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科學發展、和諧社會之后，“幸福中國”承載了人們對于中國提升發展質量、規避發展陷阱的深深期許。在一片熱議聲中，冷靜的思考和提醒，值得尊敬與聆聽。
追逐“幸福”的幸福
2006年底，當本刊抽取7000個樣本，首次對全國31個城市進行居民幸福感調查時，“幸福感”還是個新鮮詞匯，以之衡量城市發展品質更是首創。當年，中國的GDP總量在全球排名第四。
到2010年底，本刊推出的中國最具幸福感城市調查已連續五年，并展開地級市和縣級市兩個序列，而“幸福”也繼“和諧”之后成為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國家級詞匯。
一般而言，對于幸福感的度量，一者基于綜合指數，由經濟、人文、環境、交通等客觀數據加權平均；二者是直接問受訪者的主觀感受，是滿意還是不滿意。本刊選擇了后者。
五年來，由居民為城市打分，構成幸福感的整體評價。人情味、賺錢機會、生活便利程度、自然環境、文明程度、娛樂氛圍、交通狀況、政府執政力、治安、發展預期、房價、物價、醫療質量、教育質量、生活節奏等等，越來越多的內容，列入居民幸福感的打分表。
五年的幸福度量，我們有這樣的感受：
其一，幸福內涵豐富，超越了經濟增長。
幸福學研究顯示，當一個國家中的大部分人尚未解決溫飽問題的時候，發展經濟無疑會提高人的生存率和幸福感；而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經濟與幸福的關聯度就會減弱。
連續幾年的城市幸福感調查顯示，城市的經濟增長速度并不能完全代表社會和諧、健康發展的程度，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人們主觀幸福感的高低，往往取決于很多與經濟無直接關系的因素，例如情感狀況、社交關系、生活環境等。
人情味、賺錢機會、生活便利程度、建筑美觀程度、自然環境等不直接被諸如GDP等經濟指標所囊括的“軟性”因素，于市民對城市的幸福感均有重要影響。比如人情幸福感每增加1個單位，城市總體幸福感就會增加0.3個單位；而賺錢機會、生活便利、建筑美觀、娛樂、城市發展等因素，每增加一個單位，對城市總體幸福感的貢獻是0.15。
其二，幸福來自愿景。
幸福感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對未來的期待，也就是溫家寶總理說的“信心”。在本刊以往的調查中，“發展預期”是提升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而在2009年將縣級市也列入幸福感調查序列之后，一個意外的發現是，“逃離北上廣”的年輕人，在發達地區的小城市找到了更實在的發展期待。
幸福，是人類不斷追求的目標。當“幸福”成為今年全國兩會的熱詞，當這個溫暖而豐富的詞匯被寫進政府規劃，基于五年來的調查，本刊更希望從執政者到公眾，能夠理性冷靜地面對，不執著于統計數據，不止步于民生工程，也不苛求“幸福指數”直線飆升。
幸福之途沒有終點，只有眺望的目光。
當“幸福”來敲門
幸福是一個人的主觀感受，不同階段、不同時間的感受不同。政府不能決定幸福程度，但能夠創造環境
嗅覺敏銳的外媒注意到，“讓人民幸福”將成為中國未來發展的主調。美聯社的報道認為，“幸福感”是中國政府今年工作的主題，政府為此將降低通脹，實現更可持續性的經濟發展，而非一味追求發展速度從而造成環境惡化、貧富差距擴大。
以人為本的、高質量的經濟增長，被視作中國高層著力傳遞的政治信號，也被視作“幸福中國”的第一級臺階。
全國兩會開幕前四天，溫家寶總理與網友在線交流，回答的第一個問題是“幸福的標準是什么？”“讓人們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對未來有信心。”溫總理將幸福歸納為“四心”，而此前一年他強調的是民眾的“尊嚴”。
全國兩會之前紛紛登場的地方兩會顯示，提升居民幸福指數正成為各級政府轉變發展思路的新抓手。北京呼吁“讓人民過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廣東期待“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建設幸福廣東的出發點和立腳點”，重慶則宣布要成為全國“居民幸福感最強的地區之一”。
