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是埃及，但是它并沒有隨著動亂而徹底死滅——我們重返埃及，努力尋找新興世界的全部希望、力量、弱點與氣惱。

開羅沒什么徹底死滅　　

    自2011年2月11日埃及副總統蘇萊曼發布穆巴拉克辭職后，開羅陷入了狂歡，為期18天的數百萬人反政府示威大游行終于以人民的勝利而落下帷幕。
　　就在兩個月前，我還流連在開羅的大街小巷，從國家博物館穿越這次示威大游行的主戰場解放廣場去拜訪曾經見證埃及歷史的利什咖啡館，那里，是穆巴拉克之前的兩任總統納賽爾和薩達特革命過的地方；也曾路過赫利奧波利斯區的總統府，當時穆巴拉克說不定還在里面辦公，要不就待在總統府附近的家里看書；從機場往返市區的一路上，還經常看到路旁掛著的穆巴拉克畫像。
　　穆巴拉克，這個曾被西方世界譽為“中東和平的中流砥柱”、“杰出的阿拉伯世界領袖”，如今只能以“暴君”、“獨裁者”和“貪污犯”而倉皇離開開羅。
　　公元969年，法蒂瑪王朝最后征服埃及，并于當年在福斯塔特鎮以北建城定都，命名為開羅，就是取“開羅”在阿拉伯語中有“勝利”的寓意。
　　而這次開羅的勝利，也許就像美國《紐約時報》援引解放廣場上一位示威者的話說：“一切并未結束，而是剛剛開始。”
　　赫利奧波利斯：見證歷史和革命我是從El Oruba St。進入開羅城的。
　　El Oruba St。是開羅的機場路，東北那頭連著開羅國際機場，西南那頭接上Salah Salem Road一直通往市中心。和大多數城市的迎賓路一樣，Oruba路寬闊悠長，干凈整潔，中間寬寬的綠化帶上熱帶椰棗樹一棵棵比肩而立，椰棗樹下綠草如茵。雖然道路或橋梁都透著陳舊的灰色，但整潔和綠意盎然的植被還是給了我們不錯的第一印象。
　　這里只是歷史名城開羅的一個郊區，名字叫赫利奧波利斯(Heliopolis)，古希臘語中太陽之城的意思，但它比開羅城的歷史還要悠久。赫利奧波利斯曾經是一個重要的古老宗教中心。羅馬人在這里的港口建造了一座堡壘，命名為巴比倫。公元642年，阿姆魯-伊本-阿斯將軍(Amr ibn al-AS)出征埃及，在附近建立了福斯塔特(Fustat)。福斯塔特的大量財富來源于埃及豐富的土地和尼羅河上繁忙交通的稅收。據10世紀旅行者的描述，當時的公共花園、街頭路燈和建筑已經高達14層樓了。法蒂瑪從現在的突尼斯進駐此地后，拒絕接受福斯塔特，于是著手建立開羅城，赫利奧波利斯才漸漸沒落。
　　如今的赫利奧波利斯屬于開羅中產及上層社會的住宅區域，然而，它的新生并不是源于埃及政府的開發，而是由20世紀初一位比利時工業家Baron Empain開拓的。Empain在一片沙漠地上大興土木，建豪華高級住宅區和休閑享樂的場所，還興建有軌電車，作為交通運輸工具。滄海桑田，現在電車還在使用，但變得陳舊了。Heliopolis的Korba 購物區一帶還保存一些當時的建筑，一般三四層高，有圓柱拱廊，其中有些開著商鋪，有的整座荒置。而附近的總統府(Heliopolis Presidential Palace)前身就是Empain年代一間顯赫的酒店，比利時國王阿爾伯特一世特別喜歡這里。Empain的府第(Baron Palace)，是糅合印度教的建筑。府第現在仍然存在，就靠著機場路，但已是一座頹廢空置的私人建筑物，并不開放給公眾。說起來，這位Empain在近代埃及的歷史上算得上是一位風云人物，為埃及的近代化進程作出了非凡的貢獻，特別是赫利奧波利斯的重建，堪稱“現代赫利奧波利斯之父”。
