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多“被中產”的中產階層難以認同自己的身份：當68.5%中下層中產階層進入“房奴”“車奴”“孩奴”的“新奴隸時代”，超過70%的中產正在為避免返貧的理財大戰而瘋狂，超過40%的中產為子女教育考慮移民他鄉，貼著焦慮與困惑標簽的中國式中產，似乎與真正的“社會穩定器”還有著相當的距離。
看過熱門美劇《絕望主婦》的觀眾一定會對這樣的場景印象深刻：他們有一輛美國吉普和一輛日本小轎車，家住小獨棟別墅區，廳外綠色草坪圍繞，還有一年四季開不敗的鮮花，從不擔心失業和賬單，甜美而優雅的生活，煩惱的只是物質富足后的精神空虛。
沒錯，曾經的“美國夢”正代表了中國人腦海里的“中產”印象。如同曾經在上世紀90年代紅極一時的“小康社會”一樣，“中產階層”正在新世紀的第一個10年中成為時代熱詞。
根據北京工業大學和中國社科院社科文獻出版社聯合發布的《2010年北京社會建設分析報告》公布的數據，北京中產階層在社會階層結構中所占的比例已經超過40%，約540萬人，接近發達資本主義國家60%~70%的社會比例，一個中產階層成為社會主流的時代似乎正在來臨。
甚至還有人更為樂觀。當美林銀行預言說未來10年中國中產階層將增長至3.5億人時，里昂證券馬上公布了更為驚人的數字：到2020年，中國的中產階層人數預計將超過10億。
然而，眾多“被中產”的中產階層卻難以認同自己的身份：當68.5%中下層中產階層進入“房奴”“車奴”“孩奴”的“新奴隸時代”，超過70%的中產正在為避免返貧的理財大戰而瘋狂，超過40%的中產為子女教育考慮移民他鄉，貼著焦慮與困惑標簽的中國式中產，似乎與真正的“社會穩定器”還有著相當的距離。
但無論他們如何認識自我，伴隨著經濟危機中美國夢的日漸衰落，一個中產階層的中國夢正在崛起，而且，他們將成為未來中國社會發展的理性主導力量。
誰“被中產”？
540萬和40%，這是《2010年北京社會建設分析報告》中最新定義的北京中產人群數量和比例，“中產階層主流化基本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然而，另一組隨之公布的數據卻令起草專家們多少有些尷尬，在被認定的中產階層人群中，有68.7%的人并不認可自己的中產身份，“中產？銀行的奴隸而已！”一場關于“真中產”與“被中產”的爭論背后，中國式中產階層的劃分標準再次成為雙方關注的焦點。
被調低的財富標準？
月入過萬，有車有房，有著令人羨慕的職業——銀行會計主管，29歲的劉星絕對應該屬于540萬北京中產階層中的一員。然而，刨去房貸、車貸和養孩子的費用，劉星家的月均可支配收入就降到了不足2000元，“連件新衣服都不敢買，還中產呢？”劉星的自我描述似乎又與人們印象中的中產形象相去甚遠。
關于“中產階層”的標準，此次《報告》中沿用了統計局給出的權威定義。2005年，當時國家統計局曾公布一份調查結論認為“6萬元~50萬元，這是界定我國城市中等收入群體家庭收入的標準。”在中國，這也是“中產階層”第一次得到這樣清晰的數字化界定。
而《報告》的調查結果也再次反證了統計局的權威結論——被調查的中產階層就業者平均月收入為5923.18元，然而，這樣的標準卻遭到眾多“中產階層”的質疑。
“我認為，這個標準定得太低了，所以才有眾多參與調查者‘被中產’的說法。”劉星告訴記者，“年薪6萬元的人在青海，在新疆，可能算是中產，但是在北京可能只夠糊口，想買房買車更不可能了。”在眾多“被中產者”眼中，熱門美劇《絕望主婦》描述的才是標準的中產印象：一輛美國吉普和一輛日本小轎車，家住小獨棟別墅區，廳外綠色草坪圍繞，還有一年四季開不敗的鮮花，從不擔心失業和賬單，甜美而優雅的生活，煩惱也只是物質富足后的精神空虛。“以這樣的標準，即使是年收入50萬元的中上產們也只是剛剛及格，還要擔心生病、通脹和房價。”劉星認為，目前的中產階層劃分標準是被人為調低的，目的只是為了中產而中產。
