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7日中午，北京藍色港灣單向街書店。
　　二樓咖啡館里人滿為患，營業員不得不在一樓樓梯口“設卡”，下來一個，才能上去一個。
　　何偉沒有料到會有這么多人來聽他的講座，這位42歲的美國男子是美國《紐約客》雜志駐北京記者，本名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此次講座的舉行，緣于他的新書《尋路中國》中文版的發行。
　　“過去我很少收到中國讀者的來信??但是這種情況好像正在改變，我被那么多來到書店的人們深深地感動了�！痹谥v座之后，何偉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訴說他的感受。
　　15年前，大學剛畢業的海斯勒來到了中國，從那以后，他不但有了“何偉”這樣地道的中國名字，還漸漸成為一名資深的中國二三線城市觀察者，他把這些觀察匯聚成洋洋灑灑的“中國三部曲”(《江城》《甲骨》《尋路中國》)，既反映著他眼中的中國，也講述著一個橫跨中美文化的“老外”生活。

　　來到“紐約之外”

　　《紐約客》雜志有一期很出名的封面畫，畫面上，世界分為紐約和紐約之外的地方，而“紐約之外”則是無盡的“荒原和戈壁”。這個封面直觀地展現了當時美國人的心態。
　　這也是何偉少年時代的心態。對他來說，中國就是“荒原和戈壁”的一個角落，直到上大學，何偉都對中國不感興趣。
　　何偉在美國的密蘇里州長大，父親是社會學家，他從小便跟隨父親學習社會學研究方法，在牛津大學讀研究生時，何偉主攻英國文學�！拔姨貏e想當一個作家�！彼�說。
　　畢業之后，何偉跟朋友一起開始了他們的畢業旅行，從英國飛到捷克，再到東歐各國，然后是俄羅斯、中國??“一共去了三十多個國家，半年的時間�！�
　　即便在火車駛進北京的那一刻，何偉仍對這個遠東大國感覺淡漠，一個原因是當時他總聽人說，外國人在中國旅行和生活會遭遇到很多麻煩。
　　但到北京之后，他發覺，與當時正遭受通貨膨脹折磨的俄羅斯人相比，這里的人倒顯得“比較活潑”。何偉決定留下來看一看。他們呆了六星期，開始學習一些簡單的漢語。正是這段時間，讓他有了一個新想法：尋找機會，讓自己能更長期地呆在中國。
　　1996年，機會來了。他參加了美國“和平工作團”(Peace Corps)。這個1961年成立的國際志愿者組織鼓勵美國青年走向世界，“一方面拓展個人視野，一方面也在實現美國的睦鄰外交政策”(觀察家南方朔語)。在中國，它的成員名字是：美中友好志愿者。
　　何偉作為志愿者，在川江邊的一座小城涪陵住下來，也正是在這里，他有了“何偉”這個中國名字。這是志愿者們幫他起的，“何”是涪陵大姓，而“偉”則被他們視為“是個不錯的漢字”。隊友們希望這個美國小伙子可以通過“何偉”拉近與當地人的關系。
　　何偉的工作很簡單，在涪陵師范高等�？茖W校教英文。就這樣，27歲的何偉和20歲的搭檔邁爾康，成為這個小城過去50年里第一批到來的美國人。