　　最近的30年，赫利奧波利斯屬于另外一個人——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Mu ammad usni Sayyid Mubarak)，他的總統府就坐落在最主要的街道——Al-Ahram大街上，他在這里辦公，也住在這里，居所離辦公室很近。我們每次往返機場路，都可以看到路旁豎立的穆巴拉克的畫像，離街心埃及最著名的法老拉美西斯的雕像不遠，而在2008年12月18日，開羅國際機場新三號航站——這個埃及最大的航站樓投入使用前，穆巴拉克還出席了揭幕儀式。
　　一個政治人物，下臺的背影遠比上臺的身影重要。埃及阿赫拉姆政治與戰略研究中心的政治分析家阿穆爾-阿爾－索巴基說：“如果他(穆氏)在1993年離任，那他無疑是一位偉大的總統。如果他在1993年之后的幾年里離職，那對他的評價也能是中等。我們不喜歡他是從2000年開始的。”
　　開羅時間2011年2月11日，在經過埃及民眾18天示威游行的巨大聲浪下，穆巴拉克最終還是選擇了辭職，離開開羅，躲進紅海之濱的旅游勝地沙姆沙伊赫。有目擊者說，當天有兩架直升機從開羅赫利奧波利斯戒備森嚴的總統府起飛，消失在總統府外萬千抗議者的視線中。

　　解放廣場：解放的傳統

　　如果想要從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地面上過馬路，那簡直是一次大冒險。洶涌的人潮不息，更洶涌的是亂得不能再亂的車流。六條主干道匯集于此，交通堵塞、人行橫道堵塞是常有的事。
　　最近一段日子，“解放廣場”該是全球見諸報端頻率最高的一個地名了，這里是開羅人民反政府示威大游行的最主要戰場，每天聚集了上萬乃至數十萬人流。
　　歷來，解放廣場就有這個“解放”的傳統。這個埃及最大的城市廣場，是一個英雄的廣場，反抗英、法、以色列聯軍占領尼羅河的游行示威就在解放廣場，甚至埃及民族英雄納賽爾逝世的時候解放廣場也是群眾自發組織哀悼的地方。有意思的是，人們曾經在這里懷念一個總統，如今，卻在這里反抗另外一個總統。
　　解放廣場的重要性不止是因為它的面積遼闊，還因為它占據了這個城市最黃金的中心地帶。
　　從北面起，坐落著濃縮了整個古埃及歷史的國家博物館，博物館里的圖坦卡蒙和他的黃金面具以及木乃伊幾乎讓我們這些朝圣者停止呼吸，在這次騷亂中，國家博物館也損失慘重，18件文物失竊，約70件受損；逆時針方向，緊鄰國家博物館的便是建于1959年的尼羅河酒店(Nile Hilton)，這是開羅的第一家現代酒店，其前身是英國軍隊駐扎地，很多航空公司都在這里設立辦事處或售票處；南面則是阿拉伯國家聯盟大樓(Arab League Building)，中東地區的領導人經常匯聚于此。
　　繼續繞著解放廣場逆時針行走，豪華的白色宮殿便是埃及的前外交部，由于現在事務繁多，這棟小樓已經不能滿足辦公的需要，現在它只能算是解放廣場的一個點綴了；白色建筑旁邊是奧馬爾邁克萊姆清真寺(Omar Makram Mosque)，為了方便穆斯林的每日五次拜功；南邊的其他部分都被巨大的埃及中央政府大廈所占據，這座大廈是18萬名公務員辦公的地方；如果說由前蘇聯出資修建的中央政府大廈是過去埃及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象征，那么穿過Qasr al-Ainy的下一座建筑應該算是私人企業活力的象征：開羅美國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這里是埃及富有階層子女上學的地方，從2008年秋季起，大部分學生已經轉到東部郊區的新校學習，但這并不能阻止普通埃及人想像高墻背后西方式的開放。
　　穆巴拉克下臺后的幾天里，解放廣場依然新聞不斷，人潮雖然消退許多，但仍有人不斷涌入，廣場旁的那兩棟政府大樓，在示威大游行中被放火燒掉，整棟樓黑黑的，里面空無一人。