專家們卻并不認同這樣的觀點。南京大學社會學院院長周曉虹給記者算了這樣一筆賬，從人口基數以及可耕地面積、適宜人居住的地域等因素來看，中國、日本等很多東亞國家都不可能像美國中產階層那樣去生活。“室內冬天不是25℃，夏天不是20℃，他們覺得都不是生活。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都選擇美國中產階層那樣的生活方式，地球就很危險了。”
對此持相同觀點的還有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他認為，中產的生活并不像電視劇中那樣美好。“無論在哪兒，中產都是很辛苦的階層，不是個很悠閑的階層，中產是以勤奮、勞動著名的。”而正處在社會轉型期的中國，無疑對中產階層有著更大的壓力。“一個社會變動太快會降低自己的幸福感，在快速的變動中人們容易提高自己的期望值，而一旦達不到預期，挫折感就會伴隨而生。”這也是大多數中國中產認為自己不快樂、不承認自己是中產的重要原因。
中產的是收入還是生活？
“收入標準并非定義中產的最重要的標準，我更看重的是職業標準和生活方式。”《報告》的主要起草者、北京工業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陸學藝認為，中產階層并不等于中等收入，“中產階層是以腦力勞動為職業，或擁有一定的生產資料，從事中小規模生產經營，擁有的經濟、組織資源處于社會中間位置，而文化資源水平則處于優勢位置的人。”
在西方社會，對于中產階層收入并非如國內如此看重。據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劃分，在美國，家庭年收入在3萬美元至15萬美元的都是中產階層，2008年美國家庭稅后平均收入水平在4萬美元以上，由此美國中產階層的大多數是中低層收入的群體。
西方社會中的中產階層對應的基本都是職業群體，但是，在中國中產階層的“產”更多地被賦意為“財產”。專家指出，在現代社會中，社會分層指標已經從財富維度轉向了職業維度，社會分化越來越表現為職業的分化，收入的多寡越來越取決于職業位置的高低。在這個意義上，用職業來界定中產階層，比用收入更能揭示中產階層這一群體特質。
而在周曉虹教授眼中，中產階層更多的是指一種心態和精神，“他們的生活狀態、知識水平以及經濟地位，使得他們所具有的生活趣味和價值觀最可能被社會的較多成員所容納；他們所擁有的資源，使他們能夠來推廣他們的生活趣味和價值觀念。”
另一“標準中產”、智力方董事長楊石頭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中產應該是認為歌劇、詩歌、畫展的藝術享受比澳洲龍蝦重要，強烈認同“中國夢”，但也會為無法實現這個夢而焦慮。“他們應當有時間教育自己的孩子，有金錢可以捐贈給自己所支持的慈善項目，有理想能夠與家人周游世界。”
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中產階層僅僅算是完成了原始積累。根據《報告》的調查結果顯示，約83.7%的受訪者認為目前中產還不是中國主流文化的塑造者、引領者，其中28%的人認為，目前中產階層“還沒成氣候”，根本談不上是主流文化的塑造者、引領者。
焦慮而困惑，這是當前大多數中國式中產的心理特征。“雖然擁有自己的房產，但卻因此背上沉重的還貸包袱，生活質量大幅下降，不敢輕易更換工作，不敢娛樂、旅游，擔心生病、失業，更沒時間好好享受生活，身體有了著落，心卻失去了安全感。”
“中國的中產階層，大多數還在追求物質的道路上狂奔，還遠沒有到達超越物質的精神層次，”陸學藝表示。
LINK 你屬于哪一類中產
12.5%
中上產
包括領導干部、大部分中小企業主和部分經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他們掌握一定權力，擁有高收入，消費能力強，普遍擁有房產、私家車以及其他高檔消費品，在文化資源、組織資源和經濟資源擁有方面處于優勢。