而在全國兩會的殿堂內外，“幸福論”更加熱烈。廟堂上下，不分階層，無分畛域，都有人提出該用“幸福指數”替代GDP，作為衡量中國發展的標準。“幸福”這個老詞兒，成了極具感召力的“新話”。
此輪“幸福論”并非務虛，其背景是中央高層在“十二五”規劃中明確提出建立綜合發展評價體系，它將成為今后5年甚至更長時期衡量中國及地方發展情況的標準。
最遲至科學發展觀提出，中國決策者對于過去發展模式的擔憂和轉變思路的努力已持續有時。2011年兩會釋放的“幸福論”，是“以人為本”、“全面協調”等觀點的再次融合和表達。
公眾紛紛在網上“曬”出幸福觀---基本生活保障、公民權利行使、民眾訴求表達和利益協調渠道暢通、社會公平正義，都在其中。公眾“曬幸福”是對決策者的一種期盼，也是一種提醒：幸福基于民生，但內涵不止于民生。
而最高議事殿堂內，代表委員也在對炙手可熱的“幸福指數”提出冷靜理性的建言：幸福感是老百姓的主觀感受，要由老百姓說了算，而不是以往統計數據的重組，不能“換湯不換藥”；謹防“幸福指數”重蹈“GDP數據崇拜”覆轍，指標無罪，考核體制須變革。
繼科學發展、和諧社會之后，“幸福中國”承載了人們對于中國提升發展質量、規避發展陷阱的深深期許。在一片熱議聲中，冷靜的思考和提醒，值得尊敬與聆聽。
幸福成為施政導向
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前，全國政協委員陳凌孚剛剛在兩會小組討論中發完言。當時有委員提出，應給GDP增長設上限。這位民進中央常委、南京師范大學副校長插話說，“十二五”后他也許不再是全國政協委員了，但GDP增速估計還是會在8.5%以上。“因為官員考核靠這個，推動經濟發展的是官員的考核硬指標。”
作為為數不多以“幸福”為主題做出提案的全國政協委員，陳凌孚的提案名稱很符合全國兩會期間媒體的期望：《共享發展成果，建設“幸福社會”》。不過，除了期望建設“幸福中國”，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衷言。
“一些地方政府熱情很高，但所辦之事并非都是百姓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他的舉例包括，熱衷于景觀大道、建豪華樓堂館所，凡此種種，被有的地方列入提高群眾幸福感的范疇。“一些官員和老百姓想的不完全一樣。”陳凌孚對本刊記者說。
2011年全國兩會幸福話題持續升溫。在地方兩會定調“幸福”進入本地“十二五”規劃之后，行政長官們帶著諸多提升幸福感的計劃和目標有備而來。
“幸福成為施政導向”，許多地方充滿信心地在過去一個月來勾畫出“幸福路徑”，大多包括：提升民眾收入水平、加大低保覆蓋面、增加保障性住房、提高衛生教育投入等等。
多項民生指標成為“幸福路徑”的第一站，這符合公眾預期，也讓幸福看得見、摸得著。
也有人提醒，“幸福指數”的構成，不是GDP那么簡單，“民眾的幸福感要由民眾自己說了算，而不僅僅是一連串數字達標后就可以‘被幸福’。一如有的地方以拉閘限電完成節能減排指標，以犧牲百姓生活來換取減排達標，百姓的幸福感會高嗎？”
2011年全國兩會前夕，溫家寶總理在與網民聊天時也就此說道，自己看到這些問題后十分氣憤，要求各級政府嚴肅處理。
政府不能決定幸福程度，但能夠創造環境
當各地紛紛提出設定“幸福指數”、乃至發布“幸福指標結果”的時候，曾任央行副行長、外管局局長的吳曉靈，將自己牽頭負責的“福祉指數評價體系”更名為“民生指數評價體系”。
2008年，從央行卸任后的吳曉靈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并任財經委員會副主任。作為中國富有經驗的金融官員，她參與或主導了近20年來中國幾乎所有重大的貨幣、金融事件。對于“福祉指數”，她相當謹慎。
