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社交焦慮已經成為一個無法回避的心理問題。一個保守估算的數字是，每10個人中就有1人或多或少遭遇社交障礙的困擾。在這個強調彰顯個性、表達自己的社會里，崇尚訥言敏行的中國人感受到了從未有過的社交危機。
“如果不是為了尋找認識人的機會，沒人愿意去參加雞尾酒會”。在英國《經濟學人》一篇名為《U型生活軌跡》(The U-bend of
life)的文章中，作者描述了人們對社交生活的厭倦情緒。
而在中國，社交焦慮已經成為一個無法回避的心理問題。一個保守估算的數字是，每10個人中就有1人或多或少遭遇社交障礙的困擾。在這個強調彰顯個性、表達自己的社會里，崇尚訥言敏行的中國人感受到了從未有過的社交危機。
在這個每年以約1500萬人的速度城市化的中國，人們時常感到身處于繁華都市中的“孤島”，渴求真誠的交流。但同時，為什么眾多人感到對社交缺乏信心，甚至對人際交往感到厭倦和逃避？而我們又怎樣才能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跨前一步，擁有健康而又精彩的社交生活？
“3000萬”人的社交困擾
社交焦慮正以一種緩慢而堅定的步子邁入你我的生活，而我們卻對它一無所知
戴著墨鏡、捂著口罩，一名青年男子匆匆走進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一間診療室，還沒有與醫生打招呼，他便徑直走向窗口，拉上窗簾，阻擋了溫暖的陽光。
“你害怕嗎？”精神科教授張新凱這樣問他。
他沒有回答，只是反問了一句：“你看我，像裝在套子里的人嗎？”
這位年輕人懷疑，契訶夫筆下那位即便是在晴朗天氣里也要穿雨鞋、帶雨傘、穿棉大衣的小說主人公別里科夫，一定是得了和他一樣的病：社交焦慮。不過，可能也不是——因為別里科夫至少還能與人爭辯，而他自己卻連醫生都不愿見。
社交焦慮，是一種對任何社交或公開場合感到恐懼或憂慮的精神狀態。美國社交焦慮癥協會甚至指出，全球約有7%的人患有社交焦慮障礙癥，平均每100人中有13人在一生中有發病機會。但更普遍且廣泛存在的現象是，人們并未覺得自己達到疾病的程度，但卻無時無刻不被與人打交道的問題煩擾，一個保守且被廣泛報道的數字是，中國每10人中約有1人或多或少有社交焦慮方面的困擾。社交焦慮，已成為當今世界繼抑郁和酗酒之后排行第三位的精神健康問題，而在社會急劇前行的中國，可能受此波及更多。
“震驚”的8.15%
2010年12月，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心理衛生中心公布了國家973課題——社交焦慮障礙的生物學標記及臨床意義調查研究結果。調查由華西醫院副院長、心理學專家張偉組織，歷經4年、覆蓋了成都幾十萬大中學生。調查數據顯示，社交焦慮障礙在13至24歲之間的成長階段就開始大量顯現出來。
“不敢去食堂打飯，害怕、臉紅、心慌”，華西醫院心理衛生中心主治醫生邱昌建講訴他在調查中遇見的一位大一男生。“他還不敢和小賣店售貨員說話、不敢去教室自習，不得已，在上大學一個多月后被迫休學。”
最終，被抽樣出的2279名成都地區被調查大中學生中，88名女生、91名男生患有社交焦慮障礙。加權結論是，成都地區大中學生社交焦慮障礙總患病率為8.15%。
“很震驚，”中國著名精神醫學教授、中國焦慮障礙研究協作小組組長張明園說。這是我國第一次針對社交焦慮障礙這一單一病種進行的大規模流行病學調查，其結論超出很多人的想象，“然而，從我們的印象來看，又應該是有這么多。”
“我覺得(即使達到)百分之十都是正常的”，上海市心理衛生學會秘書長、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教授張新凱甚至大膽判斷，因為“社交焦慮與社交焦慮癥不一樣，達到診斷標準、達到‘癥’的還是少，但是，社交焦慮大多數人都會有”。