　　回到生活，回到咖啡館

　　如果說，開羅是以眾多的清真寺而被形容成“千塔之都”的話，那么，在開羅有一樣東西比清真寺的數量還要多，這就是咖啡館。
　　1789年拿破侖率軍攻入埃及后，曾令人對埃及歷史和風俗民情進行詳盡的調查研究，其中一項就是要搞清楚在埃及有多少家咖啡館，結果列入名單的有1350家之多。現代的統計沒有如此精確，但大體知道開羅每250人就有一家咖啡館。
　　咖啡館與開羅人來說，就是一種生活態度。人們每天一早來咖啡館，到深夜再離去。每一段革命都有結束的時候，而開羅人的咖啡生活NO ENDING，FOREVER！
　　從國家博物館出來，穿越解放廣場，我的目的地便是這個城市的另一個地標：利什(Riche)咖啡館。“走進利什咖啡館，您就進入了真正的埃及。”這話一點也不夸張。利什咖啡館不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喝咖啡、聊天的地方，它曾經比解放廣場還風起云涌，是解讀現代埃及歷史的一把鑰匙，甚至進入了學術研究的視野。
　　這是一家精英薈萃的咖啡館，它的名字與埃及歷史上很多重大事件聯系在一起。1919年12月，在埃及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過程中，發生了刺殺當時的總理優素福-瓦赫巴—巴什的事件，行刺者是醫學系的大學生阿里安-薩阿德，行刺前他在利什咖啡館等了兩天。12月15日，當優素福-瓦赫巴—巴什經過時，阿里安-薩阿德丟出兩枚炸彈，將總理炸傷。這件事對三年后英國歸還埃及主權發生了一定影響。
　　1940至1950年代，利什咖啡館仍然是開羅的知識精英議論時政的中心。1948年埃及在同以色列的戰爭中失敗，造成王室統治的危機，國內動蕩加劇。1952年革命之前，爭論最激烈的話題是戰后英國的管制以及對英國人在埃特權的不滿。一些年輕軍官時常在這家咖啡館聚會，后來得知，他們是“自由軍官”小組，后來的埃及總統迦瑪爾-阿卜杜爾-納賽爾和穆罕默德-安瓦爾-薩達特都是這個小組的成員。1952年“自由軍官”組織發動革命，迫使國王法魯克退位，埃及廢除君主制成為共和國。
　　在利什咖啡館的墻壁上，我看到了那個動蕩時代所有風云人物的照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個戴著大玳瑁眼鏡、表情嚴肅的人，這就是198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納吉布-馬赫福茲(Naguib Mahfouz)。馬赫福茲是利什咖啡館半個多世紀的老顧客，他每天早上8點就來到這里，喝咖啡、讀報，跟他的名流朋友——作家、記者、部長議論時局。
　　就是咖啡館里，馬赫福茲觀察埃及的市井生活，講述普通民眾的故事，寫出了小說三部曲《宮間街》《思宮街》和《甘露街》，以自傳體形式描寫了一個開羅家庭從20世紀20年代到50年代萬花筒式的盛衰變遷，并因此獲得了1988年諾貝爾文學獎，成為第一位也是迄今唯一一位獲此殊榮的阿拉伯作家，在埃及和整個阿拉伯世界都享有很高聲譽。
　　我沒讀過他令人生畏的開羅三部曲，隨身攜帶的是他的另一本厚厚的獲獎小說——《我們街區的孩子們》(Children of the Alley)。這部小說以全景式、史詩式地書寫了開羅一個街區的開拓者老祖父杰巴拉維及其數代子孫的救世故事。