“很多人容易把福祉指數與幸福指數混為一談。”她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2009年末，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十二五”規劃前期調研過程中，由財經委員會立項成立了一個專門課題組，編制新的發展評價體系。到2010年8月，課題基本完成，提交給全國人大作為“十二五”規劃的參考意見。
此前在試編中還進行了全國12個省市的調查，“全國的客觀數據計算已經完成，主觀問卷要在3月中旬才能拿出來。”她說，建立這一評價體系的本意是既要反映老百姓的客觀生活情況，也能反映他們對民生工作的主觀評價。“編制指數是希望督促地方政府圍繞民生改善做工作，因此后來干脆就叫‘民生指數’。”
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她再三強調，做好民生工作能夠為提升幸福感創造條件，但是不能完全等同。“幸福是一個人的主觀感受，不同階段、不同時間的感受不同。比如生活水平不變，離婚了，可能就會覺得不幸福。政府不能決定幸福程度，但能夠創造環境。”
在她看來，福祉和幸福評價的共同之處在于，不是要由政府考核自己，而是要讓百姓給政府打分。
吳曉靈說之前的統計結果很有意思：一些省區的GDP比民生指數排名落后十幾位，相對應的是另外一些省區的民生指數比GDP排名落后十幾位。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差距？這是引導各級政府改善工作的依據。”她說。
即使姑且把民生指數約等于幸福指數，多數地方目前的統計方式仍難令人滿意。
比如食品安全等鮮少在地方政府提升幸福感的表述中出現。那么如果按此運行，一個出現嚴重的群體性食物中毒事件的地方，仍可以宣告“很幸福”。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工程院院士鐘南山認為，幸福感是感覺自己在一個群體、環境中是否開心，實事求是地講，它幾乎無法用層層上報的統計數字來衡量。
在熱烈討論“幸福”的大背景下，全國兩會期間多家網站進行了相關調查，其結果顯示出民眾期待與地方政府工作報告的一些差異。比如，一家權威網站對于幸福的調查顯示，超過31%的網友認為“權力規范、公共服務”是影響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之一，僅比“經濟狀況、生活質量”這一因素少3個百分點。
GDP成了過街老鼠？
包括吳曉靈在內，一些專業人士都提出，民生指標不會取代GDP，因為還需要用GDP來測算經濟發展。無論新的發展評價體系包含何種內容，GDP仍不可或缺。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委員、國家統計局原副局長林賢郁，提出的上述觀點遇到了網絡“板磚”。
全國政協十一屆四次會議開幕當天，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一些地方可能過分夸大“幸福指數”的功能，不切實際地否定GDP本身所具有的特定功能。
第二天出版的《中國信息報》刊發了林賢郁闡述以上觀點的署名文章，這篇文章與《“十一五”成就報告》一起出現在國家統計局網站最為醒目的位置上。
林賢郁在接受《望東方周刊》采訪時表示，這些觀點源于對近來地方兩會“幸福指數熱”的觀察。他以40多年從事政府統計工作的經驗提出：“幸福指數”要避免陷入類似“GDP崇拜”的尷尬境地。他說，作為一個重要的經濟數據和政策依據，GDP無罪，有問題的是相關考核體制。
在全國兩會多個分組討論現場以及大會發言中，本刊記者的感受是：GDP已成過街老鼠，官員們大多避之不談。
會前有輿論認為，西部地區仍應保證一定的GDP增速作為社會總體發展的基礎，但在“不重蹈東部地區覆轍”的原則下，即使最為貧困落后地區的基層干部也不太愿提及這三個英文字母。
官員們的轉向如此徹底。3月14日，隨著溫家寶總理舉行新聞發布會，來自中國各地的官員們將回到轄地推進各自的“幸福計劃”。人們期待著“幸福指數”在今后5年給中國帶來的改變。
網民的“幸福觀”
第一，基本生活保障。有網民提到，許多關于幸福的研究表明，在影響個人幸福的最重要變量中，前三項分別是就業、婚姻和教育。
