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來，《收獲》、《上海文學》小說每千字稿費在60-80元左右。調整后的稿費，每千字在200元以上。而此次提高稿費標準，可能會產生連鎖反應。
日前，由上海作家協會主管的《收獲》、《上海文學》等文學刊物宣布從今年12月開始大幅度提高稿費標準，最低稿費標準將是原標準的2倍，優秀稿件的稿費有望達到原標準5倍以上。近20年來，《收獲》、《上海文學》小說每千字稿費在60-80元左右。調整后的稿費，每千字在200元以上。執行高稿費的資金來源于上�！拔膶W發展基金”的專項資金，上海市政府每年都會給“文學發展基金”注入新的資金。
上海作家協會副主席、《上海文學》社長趙麗宏認為，此次提高稿費標準，可能會產生連鎖反應。隨后，全國多家文學刊物表示，將可能相應提高稿費標準。
某本雜志的稿費標準或者某個作家的稿費收入是局部的個別事件，可是從社會的角度看，某個時期的稿費標準狀況就可以折射出這個社會對于寫作這種創造性勞動的評價，那么以此為基點考察近代以來稿費標準的變遷，就不僅僅是對于作家收入的獵奇，而是對于社會文化生態的一種有效觀察。
民國文人以稿費可購買四合院
本報記者采訪了眾多學者作家，試圖了解中國稿費近百年來的變遷，從中觀察稿費對文化人的生活與思想所產生的影響。多位受訪者都提到1949年前稿費的典型例子是胡適和魯迅。從胡適和魯迅的收入狀況來看，在當時相當可觀。
青年學者王曉漁通過研究指出：“根據胡適的日記和書信記載，20世紀20年代，胡適的著作交由亞東圖書館出版，1928年底，亞東圖書館曾經給胡適一份賬單，從賬面上看版稅和酬勞兩部分合計多達29380.61元(20世紀二三十年代1元的購買力相當于現在100元以上)。其中從1923年5月到1928年4月，亞東圖書館每月付給胡適100元酬勞。胡適在北京租房，看過一處房子，18間，25元一月，胡適依然感覺價格太貴。后來，胡適與朋友成立新月書店，股本是2000元。由此可見，當時的稿費情況。”
吳中杰是魯迅研究專家，他根據孫立川在《魯迅的經濟狀況研究札記》中統計，指出魯迅在上海時期以賣文為生，1928年至1936年間，稿費和版稅的收入總共約60000元左右，平均每月550元以上，不但高于北京時期240至300元月俸的收入，而且也高于廈門時期的400元月薪的收入�！暗遒M和版稅的收入畢竟不穩定，常受書報檢查制度的打擊，而且一到生病不能寫作時，收入就銳減了，如1936年�！�
萬圣書園老總劉蘇里說：“要說與1949年前相比，那真是霄壤之別。作家魯迅，間或講課，主要收入是稿費，過的什么日子？輕松在北京中心地帶買房子，且是巨大的四合院，擱今天，非億元而不能為的事情。魯迅大牌，我們不說，今天作家也有收入頗高的，買大房子的。蕭紅、蕭軍，名頭不能與魯迅比吧。記得兩人也未有被錢難倒的故事�！�
新中國以來稿費標準持續走低
在1949年至“文革”之前，中國的稿費制度又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呢？劉蘇里表示：“《收獲》等刊物提高稿酬是應該的，毋寧看作對長期錯誤的糾正。記得1950年代初期，王蒙先生因稿酬收入便過得上優裕的生活，在他的傳記中有所描述，好像千字18元，甚至更多一點。但那時18元什么概念？一個中等收入者半個月的工資。如此算來，現在的千字，至少應在1000－1500元！”
1957年，翻譯家錢春綺從醫院辭職出來做自由職業者不久，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他翻譯的海涅的三部詩集：《詩歌集》、《新詩集》、《羅曼·采羅》，不僅暢銷，而且長銷。單是《詩歌集》，錢春綺就拿到
8000元稿費，當時普通人一個月的工資也不過幾十元。“文革”發生之前，錢春綺就有一個意識：將來會經歷困難時期，所以把稿費都存著不敢用。果然，在后來艱難歲月里，錢春綺僅僅是靠以前翻譯作品的積蓄維持一個大家庭。
巴金在1949年以后從未拿過國家工資，全靠得來的稿酬生活，是1949年后中國大陸唯一不支取政府薪金只靠稿酬生活的專業作家。他當時的名言是：“人活著不是單靠錢，想法不同，有人認為不拿錢是傻瓜，我認為亂拿錢是傻瓜！”