　　小說描寫的街區如今依然還在，它就位于伊斯蘭開羅的最中心哈恩哈利利集市(Khan al-Khalili)的西南Midaq Alley。這里也許沒有小說中描述的那樣豐富多彩，但是從作者20世紀40年代的描述來看，這里的生活方式至今變化不大。在這里，街道的標志設在咖啡店臺階的最下邊，一般只有付完小費后才能看到。
　　傳說中，哈恩哈利利集市每條街的拐角都“站著”一家咖啡館，而拐角和拐角之間至少還有兩家！不管這個集市里有多少家咖啡館，只要有費薩維咖啡館(Fishawi’s coffeehouse)和納吉布-馬赫福茲咖啡館(Naguib Mahfouz Coffee Shop)在，我就滿足了。這兩家咖啡館也都是馬赫福茲最常去的咖啡館之一。
　　“費薩維咖啡館比金字塔更能代表開羅”，這是關于開羅咖啡館的又一名言。這句話乍聽上去有些夸張，但去過費薩維咖啡館之后便會覺得一點沒錯。哈恩哈利利集市本身已存在700年，而費薩維咖啡館也有近240年的歷史了，這期間它一天也不曾歇業。
　　在兩邊小商鋪的包圍下，這個歷史悠久的名店顯得那么謙虛和低調。半開放式的店鋪，外面露天緊湊地擺放著兩排共十幾套桌椅，都是黃色銅面小圓桌加三四把小藤椅。一扇敞開的深棕色鏤空木門已經褪色，其間的合頁隱約露出斑駁的銹跡。
　　相對于游客不絕的費薩維，藏于更深處的馬赫福茲咖啡館則顯得安靜許多，入門左側的墻上，也和利什咖啡館一樣，掛有納吉布-馬赫福茲(Naguib Mahfouz)的照片。
　　開羅的咖啡館是類似西方某些俱樂部一樣的輿論中心，又是三教九流匯聚之所。在這里，一個擁有豪華汽車的闊佬和一個普通的鞋匠，可以不論身份地位，談得熱火朝天。政治是最熱門的話題，人們常常為各種社會問題爭得滿頭大汗、面紅耳赤，有時爭執不下甚至會上演“全武行”。雖然人們知道他們很難改變什么，然而這種“咖啡館中的參政議政”，對開羅人來說像空氣一樣不可或缺。久而久之，在咖啡館醞釀社會變革也成了一種傳統。

　　亞歷山大的現實與神話

　　我在亞歷山大，被旅行社大巴從一個景點拉到另一個景點，只來得及一次次按下快門，拍幾張誰都可以拍到的照片。要在第一時間將眼前明信片化的遺址和新舊糅雜的街區風貌，與這座城市昔日的偉大聯系在一起，恐怕只有精通埃及學的歷史學家可以做到，而蔚藍的地中海，在明信片般的景觀的映襯下，也變得明信片化了。
　　龐培柱和古羅馬露天劇場這類景點，多少有點像工地。我在龐培柱那兒看到一群西方游客，他們望著孤零零那么高的一根石柱，或許會對拿破侖曾經登頂的傳說不屑一顧吧。在那兒拍了幾張照片，我就跑到外邊的街道上去了。古老的有軌電車，戴著黑色、白色和粉色頭巾的婦女，還有那些扎堆坐在小店外邊悠閑地喝茶抽水煙的老人，戴墨鏡、穿花T恤、光腳套著皮鞋的小伙子。惟有這里，才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本地氣息，而那些隨處可見的全球化符號，Pizza或者Toyota，不過是湮沒在本地傳統之中的一種點綴，充其量也只是試圖與其并置的小小景觀罷了，未顯得特別刺目，也沒有太多優越感。
　　那些抽水煙的老漢，有的穿著襯衣西褲，有的穿著傳統的長袍，有的頭上裹著白色纏布。面對我的鏡頭，他們的目光是友善的，可親近的。
　　古羅馬露天劇場的生意非常冷清。大部分人都沖著法羅斯島上的燈塔去了，似乎那兒才是亞歷山大惟一的地標。這是今天傻乎乎的旅游業的一道最典型的風景，無論人們來到一個曾經多么偉大和豐富的地方，全都無一例外地集中在一兩個重中之重的景點上，正如大多數中國游客到了盧浮宮，都會扎堆在米洛的斷臂維納斯和達-芬奇的蒙娜麗莎那兒，全世界的游客到了埃及，也都會在游人如織的金字塔那兒留下自己“到此一游”的影像。
　　最吸引我的，還是本地人的居住區和他們的市場。這里讓我想起新疆的喀什噶爾和葉城，多少有點夢中游歷的感覺。