中國民生指數課題組目前對全國發展水平不一的24個城市4800名居民的調查結果顯示，在影響中國居民幸福感的19個因素之中，前五名依次為家庭和諧、健康、子女教育、生活安全和醫療服務。網民認為，這一調查結果反映出，政府應當為居民創造良好的社會保障條件。
第二，公民權利行使。不少網民認為，幸福感是全方位的，不僅僅是安寧的治安、優美的環境、富足的生活，還包括知情權、表達權、監督權等權利的行使。人民網兩會前夕轉引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的觀點認為，政府除了滿足公民的衣、食、住、行的生活需要之外，還要滿足民眾自由、平等的政治需求。保障和實現公民的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權益，人們才會有充分的生活幸福感。
第三，民主訴求表達和利益協調渠道順暢。有網民轉發題為《現代幸福觀補課或缺的新元素》的文章認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牽涉到現有利益格局如政企關系、勞資關系、人與自然關系的變動和調整，這項艱巨復雜的社會工程，無疑需要通過順暢的公眾訴求表達和利益協調渠道來為社會減壓和“擺平”各種矛盾沖突。這種表達和協調的機制越健全，社會發生震蕩或不穩定的幾率就越低，公眾的幸福感也就越強。
第四，社會公平正義。題為《民眾的幸福并不只關乎收入》的文章說，幸福并不只是物質上的滿足，還得讓公眾感受到社會的公平。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多數企業的職工根據自己的勞動生產率和企業利潤獲得相應的報酬，即便彼此之間有些差距，也是能接受的。如果有的企業職工僅僅靠企業的壟斷地位，就坐享其成甚至獲得更高的工資和獎金，那就嚴重影響到了前者的幸福感。
“幸福”不是簡單的數據
要注意防止人為地把“幸福”的相關指標推向“GDP崇拜”的老路
林賢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2001年至2010年出任國家統計局副局長，曾任國家統計局制度方法司司長、國民經濟核算司司長、國家統計局總統計師等職務。
“幸福指數”被張冠李戴
《瞭望東方周刊》：你對“幸福指數熱”很擔心？
林賢郁：對。今年是“十二五”開局之年。在各地政府工作報告和“十二五”規劃中，尤其是在全國兩會代表委員的交談中，頻頻出現一個熱詞---幸福指數，很多地方還提出將提升“幸福指數”作為政府施政的重要導向。
用“幸福指數”來考核有它的好處。但現在一些地方，以所謂的“幸福指數”考核地區成績或干部政績，都可以用“張冠李戴”來形容，他們搞的那些指數并不是“幸福指數”。
所謂的“幸福指數”是從西方而來，國外也在研究。它主要是通過問卷調查的方法了解每一個人對幸福的感受。可以問很多問題：你對你的職業滿意嗎？你生活怎么樣？對家庭滿意嗎？對周圍環境感覺安全嗎？實現了什么樣的成功？
從目前已公布的不同國家、不同機構的研究資料，尤其是國內不同地區和機構已開展的各類幸福感調查結果可以看出，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不同年齡、不同職業、不同收入人群對幸福的理解和感受程度具有較大差異。即使是相同的調查對象，在不同時期對幸福的價值判斷標準也在不斷變化。
現在一些地方用來考核的“幸福指數”，是由很多現成統計數據構成的。比如經濟發展速度、人均GDP、工資收入等等，都是已有的統計數據，組成一個體系。這是一個發展指數，或者說是對社會發展情況重新進行的一種綜合分析，并不是我們通常說的“幸福指數”。
《瞭望東方周刊》：今年提得比較多的“民生指數”，很多地方把它等同于“幸福指數”。
林賢郁：這些“民生指數”是和民生相關的指標，都是已有的統計數據。這些數據被擺出來，但并沒有對每一個人進行問卷調查。許多人把“幸福指數”看作經濟社會發展的指標，具體說是社會協調發展的指標。如果是這樣，這些指標數據早已存在，只不過以前指標體系里更多的是經濟指標，現在更多選擇了和老百姓生活密切相關的一些指標。
其實現在一些地方的“幸福指數”令人哭笑不得。我知道某個省，自己搞的幸福指數滿意度超過80%。但幸福不幸福不是由統計指標評價出來的，而是要對每一個調查對象的滿意度進行調查，然后計算出來。
