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24日，一群家長代表再次來到教育部門口，遞交他們關于取消高考戶籍限制的呼吁書。
隨呼吁書一同遞交的，是一本厚厚的藍色簽名冊，上面已有1.9萬名家長的簽名。這些家長，從外地來京打工多年，孩子亦隨自己在北京讀書。然而，根據2005年所確立的高考報名“學籍、戶籍”雙認定原則，他們的孩子必須回原籍參加中考、高考。如此一來，由于兩地教學內容和考題不同，考試成績必然受到影響。
僅北京，就有40多萬在讀學生沒有北京戶口，他們往往讀到初中或高中，就不得不和父母分離，回戶籍地就讀。這已是家長們的第九次行動。此前七個月，他們每月都到教育部遞交一次聯名信和建議書，希望允許2011年在京讀書的外地孩子能夠在北京報名高考。不過，他們的訴求始終未獲實質性回應。
直到“兩會”期間，教育部部長袁貴仁的表態，讓他們有了新的希望。2011年3月10日，袁貴仁在人民大會堂北廳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隨遷子女如何參加高考很快將出方案，目前正在加強調研。”
他介紹，教育部認為農民工進城是趨勢，也是城市建設所需要的，如某城市覺得父母應當和可以在城里工作，就業證、暫住證齊全，“那么我們認為，城市就要負責他的孩子上學問題�！�
然而，據財新《新世紀》記者了解，這份“很快將出”的文件，尚處在討論、調研階段，目前仍沒有具體的可操作方案。
流動人口高考訴求
家長們的麻煩，源于中國政府加強對高考移民的管制，而強化了按戶籍地報考的原則。其問題凸顯，始于2005年。彼時，高考移民之風越演越烈，多例“集體高考移民”“移民狀元”曝光，甚至釀成公共事件。
所謂的高考移民，源于中國高考錄取的分省指標制，其最主要的做法，是各高校在招生錄取時，分省份、分專業，差別性下放錄取指標。前教育部考試研究中心主任趙亮宏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所謂的分省指標制，從計劃經濟年代延續至今。決定錄取指標的因素很多，包括地區歷史文化、就業分配、地方財政投入等多種因素。
不同區域差別對待，造就了高招錄取的兩類“特區”。一是為兼顧不同地區教育發展的不平衡，各高校向教育欠發達地區以較低分數線傾斜招生，或是額外投放招生名額。因而，不少來自發達地區成績普通的學生，紛紛以遷戶口、開假證明等方式，向新疆、寧夏、海南等地“移民”。
另一類特區，源于高校招生向本地生源傾斜。趙亮宏介紹，這與地方性大學由地方財政支持有關。理論上，中央部屬高校則由全國納稅人支持，應各地區一視同仁，但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的《大學招生考試制度改革調研報告》顯示，諸如復旦大學、浙江大學、武漢大學、南京大學等國家重點支持的“985大學”，在本地錄取考生達到招生總量的30%到40%，甚至50%。北京考生考取北大的機會要比山東、河南等省的考生高出幾十倍甚至上百倍。
顯然，兩類“移民”都占用當地招生指標，因而地方輿論對“移民”現象抨擊強烈。教育部教育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韓民認為，高考移民的產生，“其根源在于教育資源的區域間不平衡，在于教育公共財政投入的機制不合理�！�
但2005年對高考移民的整治，并未從此根源入手，而是進一步強化戶籍、學籍制度。根據教育部與公安部聯合下發的《關于做好普通高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考生報名資格審查工作的通知》，高考報名采取“學籍、戶籍”雙認定原則，即高考報名以考生戶籍為主，并要求其在本地區高中就讀一定學習年限。
這一規定加大了“移民”難度，短時間內遏制了高考移民。然而其副作用很快顯現。一些有學籍、無戶籍的隨遷子女，失去了在居住地高考的機會。
尚無實質性動作
隨著各地城鎮化加快和人口流動日益頻繁，隨遷子女高考矛盾日益尖銳。對隨遷子女高考問題的方案研討，在2010年提上日程。
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發布，其中明確將“研究制定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后在當地參加升學考試的辦法”。當年底，山東省、湖南省、重慶市三地作為基礎教育綜合改革試點地區，探索流動人口子女在流入地平等接受義務教育和參加升學考試的辦法。但由于教育部方面始終未能出臺全局性的指導方案，各地均表示要
“謀定而后動”，試點有名無實。
財新《新世紀》記者從重慶方面了解到，當前尚無明確的改革思路形成�！爱惖馗呖忌婕暗搅魅氲亓鞒龅氐膮f調，需要教育部全國層面的統籌。且改革辦法涉及高考制度的公平、公開、公正，地方上不敢輕舉妄動。”重慶市教委的工作人員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究竟是采取哪種方案，目前還無定論，至于具體報名條件的制定更未涉及。
山東和湖南二省亦無實質性突破。財新《新世紀》記者從山東省教育廳了解到，山東省的基礎教育綜合改革方案將于3月底出臺，當中會涉及流動人口子女參加高考的問題，但改革思路當前仍未確定。湖南省則在等待教育部門的統一部署。
上海交通大學教授熊丙奇指出，山東、湖南二省，高考升學競爭激烈，乃是“高考移民”移出地，繞開北京、上海這樣矛盾最集中的流入地，而在這些二線城市試點，“意義不大”。
正基于此異議，袁貴仁在“兩會”期間對媒體透露，教育部目前正和上海、北京研究，逐步推進異地高考。
