒宗璞宣布，將父親的兩萬余冊藏書捐給這個新學院。陳岱孫被聘為經管學院首批名譽教授，據說這位一代經濟學宗師在彌留之際，突然對護士說：“這里是清華大學。”
對于這些故人來說，最難忘的建筑之一可能是清華學堂。這座始建于1909年的小樓，早在清華之始就投入使用。她曾經被用作學生宿舍，也曾是學校領導的辦公場所。最為重要的變化發生在1925年，這一年，“清華學校研究院國學門”成立，著名的“四大導師”——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以及考古學家李濟、文學教授吳宓開始在此教書。
如今，這座兩層小樓的遠處，有一棟紅色的三層小樓。這個名叫“立齋”的建筑物，是如今清華國學院的辦公所在地。就在它們之間，有久負盛名的大禮堂。在這座始建于1917年的建筑里，即將留美的孩童們憧憬著大洋彼岸的美麗新世界，愛國青年們討論過“一二·九”運動是否該上街游行，來訪的外國總統站在講臺上進行過演講。
無論如何，有一樣東西始終未曾改變，那就是禮堂內穹頂上的一塊牌匾，上面寫著“人文日新”四個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