還有很多問題。國內一些地方的“幸福指數”都認為，收入水平達到一定程度，人們就會覺得很幸福。其實，國際上公認的是，收入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幸福感并不一定是等幅上升的，有時反而是下降的。
《“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中提到，要弱化對經濟增長速度的評價考核，強化對結構優化、民生改善、資源節約、環境保護、基本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等目標任務完成情況的綜合評價考核。在原來過分注重經濟發展的干部考核體系中，增加與老百姓相關的指標：教育、衛生、就業、收入等等。這種考核體系很好，但這并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幸福指數”，而是“社會綜合發展指數”。這樣可以在導向上調動黨政干部的積極性，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為老百姓服務、改善民生方面。
“幸福指數”不能重走GDP崇拜的老路
《瞭望東方周刊》：地方政府為什么這么重視“幸福指數”？
林賢郁：其實，如果用統計指標體系計算的“幸福指數”來代替剛才說的其他考核指標體系，用來考核干部政績，最后很可能和GDP考核結果相同。“幸福指數”提升越快，地方領導的政績越突出。這就和以前的干部考核辦法完全一樣了。很多地方以前把精力放在GDP增長上，現在把精力放到幾個指標上，琢磨著怎么樣搞得快一點，甚至可能想盡一切辦法，不排除弄虛作假的情況發生。
考核干部最重要的一條是直接問老百姓。
“幸福指數”并不適于對不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程度進行排序和比較，也不宜像關注GDP那樣片面地強調“幸福指數”的增長幅度以及不同地區所處位次的變化。防止人為地把“幸福”的相關指標推向“GDP崇拜”的老路。
我們應客觀地看到，在人們的期望和現實之間始終會存在一些差距，每一個公民對幸福的期望值應該是合理的，也需要切合社會發展現實。實現每一個人的幸福，需要各級政府以及社會和個人的共同努力。
《瞭望東方周刊》：這些年，中央提出了很多新的發展思路和目標，比如說科學發展觀、軟實力等等，在落實過程中，似乎遇到與“幸福指數”類似的問題？
林賢郁：我們不能過分依靠指標來考核干部。我們現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但從某種意義上講，是指標考核在推動經濟發展。這和我們的傳統觀念有關。因為我們更多依靠行政推動工作，用其他手段調動干部積極性的辦法還不夠多。我們還是最擅長于分派任務考核，通過考核地方官員、地方政府來推動發展。這也有一定好處，比較容易推動工作。但總體而言，我們的政策、我們的社會發展，常常要靠這種指標考核來推動。
《瞭望東方周刊》：這種考核有有利的一面，那弊端呢？
林賢郁：我們對干部的使用、評價，對地方發展評價上，最大的問題就是過多地依靠指標考核。這個做法最嚴重的風險就是可能會影響統計數字的準確性：下級官員可能為了完成考核弄虛作假。對上級負責的干部評價機制是形成指標考核制度的一個原因，容易使下級官員把精力都放在如何改善數字上。如果按照現有的邏輯，“幸福指數”也很難幸免。
《瞭望東方周刊》：考核數字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官員的命運。
林賢郁：對這一點我感觸太深了。我們干部的考核、晉升以及對地方政府的評價主要還是靠數字，真正考慮老百姓民意的還不夠。當然，這些年國家一直在改進。但是，如果“幸福指數”還是原來考核那一套，是不太行的。
比如節能減排，約束性指標都是單位GDP的能源消耗、排放降低率。它們的分母都是GDP，分子不變或者變大，只要分母變得更大，分數值就會變小。也就是說只要相應增加其GDP總量，就有可能完成這兩個約束性指標。
統計部門業務壓力大
《瞭望東方周刊》：那統計部門在其中的角色是什么？