　　我看到一個小面包房，看到那個濃眉高鼻、黑發卷曲的賣面包的男孩，那些面包全都包在塑料袋里，旁邊是一架紅色的巨大笨重的自動秤；
　　我看到一個老木工在給小店做貨架，顯然已經不是傳統手藝，看著他身邊一塊塊用來組裝的木板，想到宜家家私的那些玩意兒；
　　我看到一戶人家綠松石色的門柱和門楣，心想，或許這就是現代化不可任意涂改的他們自己的圖式，自己的顏色，自己的感情吧，但是，這個家庭里的年輕人，難道會拒絕現代化大廈嗎？
　　我看到一個男人用烤魚片喂那只頭頂一片白雪的棕色小羊羔，把它當作寵愛的孩子；
　　我看到十多個男孩在小巷的簡易乒乓球臺上打乒乓，置身這樣的景觀，中國人無疑覺得親切，小時候我們都是這么打乒乓的；
　　我看到的似乎都是本地人。如果我是一個人類學家，我大約就可以辨認出市場和大街上的平民，大街上西裝革履行色匆匆的男子，理發店里做面膜的年輕人，他們的祖先是古埃及人還是來自愛琴海的雇傭軍，是波斯人還是阿拉伯人，是努比亞人、腓尼基人還是希伯萊人。兩千三百多年前，這里已是堪與今日紐約媲美的民族大熔爐，埃及歷史學家穆斯塔法-阿巴迪提到，從公元前二世紀中葉一部寫在紙莎草紙上的海事借貸合同上，人們發現，一樁發生在亞歷山大的香料進口交易涉及的12個人，至少屬于七個不同的國籍：兩個人來自梅薩利亞，一人來自帖撒羅尼迦，一人來自拉克第夢尼亞，一人來自埃利亞，一人來自迦太基，還有一位銀行家大概是個羅馬人，除銀行家外，其余的人用的都是希臘名字。這個故事形象地告訴我們，這座城市堪稱人種博物館，一座活著的、沒有圍墻的博物館。這座城市之所以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們蜂擁而來，是因為，“在古代，沒有一個其他城市，甚至羅馬，在面積大小和規模壯麗各方面，能比得上亞歷山大里亞”(《世界文明史》，菲利普-李-拉爾夫等著)。
　　亞歷山大當年的至高地位，透過詩人忒奧克里托斯的《牧歌》可以窺其一斑：“你不僅以你美麗的港口，龐大的艦隊，豐富的各地產品的市場壟斷著整個地中海的船運，外海的水域無論紅海還是印度洋也都在你掌握之中？?不僅島嶼的，而且海峽的貿易，實際上整個世界的貿易都是你的。可以說，亞歷山大城坐落在整個世界，甚至最遙遠國家的交叉路口上，它把所有人帶入一個地方，互相展示，盡可能使他們成為一個民族。”
　　我看到大蒜，在喀什噶爾，在庫車，人們就是這么把大蒜系在一起，掛在半空的。我看到紅色的洋蔥，在新疆，人們把它叫做皮牙子。我看到腌黃瓜，腌辣椒，腌胡蘿卜，跟中國人的制作幾乎沒有分別？?
　　坐在大巴上橫穿亞歷山大，能看到許多灰撲撲的凋敗的景象，而這樣一個古老的“城中村”，放在中國，恐怕很快就要面臨拆遷了吧。
　　與那些古老遺址和平民區形成最大反差和對應的，是王冠般的海濱夜色，還有新亞歷山大圖書館。正是這座風格前衛的現代建筑提醒我們，兩千多年前，這里不但是全世界的政治中心、金融之都，更是地球上文化與科學的最高首府。科普作家卡爾-薩根在他的《宇宙》一書的第一章和最后一章，都隆重地提及亞歷山大和亞歷山大圖書館——“在人類歷史上，只存在過一次科學和文明繁榮昌盛的景象，那就是古愛奧尼亞燦爛的文明，其明證則是亞歷山大圖書館。2000年前，那些最優秀的人物奠定了基礎，才使我們后來能系統地研究數學、物理學、生物學、天文學、文學、地理學和醫學。”
　　亞歷山大的地位早已衰落了，盡管它仍是埃及最重要的工業城市和港口，但是它在文化與科學上曾經有過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已成為博物館里的神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