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財經雜志《福布斯》2009年推出的“全球稅負指數排行榜”中，中國僅次于法國，位居全球第二。個稅起征點的調整，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減輕普通工薪階層的負擔？
　　美國前總統本·富蘭克林早在1789年就說過：“在這個世界上， 有兩件事躲不開：死亡和納稅。”
　　在中國，不夸張地說，一個人從睡夢中醒來后，就要準備開始繳稅了——打開水龍頭洗臉，水費里含有增值稅；吃早點、出門坐公交車、打電話、逛超市等一系列活動，也都離不開稅的影子。中國人的賦稅已在全世界出了名：在美國財經雜志《福布斯》2009年推出的“全球稅負指數排行榜”中，中國僅次于法國，位居全球第二。
　　但是，如果問老百姓“你每月繳納多少稅”，很多人會是一頭霧水。環球人物雜志記者對近百名普通工薪階層進行了一項調查，結果，45%的受訪者表示根本“不知道要繳什么稅”，更有77%的受訪者不知道自己每月繳了多少稅。顯然，人們履行了納稅的義務，對于納稅種類與金額卻幾乎一無所知。而想知道“自己到底繳了多少稅”、“有多少是明明白白繳的，有多少是不明不白繳的”、“調節個人所得稅起征點能否減輕工薪階層的負擔”已成為人們最為疑惑也最為關心的幾大問題。
　　近日，帶著普通納稅者的這些疑問，記者走訪了多位業內權威專家。

　　感受最直接的，就是個稅

　　關于“中國有多少種稅”，不但普通群眾難以回答，就連官方都很難給出統一的口徑。記者從財政部網站上看到：“目前，我國共有19個稅種，其中16個稅種由稅務部門負責征收，關稅和船舶稅由海關征收……”國家稅務總局則在其官方網站的“稅收宣傳”專欄這樣表述：“中國共有增值稅、消費稅……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等20個稅種，其中，17個稅種由稅務部門負責征收。”在另一些資料中，中國的稅種又變成了24種，按其性質和作用大致可以分為八類，即流轉稅類、所得稅類、資源稅類、特定目的稅類、財產稅類、行為稅類、農業稅類和關稅。
　　而對普通工薪階層來說，關于稅，感受最直接的，就是工資單上的個人所得稅(以下簡稱“個稅”)。
　　據專家介紹，目前，我國實行的是累進制的稅收制度，納稅人在扣除每月2000元的基本生活費用后，再根據收入余額的不同，按不同稅率繳稅，從5%至45%，共分9級。掙得越多，繳得越多。這一稅收標準從2007年12月開始實行。今年3月1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對個稅政策“動手術”：提高個稅起征點，調整工資薪金所得稅率級次級距，并相應調整個體工商戶生產經營所得和承包承租經營所得稅率級距。業內專家普遍預測，此次，我國個稅起征點可能從2000元調整到3000元。在近日召開的全國兩會上，又有35名代表聯名提議，將個稅起征點提至5000元。
　　這項調整是否能惠及大多數老百姓？在北京某公司工作的姜浩最近幾天一直關注著有關個稅起征點調整的報道。這個“北漂青年”，月薪3000元。按照目前的稅率計算，扣完個稅和“三險一金”，每月實際拿到手的收入只有2000元左右，付出1000元房租，再扣除水、電、煤氣、通訊、交通和飯費支出，他成了活脫脫一個“月光族”。姜浩告訴記者：“我很想知道，如果起征點變成3000元，我每月能省多少錢？”答案是75元。
　　而同樣的調整，對月薪6000元的上海白領王錚來說，帶來的變化是每月少納稅150元，一年節省近2000元。但即便如此，王錚還是覺得“物價節節攀升，錢不夠花”，“個稅調整的速度遠遠慢于物價增長的速度”。