林賢郁：這個數據是由誰生成的？大部分還是由統計局提供的。統計局的壓力多大？一個地區的發展都在我這個數據里面，弄不好還是數據出官。這樣，“幸福指數”恐怕就只會出現換湯不換藥的情況。以前是GDP，現在換上另一些指標。領導給統計部門的壓力是一樣的。
《望東方周刊》：地方統計部門的壓力有多大？
林賢郁：統計部門的干部現在業務等方面的壓力很大。國家統計局有直屬機構調查隊，但是更多數據還是來自地方統計局。地方統計部門在業務上受國家統計局指導，但工資是從地方拿的，官帽子也是由地方政府管著，吃喝都由地方政府來管。
實事求是、堅持職業道德的統計人員是大多數，但有的地方行政長官對他們有壓力。如果幸福感滿意度調查結果是58%，領導要把它改成85%，那怎么辦？這從根本上講是一個體制問題。
《瞭望東方周刊》：除非統計系統像審計署那樣獨立于地方政府，否則指標結果理論上都可能出現問題？
林賢郁：是這樣。如果還是原來的考核方式和體制，再設定什么樣的指標也都會遇到類似的問題，包括主觀上的“幸福指標”。
《瞭望東方周刊》：今年有個事情，各省GDP相加超過全國了。
林賢郁：這不是今年的事情，有一段時間了。國家統計局和地方核算的方法基本是一樣的。國家統計局核算全國GDP，大部分數據和地方上也一樣，但是有一部分數字來源于抽樣調查。因為國家局畢竟是國家局，不可能和地方一樣。差距就出在這部分。現在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的指標體系都很完善，第三產業的發展比較晚，數據采集上還不太完善。地方想調高GDP大多在第三產業的核算上做點文章。
《瞭望東方周刊》：核算方法一樣，大部分基礎數據一樣，國家統計局又采用廣泛的抽查數字，也就是說技術上的爭議不是主要因素。但一些地方仍然上報和國家統計局不同的核算結果，而且它們也知道，假如各地都這樣就會出現損害政府權威的情況。
林賢郁：沒錯。這個事情的根本還是指標考核，它們需要橫向比，大家就都攀比。現在國家統計局在醞釀全國統一核算，省級GDP不由省里核算，也由國家統計局來算。
GDP和“幸福指數”并不相互排斥
《瞭望東方周刊》：“幸福指數”能替代GDP嗎？
林賢郁：GDP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規模的綜合性指標，也是目前世界各國通用的一個重要宏觀經濟指標。GDP不是萬能指標，它雖然在反映國民經濟總量、結構和發展速度等方面具有其獨有的功能，但也存在諸如不能反映經濟增長的內在質量以及社會公平、民眾的幸福感狀況等局限和不足。
“幸福指數”也不例外，在反映民生狀況、社會進步尤其是人們對幸福預期的滿足狀況等方面具有其獨特功能，但同時也會有先天不足。從這種意義上說，GDP和“幸福指數”具有相互不可替代的特定功能，它們之間恰恰是互為彌補，而不是相互排斥。
《瞭望東方周刊》：GDP本身并沒有錯？
林賢郁：沒有錯，關鍵是如何用它。如果這個指標對社會有負面影響，首先要考慮是不是沒把它用好，是不是附加了更多的其他非經濟因素。“幸福指數”是好東西，GDP也是好東西，指標本身是沒有罪過的，重要的是我們如何使用這些數據，用這個數據想達到什么樣的目的。GDP是可以作為制定政策的依據，但常常卻主要用它來考核干部。
《瞭望東方周刊》：在目前的框架內，也就是指標考核短期內無法改變的情況下，如何能讓“幸福指數”造福于民？
林賢郁：首先就是不要排隊。我是主張縱向去看，就是一個地方差不多同樣的人群，不同時期對幸福的感受有什么變化。這樣就可以分析出這個地方，哪些方面有所改善，哪些方面還需要改進。提倡幸福感，是從單純追求發展速度的GDP轉變為把更多的政策和資源投向民生，這原本是要增強地方在轉變發展方式中的自覺性，希望科學發展觀更加深入人心。如果和原來一樣，用這個指標來排隊，數字高的表彰提拔，數字低的進行處罰，這容易導致原來的問題。
幸福有多遠
“幸福”涉及經濟生活質量、政治生活質量、文化生活質量、社會生活質量、生存環境質量等等，在這些領域中尋求突破，是提升幸福感的應有之義。
在“和諧”訴求中度過“十一五”的中國人，將帶著“幸福”愿景面向“十二五”。幸福，有望成為今后五年、乃至2020年小康社會全面建成時，這個國家的主題詞。