　　向學生學習

　　到涪陵后一周，學校搞活動，迎接一群從涪陵步行到延安然后返回的師生，凱旋儀式在學校禮堂舉行，出于好奇，何偉和邁爾康也來看熱鬧。
　　讓他們料想不到的是，在少有外國人可見的涪陵，他倆反而比凱旋師生們更惹人注目。
　　市長從轎車里出來，一眼就看到他們，徑直穿過人群與何偉握手，當地電視臺的攝像機緊跟其后進行拍攝。
　　何偉至今還能模仿出那位領導的話：“這兩個美國朋友，是美中友好志愿者，現在我們都是同志，一起為人民服務，建設這個國家。”
　　于是，“長征隊”的青年們爭相過來送花，爭相與何偉握手，“而我們則咧嘴尷尬地笑”(何偉語)。
　　“這就是我剛到涪陵的生活，每一件事都是不確定的，無法融入到當地的節奏�！焙蝹セ貞洝�
　　初到涪陵，何偉的中文還不足以跟當地人交談，于是打算從自己的學生那里了解這個城市，他讓學生們寫日記和作文交給他。
　　有一次，他的伙伴邁爾康在課堂上贊美一個女生：“你有迷人的雀斑�！笔潞螅�有學生在日記里寫，這樣的贊美讓人尷尬。而何偉講課時隨便搔癢、腰帶隨意垂下來這些細節，也被學生們一一記錄，認為這不是一位老師該有的舉止。
　　何偉鼓勵學生們自己起英文名字，結果還導致了一場小風波。一個男生公開在課堂上介紹自己的新名字：“我叫‘懶惰’，我很懶惰，不想做任何事情，我的嗜好就是睡覺�！边@讓當地老師不安，覺得這有失體統，于是某一天的下午，他們找到何偉，認真探討這背后的問題。
　　看著那些老師“眉頭緊鎖郁郁寡歡”的臉，何偉感覺很奇怪，他用“我們跌跌撞撞地前進”來形容自己當時的感受。
　　盡管如此，“閱讀在像洋蔥皮一樣的紙張上寫就的作文，一層接著一層地往下看”，成了何偉最初了解這個國家的主要方式，何偉對此頗得意，覺得所獲頗豐。
　　但閱讀日記并不是一種愉快體驗。
　　有一個女生寫信給他：“我讀到一則新聞，說的是美國人選克林頓當選總統，是因為他會對中國采取強硬措施。因此，我不喜歡見到你和邁爾康先生。”
　　這讓初來乍到的何偉受了刺激，“我的學生依然帶著不信任的目光看著外面的世界。”
　　“我努力把這些當成孤立事件，經常用溫和的語氣回應，然后就試著不再去想這些事情�！焙蝹フf。
　　還有一個名叫凱瑟琳的女生，在日記里分析中國女人和外國女人的區別，她認為前者優雅保守有教養，后者開放，“可以嫁給任何人，可以隨時離婚??過著一種放蕩的生活。”
　　對這個平時總是笑意盈盈的可愛女生，何偉覺得不能太嚴肅，他只是在這則日記下寫道：“在美國，我有三個姊妹——如此而已�！彼�覺得，這樣的溝通就足夠了。一天后，她道歉了。
　　在第一學期，何偉的心思全被日記填滿了，在讀到一個學生日記片段時，打完分數許久，那短短的句子仍然縈繞不去：“今日的中國已經對外國敞開大門。犯罪增加了，維持公共秩序是很重要的。”