在國際通用的Liebowitz社交焦慮量表(Liebowitz
Social Anxiety Scale,
LSAS)中，測試場景包括在聽眾前表演或演講、與陌生人會面、在會議上發言、參加聚會、組織聚會等等。而這些看似普通平常的行為，對于很多人來說，似乎越來越艱難。
“在某些隆重的場合感到自己服裝色彩的搭配不和諧，服裝的樣式也不夠時髦，頓時像被人家扒光了衣服一樣無地自容！”一位職場人士如此表達她的社交焦慮。
還有人為即將到來的新年憂心忡忡，“本來平時就最怕和別人打交道，但是過年不得不去見親戚朋友，拜年都不知道說些什么好。”
中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進行著城市化，但越來越多的人在感受城市生活喧囂與落寞的同時，開始對社會生活產生心理排斥。早在2007年，國內某雜志進行了一次“社交商”讀者調查，結果顯示，有高達60.76%的人認為自己有一定程度的社交焦慮；最近一次大成網對近700名網友調查顯示，有一半以上的人偶爾會在遇到熟人時遮住自己的臉。
北京安定醫院焦慮障礙門診，從以前的門庭冷落到目前每月接診三百多人。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心理中心每月接診的患者中，約有5%為社交焦慮障礙，比4年前增加了1倍，而且都是“發現自己出現了社交焦慮的問題，主動到醫院求醫的”。
2007年，提出“情商”概念的美國心理學博士丹尼爾·格爾曼繼《情商》一書后再次推出《社交商》，指出“社交商”已成為衡量我們生存能力的一項基本指標，將決定我們將來的走向與可能取得的成就。“28個社交小技巧”“與焦慮同行”??隨著媒體、網絡上社交焦慮的頻繁出現，人們漸漸了解，帕瓦羅蒂揮舞著白手絹，其實是為了克服怯場的毛病；“瘋狂英語”創始人李陽臉上的傷疤，來自于小時候醫院理療時被燙傷也不肯開口的自卑??
社交焦慮，正以一種緩慢而堅定的速度，走近我們身邊。
遲來的關注
從業49年的張明園教授第一次接觸主動來咨詢的社交焦慮障礙患者，是一位國有大型企業的人事處長，他托了熟人找上門來。因為工資加級的矛盾，一位女員工在他辦公室前吵鬧一天，之后他便再也不敢與陌生人目光對視。
“那時候哪里知道有這個病，也沒有特效藥”，張明園只能為病人做簡單心理治療，開了一些減少心慌反應的藥物。在精神障礙上，我國的治療重點一直放在精神分裂癥等重精神病上，以至于他所在的精神病醫院一度被戲稱為“精神分裂癥醫院”。
“你眼看他好起來的時候，就是看他的頭是怎么一次一次抬起來的”，由于主動來看這個病的人少，張明園對他印象深刻。這位50多歲的國企干部提出的額外要求是，不要有病歷卡、不要有醫院記錄，“他說我是搞人事的，被人知道我到你這里看過病，我就完了。”
這還是發生在1960年代的故事。直到1985年，“社交恐怖(Social
Phobia)”才正式由美國提出診斷標準，被歸入恐怖癥中。進入中國后，由于“恐怖”一詞沒有具體對象、不適用這一病癥，便從翻譯上被學界修正為“社交恐懼”。隨著國外研究的深入，人們發現它與焦慮類似、癥狀可以在治療后緩解，便最終將其定為“社交焦慮障礙”(Social
Anxiety
Disorder)，轉而并入焦慮癥中。
相當一段時間，這幾個醫學名詞在中國混合使用、無法區分——在精神衛生資源貧乏的中國，這也并沒有引起人們關注。
“最近十多年，我國的精神治療才往情感障礙上靠”，張明園表示。從上世紀90年代后期起，抑郁癥首先成為研究重點。然而，較少有人知道，抑郁常與社交焦慮伴隨而生。
“可能知道他抑郁，但是他為什么抑郁？有可能正是社交焦慮引起的，”張新凱分析，“有些人可能是因為社交焦慮而輕生，只是我們不知道而已。”
