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代表程恩富認為，實施嚴格的“一胎化”將全面提升民眾的幸福感。但對于他的觀點，贊同者寥寥，反對聲一片。有人將其觀點稱之為“斷子絕孫”的建議；更有甚者，將“一胎化”比作“‘民族自宮’行為”。
“我依然堅持應實施嚴格的‘一胎化’政策，即‘城鄉一胎、特殊二胎、嚴禁三胎、獎勵無胎’的方式，盡快提升人口素質，實現人口與資源、生態環境相協調的科學發展，進而解決中國正面臨的環境、資源、城鎮化、就業等諸多問題。”
3月7日，在今年全國兩會安徽代表團駐地，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程恩富見到《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時，再次“旗幟鮮明”表明了他飽受爭議的觀點。
引起全國爭論的“建議”
事實上，早在兩年前，即2009年3月的全國兩會上，程恩富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專訪時，第一次向外界披露他堅持的“應實施嚴格的‘一胎化’”觀點，并向全國人大提出“建議”。(詳見《中國經濟周刊》2009年第11期《人口政策大爭鳴：“一胎化”還是“放開二胎”？》)
但對于他的觀點，贊同者寥寥，反對聲一片。有人將其觀點稱之為“斷子絕孫”的建議；更有甚者，將“一胎化”比作“‘民族自宮’行為”。
時至今日，面對質疑、甚至是謾罵之聲，程恩富仍堅稱：“30年來，‘一胎化’政策大約少生近4億人，效果很好，值得高度肯定和評價。否則，今天我國的人均收入、人均生活水平、人均資源、人均國力會比現在少得多，而失業、城鎮化、環境、資源等問題會比現在嚴重得多。”
“但抑制人口增長、減輕社會負擔、提高出生人口素質的目標只是部分達到，因而需要繼續堅持，而不是改變‘一胎化’政策。”程恩富強調說，“這個問題引起大的探討和爭論是件好事，因為這是關系到子孫后代的重大問題。”
“‘一胎化’我提了兩年，到現在沒有人公開站出來找我辯論，我希望能有人站出來敢于大膽同我辯駁，把這一討論引向深入。”程恩富說，“誰認為我說得不對，可以一條條駁我嘛，觀點的交鋒也是有好處的。”
不過，程恩富發現，兩年來并沒有人公開站出來向他“對陣”。為此，他特意收集了散布于各個媒體及網絡各反對方的觀點，歸納出十大方面，然后他逐一予以駁斥，列出了約2萬字的10點答疑。
程恩富憂心忡忡地表示，從某種意義上說，目前中國人口的發展和政策設計又面臨一個新的十字路口。“但在一些事關全局的重大人口問題上，學術界以至計劃生育管理部門，仍未達成真正意義上的共識。分歧不僅僅來自于對現實中國人口問題的性質、特征及其原因的不同判斷，也來自對未來中國生育政策的不同選擇。”
“先控后減”
延續30年較為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一直存在要不要放寬的歧見，近年又為此出現了“大規模爭論”。在今后的數十年內，是繼續“嚴格實行一胎”政策，還是“逐步放開二胎”政策，漸成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
對于近年來日益高漲的“放開二胎”的呼聲，程恩富依然態度明朗。
他稱，“堅決反對這一觀點”，因為它會使中國人口基數繼續不適當地增大，不利于很多問題的解決，如環境問題、資源問題、城鎮化問題、就業問題、人均國力和人均生活水平問題等諸多方面。
“我國在人們尚未自覺改變傳統生育觀和人口收縮到適度規模(5億人左右)以前，應堅持不懈地推行‘一胎化’政策，積極倡導‘先控后減的新人口策論’。”程恩富態度堅決地表示。
他分析認為，2008年底中國人口為13.28億，在今后較長時期內每年還將新增人口700萬左右，人口總規模在較低生育率的基礎上繼續大量擴張，國內主要資源短缺嚴重，正向現有可高效利用資源的人口極限規模推進。
“不斷膨脹的巨大人口規模所引起的社會需要擴張已難以單靠發展生產和粗放式發展方式來滿足。必須倚靠人口規模的嚴格控制和縮減，才能使主要矛盾和就業壓力不因人口總量過快增長而加劇。”
“只有嚴格實行‘先控后減’的人口調控政策(總人口先控制在15億左右，后逐漸減至5億左右)，才能有效緩解我國社會主要經濟矛盾和巨大就業的壓力，實現人口素質的較快提升，更好地促進人口同資源和生態環境相協調的可持續發展。”程恩富坦言。
面對眼下全國出現的普遍性的“用工荒”，不少人擔憂“一胎化”將會帶來勞動力補給的“嚴重不足”，而不是“就業難”的問題。
對此，程恩富分析認為，“用工荒”主要有兩個原因，一個是非公有制企業工資待遇提不上去，工作環境惡劣，導致招不到工人；同時，中央惠農政策不斷出臺，農民生活水平提高，他們可以綜合考慮是否要外出打工。另一種“用工荒”，缺的是技術型人才，這就要求企業和教育機構加強專業人才教育，為社會提供需要的技術工人。
“如果把‘用工荒’歸咎于‘一胎化’的政策上，這顯然是個誤判。”程恩富表示。
“變罰為獎”
“與(經濟)資源節約增效型社會、(生態)環境保護改善型社會相匹配的應是‘人口控減提質型社會’，這‘三型社會’完整地體現了科學的可持續發展觀，從而為根本轉變對內對外發展方式，緩減內外資源戰、環境戰、生態戰、貿易戰和移民戰等奠定基礎。”程恩富強調。
因此，程恩富認為，應積極提倡“先控后減的新人口策論”，盡快實施嚴格的“一胎化”政策，從而盡快趕上美歐日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和人均國力，全力提升民眾的幸福感與幸福指數，進而盡快解決中國所面臨的環境、資源、城鎮化、就業等眾多問題。
為此，程恩富提議，所有城市均不宜推行市民兩個獨生子女結婚可生二胎的政策，要像1980年中央決定實行“一胎化”計劃生育政策那樣，廣泛通過立法、政策、宣傳、教育等配套措施，盡快大力推行“先控后減”的“一胎化”計劃生育新政，積極構建“人口控減提質型社會”。
為保障“一胎化”的盡快施行，程恩富建議：實行一種有差別的“變罰為獎”的社會保障配套措施——“無胎高保、女胎中保、男胎基保(低保)、超胎不保”，即對于不生育的家庭實行高保，生一個女孩的家庭實行中保，生一個男孩的家庭實行低保或基保(社會普遍的基本或基礎保障)，違紀超生的家庭不保，變處罰為獎勵。
同時，國家一方面要把嚴格計劃生育所節約的各種經費及時投入到老齡人口工作及生活改善等方面；另一方面要借鑒日本等發達國家經驗，隨著人的壽命提高而適當提高退休年齡，消除讓勞動人口提前退休而又實際形成三分之一退休者再就業的不良局面。
“此外，國家應對包括兵役逝世或傷殘在內的非正常人生夭折或失去勞動能力的不同情況，給予高低不一的家庭補貼或保障，以激勵人們從事高風險的工作，并高水準地解決其家庭生活的后顧之憂。”程恩富補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