　　“老外”的艱澀生活

　　與跟學生交往相比，何偉覺得生活融入更為艱澀。
　　一次，當地老師想邀請這些外國教師去參加家庭聚會，卻被有關領導阻止，“他們覺得，外國人是危險的，應該和他們保持距離�！边@樣的遭遇令他沮喪。
　　第二年的春節，何偉的父親從美國來涪陵看他。在那一周半時間里，他的父親不能適應“噪音污染語言無盡的人潮”。為了克服失眠，何偉和父親去晨跑，幾天下來，父親卻因為吸入太多當地的煤礦粉塵而身體不適。
　　在涪陵，何偉還經常和一些志愿者拿著錄像機，四處拍攝，打算記錄下普通中國人的生活。
　　但這些生活并不總歡迎這些外國人來記錄，他們甚至因此引起當地人的不快并挨了揍�！耙驗槲覀兏�本地人開玩笑，他們覺得我們開玩笑是不尊敬他們。實際上，我們沒有這個目的，但是我們可能有一些錯誤�！焙蝹フf。
　　“那段時間，我們的感覺真的不好，我們在那兒已經過了兩年時間，當地人還是帶著戒備心對待我們這些‘洋鬼子’。”
　　但溫暖的記憶也是有的，學校附近“學生之家”面館，是何偉經常光顧的地方，老板給了何偉毫無保留的友誼，邀請他吃年夜飯，在他離開前夜為他營業到很晚。
　　在何偉準備離開涪陵時，他在美國的老師鼓勵他寫一寫剛剛經歷的生活。一直立志成為作家的何偉，也想將自己在陵的兩年支教故事寫出來。于是，在回到美國4個月后，他完成了《江城》。
　　1999年，何偉為《江城》四處聯系美國出版社，但沒人幫他出版。他們的回復均是：書寫得很好，但美國人是不會讀的。
　　遭遇出版挫折后，何偉再一次回到中國。憑借在江城兩年支教經歷，他很快在《華爾街日報》北京分社謀了一個差事，成為該報駐華最后一個剪報員，每月工資4000塊。他還給香港的《虎報》(The Standard)撰稿，并成為《紐約客》駐華的第一位記者。
　　2001年，北京成功申辦奧運、中國也加入了世貿組織，這讓中國被世界矚目。與此同時，“9·11”恐怖襲擊事件也讓美國開始注重與中國的合作。在這種背景下，《江城》出版了。
　　這給了何偉信心。他覺得，應該進一步去觀察中國。

　　“我會再回來的”

　　在北京的日子，何偉最初住在東四十條一處小屋，2001年后，他在遠離城區的懷柔三岔口村住了下來。
　　“北京不能代表中國。”何偉堅持這樣認為。他將目光更多地放在像涪陵那樣的二三線小城鎮。
　　從1999年到2004年，他把在中國做記者期間接觸到的紛繁的人物、事件寫進他的第二本書——《甲骨：一次穿越中國過去和現在的旅程》，與《江城》的遭遇不同，這次很快就有美國出版商找上門來。
　　與此同時，何偉又開始了他新的探索，他考取了中國駕照，用車轍的延伸去觸摸這個國家的真實生活。
　　在西部，何偉看到很多奇特的景觀，“40碼(邁)最安全，80碼有危險，100碼進醫院”，類似的大標語非常醒目，還有些地方會直接將出過事故的汽車殘骸高高懸掛在路邊。
　　在路上，何偉喜歡搭載需要趕路的當地人。有一次，他停車在路邊休息。一個老頭問他，“你要去什么地方？”何偉說要去前邊一個叫金邊的所在。老頭說：“我們也去那兒，你搭我們一程，多少錢？”何偉說：“我不要錢，免費搭你們。”這讓老頭和身邊幾個孩子不太相信。坐在車上走了一段路，老頭還是開口了：“如果你要錢的話，五塊錢最多了�！�
　　在中國的游歷，讓何偉見證著這個國家迅速的變化，從2001年到2007年，他看著三岔口村開始修路，以前那里是土路，城里人很少過來，村里人很少進城。但新路建成后，一些原來種地的本地人，慢慢開始從事商業，搞起了農家樂，招待那些周末從城里開私家車過來休閑的人們。
　　何偉還在浙江的一個小城市麗水住了一段日子。這地方以前比較偏僻。浙江是經濟發達的地方，但是他第一次去的時候有一個本地人說，“我們是浙江省的西藏。”這引起何偉的興趣，在隨后的兩年里，他注意到，這里新建了開發區和水壩，外地人也開始過來做生意。
　　何偉的新作《尋路中國：從農耕到工業中國的旅程》，正是源于他這些年來的行走見聞。
　　“在今天的中國，這個發展得這么快的國家，可以看到，人們的思想改變了，經驗也改變了，我寫的大多數都是關于這個的。”何偉說。
　　“我不知道我會再怎樣寫中國，那可能是五六年以后的事情了。”如今的何偉，還保留著三岔口村的那處房子，雖然他暫時還沒有定居中國的打算，“但是某天我會再回來的”。 