然而，一位接近教育部的專家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北京目前尚未將此事提上議程。北京市教委宣傳部門的回應是，目前尚無政策出臺，“‘兩會’剛開完，領導的精神我們也得要先消化消化”。
上海市的腳步則更大一些。根據上海2011年的高考報名標準，有十類非滬籍考生可以報名參加上海高考。其中，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子女和市教委批準的其他特殊情況考生兩類，是今年新加入的。上海市教委的工作人員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此外，上海尚未有進一步政策動向。但上海每年都在根據實際情況調整報名條件，非戶籍考生類別也從五年前的六類上升到現在的十類。
不過，亦有學者指出，上海市降低報名門檻，主要受惠群體，乃是高端人才的子女，如父母為海外高層次人才、在滬高校、科研機構博士后流動站在站人員等。普通務工人員，尤其是農民工的子女，仍被排斥在外。
據了解，袁貴仁所稱的方案，并非針對北京、上海二市。盡管當前著手研究工作，但距離具有操作性的具體方案出臺，仍有時日。
爭議“市民待遇”
心急如焚的家長們每天輪流向教育部的有關司局打電話，也未得到任何實質性答復�！安⒉皇墙逃坎环e極。”一位接近教育部的學者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而是異地高考問題太復雜，不是短時間、憑教育部門一己力量所能解決�！�
一位家長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教育部門曾向他們提出過解決方案，孩子們可以“借考”，只要當地教育部門協調即可。不過家長們并不認可�！拔以诒本┕ぷ骷{稅，孩子也從小在北京讀書�！鄙鲜黾议L表示，“我們事實上就是北京人，要的是平等的市民待遇�！�
趙亮宏介紹，借考制度事實已存在多年。按規定，“因公”“長期”“集體”在省外工作的職工子女，允許在居住地高考，但不參與當地的錄取。
熊丙奇將此種方案稱作“技術性”方案，“根本算不上一種改革”。按《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工作規定》規定，“異地借考”有三個前提：借考地的考題與戶籍地完全相同，戶籍所在地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校招生辦公室批準，父母現工作單位征得所在區(縣)高校招生辦公室同意。“借考”后，學生的高考成績將送到戶籍所在地參加高考錄取，或者就在當地錄取，但需戶籍所在地把錄取指標撥到當地。
重慶市教委的上述工作人員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這一方案的操作十分困難，當前全國有17份高考試卷，流入地與流出地考題不同，教育資源亦不均衡，且劃撥指標很難協調。
在家長們看來，比較合理的方案，是放寬高考報名資格，從“戶籍+學籍”為準，調整為“居住證+學籍”或者“多年納稅證明+學籍”的標準。他們根據北京對房屋、汽車“限購令”，提出了以五年納稅或社會保險繳納記錄為準的具體建議。
事實上，這也是當前教育部比較認可的主流觀點。韓民表示，從教育部的表態可以看出，逐步放寬標準將是一個方向，最主要的限定乃是父母在當地就業，在居住地已經比較穩定的人群。
積極推動高考戶籍改革的北京郵電大學法學學者許志永對此曾有過測算，一旦開放以戶籍為標準的報名門檻，所謂的“留守兒童”都有可能來京與父母團聚，數量約為94萬。
他參與起草的一份建議書認為，由于近年來北京市學齡人口呈減少趨勢，如果這些適齡留守兒童在未來五年全部到北京來上學，北京的中小學生數量只是恢復到上世紀90年代的水平略多8%左右；相應的教育經費需增加78%，即平均每年12%。北京現在的教育經費占財政預算的18.58%，相比紐約的31%而言，并非不可承受。
韓民分析，逐步放寬報名標準，戶籍學生的升學名額會被部分占用，本地學生錄取幾率也會相應變小。此外，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基礎教育資源也更豐富，如果高考環節放開，也會產生以獲得優質基礎教育資源為目的的教育移民。當地政府要保持當前生均投入，壓力勢必大增。
在不少學者看來，要真正解決異地高考的問題，根源在于對分省指標制度的改革，乃至對整個高考制度的重構。
然而，分省指標制是否應當取消，學界和業界仍有不同的聲音。在熊丙奇看來，要真正解決問題，是建立“統一測試+高校自主招生”的考試招生體系。一方面，高考完全社會化，考生可不分戶籍，在各地自由報名，進行統考；另一方面，學校有錄取自主權，可以結合自主招生，建立多元評價體系，將考生所在地區的教育水平也納入評價體系，不分戶籍進行錄取。
不過，另一些學者則認為分省指標制度對于保障落后地區學生的受教育權，仍有著積極的作用，何況若要調整當前的分省指標，還會遭遇來自高校所在地的更大阻力。
韓民強調，以地方投入為主的教育投入機制，將教育變成一種地方公共產品，必然與地區利益緊密相關。而區域間的投入差異，也進一步導致教育資源、教育機會的不均衡。在他看來，對高考招生制度的改革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還是要改變造成此種高招制度的財政投入模式，加大公共財政尤其是中央財政的投入，方為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