　　個稅起征點的三次調整

　　一旦此次有關起征點的調整得到落實，這將是我國有個稅制度以來針對起征點進行的第三次“手術”。
　　1980年9月1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并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以下簡稱“個稅法”)，標志著我國的個稅制度正式建立。1981年1月1日，我國正式開征個稅，起征標準為800元。
　　事實上，個稅法最初的出臺，并非針對普通工薪階層。根據我國1980年的《統計公報》顯示，那一年，城鎮職工的全年收入不過762元，個稅法將起征點定到800元，無疑是將征收目標瞄準了當時能“掙大錢”的歌星和影星，以及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進入中國投資的外企高管。據前財政部稅政司司長史耀斌回憶：“800元的起征點，實際上就是根據當時外國人在華的月生活成本制定的。”
　　工薪階層真正開始和個稅打交道，是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當時，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人們的月收入已經躍過800元門檻。因此，1993年10月31日，《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的決定》的修正案通過。次年1月1日，實施細則頒布實行。此次修改，將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對企事業單位的承包經營、承租經營所得，稿酬所得，財產轉讓所得及偶然所得，歸入應納稅范疇，使得應納稅的個人所得由原來的6項增至11項。自此，很多人發現自己的工資單上多了一個項目：稅。1994年也因此被業內專家視為“中國人的納稅元年”。
　　那之后，納稅人群不斷擴大，全國個稅收入也以40%的年增長率攀升。2005年，我國全年個稅收入由上一年度的1736億元激增到2094億元。
　　隨著大部分人工資提高、收入增加，漸漸地，800元的個稅起征點明顯偏低。2005年10月，《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的決定》第三次修正案獲得通過，個稅起征點也上調為1600元。兩年后的2007年12月，有關個稅的第五次修正案又將起征點提高到2000元。(1999年的第二次修正案，及2007年4月的第四次修正案，均未對個稅起征點進行調整。)
　　2011年，財政部公布了最新統計數據，稱我國2010年共實現個稅收入4837.17億元，同比增長22.5%。財政部相關負責人稱，個稅收入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是居民收入的持續增長擴大了稅源基礎。然而，國家個稅收入猛增的同時，卻產生了另一個問題——工薪階層已取代高收入階層，成為個稅征收的主要對象。財政部某官員曾坦言：“我國65%的個稅來自工薪階層，與大多數國家的所得稅稅源結構存在差別。”如新加坡，占人口總數20%的富人就貢獻了全國93%的個人所得稅。
　　顯然，對個稅的再次改革，已迫在眉睫。

　　調整起征點不是救命稻草

　　個稅起征點的調整，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減輕普通工薪階層的負擔？
　　中央財經大學稅務學院副院長劉桓教授在接受本刊專訪時預測，“這次不光起征點要變，級次和級距也都要變”。他表示：“我國目前的狀況是，越是工薪階層，納的稅越多。2010年以前的相關數據顯示，工資薪金收入占全民收入的35%，其所納稅金卻占到國家全年個稅收入的50%以上，相比起其他形式的收入，工資薪金要多承受15%的稅收壓力。”
　　劉桓認為，目前，我國的個稅征收模式為分類、分項征收。高收入者收入來源多樣，每一項收入的扣除標準又有所不同。如勞務報酬所得，股息、紅利所得及財產租賃、轉讓所得等，所適用的稅率均為20%，遠低于工資薪金所適用的45%的最高稅率。按此計算，即便收入總額一致，其所繳納稅款也會相對較低。高收入者享受多源扣除，繳的稅反而低，這樣的反差，很容易引起民眾的不滿。因此，此次改革肯定會向中低收入人群傾斜，更多地注重公平。
　　中國稅務學會學術委員、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岳樹民教授則對調節個稅起征點能起到的效果表示了懷疑：“提高個稅起征點，就是提高免征額，其目的是幫助低收入者，但因為中國實施累進稅率，這樣的變動反而在客觀上大幅度降低了高收入者的稅收負擔。高收入者成了最實際的受益者！而對于那些月收入不過1000多元的城市低保人群，則不會產生任何影響。他們還是拿1000多元，該買不起的還買不起。”
　　岳樹民強調，由政府增加財政補貼，比調節個稅起征點的效果更直接：“比如，北京市加大對公共交通的補貼，每次乘公交出行，僅需支付0.4元車費，能幫低收入者省不少錢，而開私家車的人無法享受這種福利。這就是一種實實在在的調劑。”