19%
中中產
包括經理人員、高級職稱專業技術人員中的大多數。他們在工作中擁有一定的支配力，獲得相對較高的收入，消費能力較強，擁有房產、私家車以及其他高檔消費品的比率較高，但相當多的人有銀行借貸。在文化資源、組織資源和經濟資源擁有方面處于相對優勢的位置。
68.5%
中下產
包括辦事人員、大多數個體工商戶以及中初級職稱的專業技術人員。他們接受過良好教育，但在組織資源和經濟資源擁有方面處于相對劣勢位置。消費需要旺盛，用并不高的收入水平面對高房價、汽車等大宗消費，成為“房奴”“車奴”。
中產階層本來不應該成為夾心層，他們充滿希望地投身于大城市的經濟建設，希冀成為中流砥柱，而他們卻不得不面對自己賴以遮風避雨的一片瓦。月薪數千元，收入水平中等。很多中產都說，自己過得很不輕松：“好不容易才湊足首付買了房，淪為‘房奴’；貸款買車，又還貸又養車，不折不扣的‘車奴’；生了孩子，更是被‘深度套牢’，淪落成了‘孩奴’……”
焦慮，或許是中國中產階層的最顯著標簽。轉型期社會的流動性中造就的中國中產正在焦慮中逆水行舟，忙于掙錢與花錢而忽略之間的過程。一套房消滅一個中產？股市、樓市，為理財而發狂的中產，在很多時候，他們進退兩難。也許，我們還未迎來中產階層的完全誕生，就已經目睹這個階層自身陷入困境。
子女教育 難以承受之重？
“早教1000元，奶粉和尿片1000元，保姆1000元，其他1000元，共4000元。”在某大型門戶網站育兒論壇，一位年輕媽媽曬出了她一歲多的寶寶每個月的支出清單。
孩子一出生，家長便要源源不斷地花錢，而幾年之后的教育經費，更是一筆龐大的支出。在一些大城市，從幼兒園到大學，少說也得幾十萬。對于很多家庭來說，這都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調查顯示，從幼兒園教育開始，每個孩子三年幼兒園生活總計需要費用27528元。小學教育階段，每名學生每學年教育費用為2825元，學生接受6年教育總計需要費用16950元。初中教育階段，每名學生每學年教育費用為4100元，學生接受3年教育總計需要費用12300元。高中教育階段，每名學生每學年教育費用為7021元，學生接受3年教育總計需要費用21063元。職業高中(中專技校)教育階段，每名學生每學年教育費用為3954元，學生接受3年教育總計需要費用11862元。大專教育階段，每名學生每學年教育費用為8300元，接受2年教育總計需要費用16600元。大學本科教育階段，每名學生每學年教育費用為15560元，學生接受4年教育總計需要費用62240元，其中學雜費和在校住宿及生活費是大學階段的主要費用……
由此可見，子女教育經費需求額非常之大，并且目前還處在逐年遞增的趨勢。這對于許多家庭來說，并沒有時間和金額的“緩沖”。
與每一個家庭一樣，“中產階級”也需要撫養孩子。有報告稱，從直接經濟成本看，0到16歲孩子的撫養總成本將達到25萬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則高達48萬元。很多中產階層都已經步入中年，除了擔負子女的教育支出以外，還要負擔家庭醫療、飲食、娛樂等各種不斷上升的成本。
王楊與愛人都是80后，兩個人的月薪加起來在12000元左右。王楊懷孕的時候就想買學區房，等房子落實以后，王楊也順利生產了。現在，除去還房貸剩下的錢，都要花在孩子身上，奶粉、尿布、醫療、玩具、衣服、早教、保險……每一項都是不小的開支，依次算下來，王楊小兩口每個月差不多要為孩子支付6000元左右的開銷。加之還房貸和日常生活開支，王楊一家的月收入幾乎所剩無幾。“這也僅僅是新生兒的一筆開銷，等孩子上幼兒園的時候，每個月的支出就不會是這個數了。”說到這，王楊有些惆悵。“因為想讓孩子一出生就生活得好一些，所以很多消費的事物上我們都會選擇比較好的。”許多中產家庭都有和王楊一樣的想法。王楊對記者很是感嘆：“都說‘房奴’加‘孩奴’等于‘一生為奴’，這話真的沒說錯。”