2001年至2005年，我國山東、浙江、青海及甘肅4省進行了一次精神疾病患病率、治療情況和相關殘疾的流行病學調查。它也是在華西醫院課題之前，唯一涉及到社交焦慮障礙的大規模調查。
這次近10年前的調查結論是，社交焦慮障礙患病率僅為0.175%。
“這個數字，低得我都不相信”，張明園教授說。有感于焦慮障礙被忽視的嚴重性，他在2000年組織成立了中國焦慮障礙研究協作興趣小組。10年來，小組每年兩次討論、一次講習，只是組員數增長緩慢，成立初19人，到如今只增加了2人而已，組員都是分布在全國各地的精神科專家。
“社交焦慮障礙這一塊，相對來看，專業人員還是較少關注，”張明園評價目前的社交焦慮研究現狀時說，“在我們國家，社交焦慮障礙是被忽視的一種精神障礙。”
聽之任之的大多數
臺灣媒體曾報道，臺灣患社交焦慮癥的年輕人呈上升趨勢。10年前，每100人中有1人患社交焦慮癥，而現在每10人中就有1人。
同樣的趨勢出現在中國大陸。“以前來看病的人少，從四十多歲到十多歲點狀分布，沒法歸納”，而最近十多年的求醫者，“年輕，受過良好教育、有各種(發展)機會”，張新凱總結說。
究其原因，年輕人正處于自我職業發展、社會網絡建立、尋找配偶結婚等社交需求比較旺盛的時期，而隨著網絡時代的到來、“宅”一族的誕生，因缺乏人際交往而導致社交技能退化，因工作壓力過大，對一些應酬場合產生反感，這些都可能導致社交焦慮。
社交焦慮是對其他人的排斥，實質上也是自己對自己的排斥。“當社交中稍有不完美，一種強烈的自我否定、貶低、譴責感油然而生。”心理學家李子勛如此分析。
“敏感、完美主義傾向、看重自己的努力、比較聰明”，張新凱深感這一部分年輕人受制于社交焦慮的可惜，“他們就像鞋子里有粒沙子。把它拿掉后，他們就能健步如飛。”
除了年輕人群的增長，北京安定醫院臨床心理科主治醫師韓海英則注意到另一個新情況，“一些人的社交焦慮，并不是出現在青少年或者年輕時，而往往出現在升職之后。他們有了更多與社會權威人士交往的機會，壓力也增加，多方面因素導致恐懼增加。”
盡管來看病的人多了，但讓張新凱和韓海英憂慮的是，愿意且能夠接受心理咨詢的人仍然是少數。
識別社交焦慮障礙的難度，很大程度上來源于患者自身。“其他類型的焦慮障礙，身體上有反應，睡覺不好、注意力不集中、消化不良??(他們)都是看病次數增加的，只有社交焦慮，比一般人看病次數少。”張明園說。原因很簡單，在這群希望消失在人群之中的人看來，就連醫生也是令他們害怕的陌生人。
對那些嚴重社交焦慮障礙患者來說，從發現問題到主動求醫，可能需要10年之久。“前5年時間自己抗爭，花3年時間在網上搜索，再花1年時間尋找民間辦法，半年時間找心理咨詢師、中醫、神經內科醫生，最后才找到精神科醫生。”張新凱說。
對于更大多數只有些微癥狀的普通人，正處于聽之任之或自己抗爭的階段，一般不會走進心理門診或精神病院。而社交焦慮障礙的一大特點正是，平均病程20年左右，除了因年紀增長社交需求減少、或是進行有效自我心理建設之外，大多不會自行緩解。
這一部分人群究竟有多少？張新凱教授按照自己的推算，為《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畫了一張金字塔圖。假定塔尖是符合精神疾患診斷標準、需要進行治療的1億人，塔底是基本健康、可以自我心理調適的8億人，那么，在精神亞健康的中間地帶，還有至少3億人以上。他推測說，以每10人中有1人的標準，至少還有3000萬社交焦慮障礙者值得關注。
如果綜合其他焦慮障礙，我國焦慮障礙的患病人數則無法計數。然而，我國的臨床心理學家、精神疾病社會工作者和職業治療師等仍然缺乏，以重精神病患者為主的傳統精神衛生服務體系，也沒有足夠的資源配備來為社交焦慮這些相對較輕心理問題的患者、兒童或老年人提供服務。
為此，張新凱說：“如果從全民心理健康促進的角度來看社交焦慮障礙的研究與防治，那么，它的貢獻將難以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