新中國初期還有一個情況是，作者拿到高稿酬，但迫于政治壓力不敢完全自己使用。學者何蜀在研究后指出：“一些身為中共黨員的作家，往往不得不將稿費的大多數拿出來作為‘黨費’上交。當時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新書稿酬萬元以上的有四種，其中之一即在全國暢銷的長篇小說《紅巖》。這筆稿費，當時是由以羅廣斌為首的創作集體，即在小說上署名的羅廣斌、楊益言和因1958年受政治處分而未署名的劉德彬，三個作者共同處理的。當時擔任中共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兼共青團市委書記的廖伯康回憶：‘《紅巖》一書出版后，《紅巖》的稿費也是他們三人共同處理的，如資助一些烈士遺屬，以及將相當大筆稿費以他們三人名義交作黨費，所余稿費由他們三人共同開支……’小說《紅巖》當年是被視為最革命的文學作品的，連這樣的作品所得的高稿費都不得不上交近一半，可見當時人們對高稿費的恐懼心理。至于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高稿費則更是成為所謂‘三名三高’的罪名之一而遭到猛烈批判了�！�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稿費基本上延續此前的制度，在1980年代初期，稿費與當時的物質生活條件相當。資深媒體人郭國松回憶自己第一次收到稿費大約是在1985年，“我在當地的黨報上發了一篇200多字的‘豆腐塊’，不久，收到了稿費單，不是一塊就是兩塊錢。那種心情真是難以言狀的興奮，要知道，1985年的物價可真是共產主義，豬肉每斤不到一塊錢，大米才兩毛多錢一斤。”
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一些報刊的稿費也相應發生了變化。郭國松認為：“稿費的大幅度提高是最近10年的事情，主要是有了市場化媒體。在收到的稿費中，較高的是《南方周末》，我在《方舟評論》(相當于社評)所發的評論，大約1500字，1000元。類似的篇幅收到的最低稿費是500元。”
回憶中國稿費標準的變化，時評家鄢烈山表示：“近10多年，文學不風光，雜志稿費一直很低，提高這么一點還是低。比方說，20年前《四川文學》雜志社，一篇雜文40元，當時算很高，報紙稿費才8—10元�，F在雜志千字100元左右，報紙一篇評論已經是800—1000元。當然這是因為文學影響力已不高，不如電視網絡等，廣告收入少。光靠比稿費，也不能恢復舊時榮光。文學作品要關注現實，打動人心，表現出優勢來。作家也不是光看稿費的�！�
目前，中國文學刊物的稿費標準仍然停留在與《收獲》、《上海文學》相近的水平上。書評人楊小洲指出：“到今天，上海這兩家文學雜志尚固守二十多年前計劃經濟時代制定的稿費千字60—80元的標準，實在太落后。隨著市場經濟在中國的發展，三年前我寫書評所得稿費已是千字500元，即便是上海市作協副主席所言‘大幅度提高稿費’的2-5倍的標準，都還達不到千字500元，如果上海市作協副主席知道韓寒主編的雜志稿費是千字千元的話，估計要對‘大幅度提高稿費’的言論汗顏�！�
“高稿酬不利于知識分子改造”
青年學者嚴曉星指出民國時期中國作家的稿費問題值得關注：“從很多學人的回憶錄、日記、自傳來看，當時的稿費是比較高的，往往一篇幾千字的文章所得稿費可以維持一個人兩個月的簡單生活�；蛘咭黄獛浊ё值奈恼孪喈斢谥械仁杖胝咭辉碌墓べY，若以米與肉為衡量，可買的也頗可觀。”
民國時期，中國出現了一大批“自由撰稿人”。吳中杰認為：“自由撰稿人不是游離于社會之外的方外人士，而是保持著獨立精神，自由思想，為真理和正義而搏斗的志士�！濒斞冈谏虾猿种杂勺迦说纳�，可以用筆批判政府與社會不良現象，從無懼色。而胡適雖然不主張暴力革命，但一直注視著國民黨政權，對政府一些做法時有批評，始終堅守自由主義立場，憑良心為中國發言。