　　間接稅繳得不明不白

　　除了目前備受關注的個稅，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所稅收研究室主任張斌還提醒說，無處不在的“隱形稅”其實更值得關注。
　　據記者調查了解，我國的稅收可分為直接稅和間接稅兩種，前者如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是月月繳；后者包括增值稅、消費稅、關稅、城建稅和營業稅等，是天天繳。而這部分間接稅，也可稱為“隱形稅”，是老百姓在“不知不覺”中繳納的。
　　比如，一個普通消費者在商場花500元買了一套西裝，這其中就涵蓋了17%的增值稅和13%的營業稅；為女友買了100元的化妝品，除了14.53元的增值稅，還包含25.64元的消費稅和4.02元的城建稅；花40元買一張電影票，有12元是營業稅；在超市里買2元/斤的白糖，就有0.29元的增值稅和0.03元的城建稅；再買包8元的煙，其中約有4.7元繳納了消費稅、增值稅和城建稅……
　　今年年初，濟南市政協委員潘耀民提交了一份提案，質疑“饅頭稅”(本質為增值稅)稅率高達17%。他坦言，此舉就是想“引起人們對我國間接稅過于隱蔽的關注”。“很多時候，老百姓并不知道自己在繳稅”，全國政協委員、南京中醫藥大學信息技術學院院長王旭東在今年兩會期間也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議讓老百姓“納稅要納得明明白白”。
　　據記者了解，目前，絕大多數發達國家的稅收收入都以直接稅為主。即使被認作“間接稅鼻祖”的法國，其直接稅稅額占總稅收額的比重也超過74%。發達國家經濟體組成的經濟合作組織的32個國家，直接稅稅額占總稅收額的比重都超過60%。來自我國的數據，則截然相反：2009年，在全國 6.3萬億元的稅收總額中，包括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在內的直接稅收占的比重只有28%；2010年我國稅收總額為7.7萬億元，其中竟有4.5萬億元是間接稅。“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間接稅的比重的確偏高，”張斌說，“因此，我們不能僅僅將關注的重點拘泥于個稅及其起征點的變動，而應更多地關注間接稅的改革。”
　　專家們介紹說，我國間接稅有兩大特點：轉嫁性和隱蔽性。從政府層面來說，間接稅多為稅務部門直接面對企業征收，操作起來相對簡便，而實際上，眾多消費者才是間接稅的主要負擔者。但由于信息不對稱，大多數納稅人對這些稅種并不知情，納稅時自然也沒什么意見。至于隱蔽性，則體現在“稅收藏在價格中”。在西方發達國家，到超市買東西，購物小票上會清晰地注明顧客為這種商品支付了多少稅。但在我國，卻仍未施行。

　　缺少對高收入者的征稅種類

　　“稅收有四大作用，” 張斌對記者解釋道，“首先，稅收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我國稅收收入已占國家財政收入的90%以上；其次，稅收是調控經濟運行的重要手段，通過增稅、減免稅等手段，能對社會成員的經濟利益產生影響，進而引導企業、個人的經濟行為，影響資源配置和社會經濟發展；其三，稅收能有效監督經濟活動，綜合反映國家經濟運行的質量和效率；其四，稅收是調節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有助于調節個人收入分配，促進社會公平。”
　　針對稅收職能的第四個作用，有專家提出，我國目前的稅收制度的確存在一些缺憾，缺少對高收入階層的征稅種類，如遺產稅、奢侈品消費稅等，致使他們所繳的稅額并不能與其收入相匹配。
　　但是，也有專家有不同看法。“我不贊成對合法取得的高收入和過高收入者征收特別稅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劉尚希稱，“現在，社會上、網上有一種情緒，類似于傳統的‘劫富濟貧’，這很不可取。容易打擊高收入者的投資積極性，進而影響到低收入者的就業機會，與市場經濟的規律也不符，不是社會進步的表現。”
　　看來，稅要繳得明白、繳得合理，既讓國庫豐足，又讓百姓心安，絕不只是調整幾個數字這么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