從人類的終極夢想變成掛在各級官員嘴邊的施政綱領，“幸福”顯得很神圣，也有些沉重。正如政治學者俞可平所言：“全球化時代，政府的責任清單中增加了‘幸福’這一醒目字眼。”
一些官員努力把“幸福”這個詞具體化為數據、指標，而過去五年，“和諧”一詞早已深入人心。幸福與和諧有很大的交集，但側重點和感情色彩卻有不同。
“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各方面、各層次的規劃綱要中最一致的措辭之一。而在民生之外，幸福還有更高遠的內涵。
個人財富增長有望趕上國家經濟增速
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的指標框架為經濟發展、科技教育、資源環境和人民生活四個方面，共24項主要指標，預期性指標和約束性指標各半。12個約束性指標，較“十一五”規劃增加4個，且其中5個與民生直接相關，涉及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高中階段教育毛入學率、城鎮參加基本養老保險人數、城鄉三項基本醫療保險參保率、城鎮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
基于民生的幸福愿景，被分解成一系列具體的指標體系，且是約束性的。
收入被視作提升幸福感的“硬通貨”。今后5年，GDP年均增長7%，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實際增長將超過7%，這意味著個人財富增長首次有了跑平甚至跑贏國家發展速度的可能。在“十一五”規劃綱要中，相應的數據分別是7.5%、5%，而“十五”期間則分別為7%、5%，在“九五”中分別是8%、5%。
速度差長期累積的結果是，當中國GDP總量躍居世界第二時，人均GDP卻僅居世界第119位。
世界價值觀調查(WVS)的結論是人均GDP和幸福指數之間的相關系數達到了0.7，即統計顯著相關。
與國家級規劃相對應，北京初步確定“十二五”期間，城鄉居民收入年均增長8%，年均經濟增長指標也是8%；山東將GDP年均增長下調至9%，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上調至10%，并爭取農民收入增幅更高一些；重慶提出截至2015年，“農民人均收入翻一番，城鎮居民收入增長75%”，將衡量社會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由0.42降到0.35，是將基尼系數納入指標的唯一地區；此外，江蘇提出居民收入實現7年倍增，寧夏提出城鄉居民收入與經濟發展同步增長。
并列式結構短語“強省富民”在文件上也悄悄更換了次序，變成“富民強省”，河南、陜西、廣西、浙江等省份都將“富民”前置。
幸福源于對未來的信心
2月27日，溫家寶總理與網友在線交流，回答的第一個問題是“幸福的標準是什么”。讓人們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對未來有信心---這是大國總理心中的標尺。
中國人的幸福觀總是系在未來。五年規劃是為未來描畫藍圖，從1953年制訂第一個五年計劃起，“順應各族人民過上更好生活新期待”---這句令人振奮的話終于被寫入“十二五”規劃建議。一個甲子，我們應該離幸福更近。更主要的，中國已經走到了非幸福不可的關口。
上海社科院常務副院長左學金認為，我國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加大和不同社會群體的利益分化，使得“帕累托改良”的空間越來越狹小。所謂“帕累托改良”是指在發展和改革進程中，至少部分人受益，而其他人不受損。這也正是中國改革所遵循的基本邏輯：增量改革，不動存量“奶酪”，即所謂的“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等。國際經驗表明，人均GDP從3000美元向10000美元提升的階段，是社會結構平衡難度加大的階段。
“十二五”時期是我國經濟發展階段從工業化中期向后期過渡的關鍵時期，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是發展的新思路。南昌大學教育學院院長苗元江總結說，農業化時代的主題詞是“溫飽”，工業化時代是“富強”，信息化時代是“幸福”。