到了1949年后，中國社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劉蘇里點出了當時的文化背景：“五十年代初發表作品多難？刊物幾何？作品被閱讀的情況是今天能比的么？作家的收入來源是今天能比的么？編輯的作用也是今非昔比�！痹�1958年以前，稿費支付是按蘇聯的一套定額稿酬辦法。當時仍有一些作家擁有高稿費，而在反右之前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中，許多文化人敢于大鳴大放，也折射了當時的精神狀態。
學者何蜀指出：隨著階級斗爭宣傳和反修宣傳的升級，原來的稿費制度顯然大大落后于形勢了，于是，文化部黨組在1964年7月23日向中央呈送了《關于改革稿酬制度向中央的請示報告》，11月18日，中共中央批轉了這個報告，要求各地按照執行。文化部黨組在報告中對此前恢復印數稿費的做法，承認：“現在看來，這樣做是錯誤的。這個錯誤，是由于我們對中央指示精神體會不深所造成的。我們對于中央關于物質鼓勵應與政治教育相結合、而以政治教育為主的方針貫徹不力；同時又缺乏調查研究，政治上麻痹，以致沒有及時發現問題，并及早提出正確的解決辦法。”報告指出：“根據中央的指示，我們對近幾年來稿酬情況作了檢查和討論，這方面確實存在著不少問題。按目前印數稿酬遞減的辦法，一般印數較少的文學創作或學術著作，所得稿酬不多，問題不大，一般書籍稿酬少者僅有幾百元，多者二三千元；但少數印數特大而字數又多的作品，所得稿酬仍然過多。據人民文學出版社檢查，近兩年出版的145種文學作品和論著中，稿酬超過萬元的，達11種，占百分之七點六。用作教材的著作，凡是印數較大的，也獲得高額稿酬。拿到高額稿酬的人，雖然是少數，但影響所及，弊害很大，有些人錢多以后，思想意識就發生變化，這對于知識分子的改造，對于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相結合，對于文藝學術的健康發展，都是極其不利的�！�
作品質量與稿費沒有必然聯系
針對《收獲》、《上海文學》等文學刊物宣布提高稿費標準，嚴曉星指出：“近三十多年來，經濟在發展，稿費標準也在提高，但速度遠遠不及經濟。實際情況是稿費遠遠不如民國時期，也不如“文革”之前。其實，目前提高的這個標準，仍然是不足道的，卻是一種可貴的努力�！�
作家魯強也是出版人，他說：“這樣一個年代，啥都在漲價，為啥作家的創造力就不能漲呢？稿酬歸根到底是由市場決定的，作家的稿酬高低最后還是由市場決定：他的作品值不值這個價。事實上，這兩年有市場價值的作家，其圖書稿酬并不低，市場以它的方式早已在進行調節。但涉及文學雜志，其情況可不是，因為它的市場本身在萎縮，如果市場是這樣，高稿酬也是無源之水。以提高稿酬來解雜志之困，這不是文學雜志發掘好作品的方法。”
不過，一些作家的主要經濟來源并非都來自文學刊物的稿費。劉蘇里認為：“雖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但文學作品質量的改觀，恐怕與稿費的多寡沒有必然聯系，這也是常識。文學刊物實行的千字60－80元，簡直就是對作家勞動的羞辱！不管怎么說，千字60－80元，是太低了。好作家，完全不能通過創作養活自己，更別說家人了。每天寫3000字不少了吧，200來塊錢，一月寫二十來天，也才等于一個白領的月收入。但兩個人的工作性質如何比較呢？”他同時指出：“今天，問題仍有其復雜的一面。稿酬多高算合適？縱向比較，是否今天的日常作家生活不如1949年前后？比較得來的結果，跟其他因素是什么關系？比如房子是黨分的(尤其在上世紀90年代前的40年)，工資是有保證的(許多作家至今如此)，出差旅行等，也是報銷。但這樣的作家生活境遇，帶來的是什么創作結果？我們都太清楚了。至今余毒不散。真正的好作品，在今天，一般是能賣出好價錢的。只是到哪里去找這樣的好作品？”
旅美作家劉荒田認為：“國內的‘旗艦’式文學刊物率先提高稿酬，當然是好事，寫作的成果，其商業價值較為接近實際價值，對作家具有正面的推動作用。不過，最好不要把此舉歸結為‘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作家寫出好作品，錢只是條件之一。此外，還有寫作與思想的自由，個人尊嚴的維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