　　他們記錄多彩的中國

　　通過這些觀察者的記錄，一個多元的中國在讀者心目中被漸漸搭建起來。
　　隨著中國的發展以及在國際社會中愈加被關注，越來越多的西方記者開始調整自己對中國的觀察方式。他們已不滿足于為所供職的媒體撰稿，開始按照自己的興趣、自己的角度，去記錄這個國家的變化。
　　特別是在汶川大地震和北京奧運會期間，眾多的外國記者來到中國，他們用多元的目光審視和考量這個國家的方方面面。當何偉這樣的記者在關注中國普通人的生活時，他的同事、《紐約客》記者歐逸文，對中國已經進行了五年的“觸摸”。
　　在這位《芝加哥論壇報》北京站的前主管筆下，中國年輕的“新保守派”、如雨后春筍般的大亨新貴、頂級拳擊手、資深媒體人、前衛藝術家…… 輪番出場。
　　而美國公共廣播公司駐華記者羅德·吉福特則采用了跟何偉相似的方式來觀察中國。2008年，他沿著312國道，從上海起步最終抵達新疆。在他所著的《中國行》一書中，記錄下了公路沿線的普通人、村莊、城市在社會變革中的模樣。而另一位外國記者兼作家格拉漢·恩爾肖，在《長走中國》中記錄了他從上海一路走到西藏的旅程。
　　2006年，英國《金融時報》前駐京記者詹姆斯·金奇出版了《中國震撼世界》，它對中國的城市化、能源消耗、經濟發展等現狀做出了大量的研究和全面的考察，并因此獲得當年《金融時報》最佳商業圖書獎。
　　在這些觀察中國的媒體人中，還有一位外國作家不能忽略，他就是1995年就來到中國的邁克爾·梅爾。作為國家地理協會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保護項目職員，他在北京的老胡同里居住過兩年。2009年，他寫了一本《老北京最后的日子》(The Last Days of Old Beijing)，在自己日常體驗和觀察中展現老北京胡同和胡同居民在迅猛的城市規劃漩渦里所面臨的困境。此書被一些評論者認為可以與簡·雅各布斯的《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相提并論。
　　這些作者們用各不相同的角度去觀察中國，而不再像此前那樣，單純地從政治和意識形態出發。
　　比如《大趨勢》作者約翰·奈斯比特。2009年，他又出版了《中國大趨勢》，提出了“中國新社會的八大支柱”理論，并由此總結出中國在創造一個嶄新的社會、經濟和政治體制。
　　還有一本書名叫《內褲從哪里來？——一包內褲看中國》，其作者、新西蘭作家本尼特來到中國內褲生產的“源頭”，探訪中國上海、泉州、義烏、溫州等地的工廠，以及新疆的棉田，展現了一個經濟全球化下的中國。
　　同樣是觀察中國經濟，英國《衛報》記者喬納森·沃茨選擇的視點頗為有趣。小時候他總聽人說，“如果十億中國人一起跳起來，地球將偏離軌道”，為此，他長時間憂心忡忡。
　　2003年，喬納森來到中國，“我發現，十億中國人真的一起跳起來了，他們都選擇了西方的消費主義生活方式�！眴碳{森從山西的非法煤礦，到白鰭豚消亡，再到廣東省的垃圾處理廠，追蹤與環境問題有關的事件和人物，最后寫出《當十億中國人跳起來》一書。而曾擔任過《華爾街日報》和《道瓊斯》雜志社駐中國負責人的詹姆斯·麥格雷戈也寫出一本《十億消費者》，試圖解讀這個生產和消費大國。
　　而正是通過這些觀察者的記錄，一個多元的中國在西方讀者的心目中被漸漸搭建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