中國不是坐等被時代推上幸福關口，“幸福與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是一脈相承的。”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教授肖巍認為。
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是執政黨對單純以GDP來衡量經濟發展在理論和實踐中的反思。人們試圖尋求更為合理的術語和指標，用以反映經濟和社會的全面發展。
2005年全國兩會上，中科院院士程國棟提交了一份名為《落實以人為本，核算“國民幸福指數”》的提案。
2006年9月，國家統計局擬推幸福指數、人的全面發展指數、地區創新指數以及社會和諧指數等一些新的統計內容。
近年來，溫家寶總理在多個場合強調：“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
2011年，“幸福”成為地方兩會與全國兩會的高頻詞，并正式進入“十二五”。
“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我國的經濟發展應該以社會整體幸福度的上升作為目標。”肖巍表示，貫徹“以人為本”，幸福是具有包容力、承載力、解釋力和表現力的一個詞。
幸福感更重視主觀層面
致力于福祉地理學研究的王圣云認為，地區之間有經濟發展和人文發展的差距，有較為發達和欠發達之分。“發達地區因為發展水平較高，一般追求主觀福祉，通常可以視為是幸福感等；欠發達地區因為發展水平較低，尤其是一些老少邊窮地區，因為脫貧任務或生存階段，所以通常側重于客觀福祉方面。”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提出了幸福公式：幸福＝效用／欲望。一方面中國人的幸福預期被社會進步與經濟發展抬高，也隨著政府的承諾而提升，分母不斷加大；另一方面，如《董事會》雜志總編佴永松所言：“生產力的高度發達和物質財富的積累給個人和社會帶來的效用不可能無止境地增加，總會有一個邊界。”
因此，幸福感以民生為基礎，但不應止步于民生。
肖巍認為，幸福感應更重視主觀層面，“從‘兩手抓’的精神文明建設到先進文化教育再到核心價值體系，相對物質文明建設而言，精神文明建設總是弱效或者失效。原因在于這是自上而下的灌輸過程。而幸福、尊嚴等精神層面的東西，需要自下而上自發體會。”
山東大學生活質量與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邢占軍也認為，“幸福”的外延中就包括經濟生活質量、政治生活質量、文化生活質量、社會生活質量、生存環境質量等等，在這些領域中尋求突破，是提升幸福感的應有之意。
幸福被視作中國轉型的切入點，而民生被視作幸福的切入點。在各地的“十二五”樣本中，與民生相關的內容一抓一大把，幸福與民生之間劃了約等號。“這與官員長期注重經濟建設所形成的路徑依賴有關，幸福感的提升其實還與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等等息息相關，幸福感的內涵應更豐富。”肖巍說。
人民的幸福，成為國家更堅定的追求，民眾更鮮明的期待。于是，人們也許就會發現，一些人可能只把幸福當成了時髦的“新話”，一些人可能會把它當成政績標簽，也許也會有人僅關注幸福指數中物化的指標，“被幸福”的情況就可能發生。
當GDP的重負松動之時，許多地方主動去找GHP(國民幸福總值)給自己套上，將物化的“幸福指數”與官員政績直接掛鉤，肖巍提醒，要警惕對幸福指數的數字依賴和指標崇拜，對于幸福感的測定，在理論體系尚不成熟和操作手段缺乏科學性的條件下，可能因為邏輯上的缺陷而影響政府、學者對人們生存狀況的評價，進而做出錯誤結論、不當實踐。
幸福，是使人心情舒暢的境遇和生活，是對未來生活意義的價值認同，是對未來生活前景的堅定信念，一切朝著幸福社會的變化，都會給人們帶來莫大的愉悅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