“望子成龍，望女成鳳”，是每個父母的心愿。如何為子女籌集一筆充足的教育經費成為父母們的心頭大事，而中產階層們也并不例外。據中國人民銀行的調查顯示，城鄉居民儲蓄的目的，子女教育費用排在首位，所占比例接近30%。面對當前生活中的第一筆大額開銷，對于一部分中產階層來說并不樂觀。
移民 出了國還是中產？
在今年6月的北京國貿夏季房展上，包括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家和亞歐地區的投資移民項目喧賓奪主，成井噴式出現。其廣告也是非常誘人：“50萬美金=美國房產+全家綠卡”，“再不移民加拿大，你將追悔莫及”，“買國內項目僅有70年的土地使用權，而買國外項目則是土地的永久產權”，“投資美國城市的地產項目也不過200萬元人民幣，且沒有公攤面積”……相比春季房展只有寥寥幾家中介推銷投資移民，本次房展會上，各大投資移民中介機構聲勢浩大。
中國社科院《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顯示，中國正在成為世界上最大移民輸出國。而不同于第一撥混雜偷渡客的底層勞工和第二撥國門初啟之時的洋插隊，新世紀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階層和知識精英組成。目前約有3500萬華人散居世界各地。值得注意的是，知識精英群體中多數則為中產階層。
在“逃離北上廣”運動之后，中國大陸又上演著一出出令人瞠目結舌的“移民潮”。在教育、醫療、養老、房子幾座大山重壓之下，中國新興的中等收入者正在一個個持續“逃亡”，在社會和體制的夾縫中，左奔右突。在某種程度上，中產階層或許就是那最敏感的細胞，他們在現今環境下的表現也最為明顯。
“這是一個我能夠看得見的夢想，它比實際高一點，但決不是幻想。我知道拿到它的那一天，或許會改變我的一生。”端午節后的第三個工作日，趙峰獲得了美國投資移民的EB-5簽證。這個看著美劇《老友記》度過大學時代、名校畢業、在500強公司工作、年薪30萬元、將中產階級視為自己標簽的33歲中國男人，即將離開中國，帶著妻子和兩歲的兒子去美國的愛達荷州，開始他們的移民生活。
不過，相比起趙峰的激動，他的妻子白雪一點也不興奮，甚至用“絕望主婦”來形容自己：“他給我畫了一張大餅：住在郊區，有1幢(分期付款)2間至4間臥室的房子，兩三個孩子，1只狗，2輛汽車。門前是修剪整齊的草坪。丈夫每天辛勤工作，妻子在家帶孩子做家務，拿到薪水后馬上開出支票付賬……但是生活可不是美劇！愛達荷州不是紐約，是美國西北地區地廣人稀的經濟落后地區，我滿腦子都是小時候看的美國西部片，想著一下子50萬美金出去了，這種投資不知道能不能收回。”
中產階層畢竟與新富階層不同，移民在許多中產階層看來并不是一件真正“衣食無憂”的事。在國內30萬、40萬元的年薪所擁有的生活，到了國外或許就會截然不同。中產階層的移民之路走得并不平坦。
創業 天堂或地獄之門？
子女教育、購房、養車在很多人看來或許是許多“中下產”的困惑。而對于“中上產”來說，他們同樣有著自己的憂慮。
劉志(化名)在北京某都市報做到中層，2004年去美國讀MBA，2008年回國創業，現在經營一家公關公司。劉志在回龍觀曾經有一個上下兩層大概260多平米的房子，是出國前給父母買的，現在自己住一層，父母住一層。由于效益非常好，在報社工作期間，劉志的年薪可以達到20萬元人民幣左右。有房有車有公司，有堅定的價值觀，又有社會責任感，劉志是個典型的“中國中產”。
2008年，劉志和另外一個合伙人由于看好中國未來的公關推廣事業，毅然決然離開美國，回到北京，進行創業。
公司剛成立的時候，條件十分艱苦。每天中午劉志都和員工在一起吃8塊錢的快餐，甚至周末他都會和全公司的同事一起加班。“和在美國十分富足的小日子比起來，仿佛時光倒流，自己又回到了學生時代。”劉志對此無限感慨。
起初，劉志根本沒有想到，做公關這一行竟是如此的艱難，“到處是壁壘，人家吃肉，我們連湯有時候都喝不到一口。”“那個時候每天工作得都會很晚，頸椎痛得要命，每次出差坐飛機都要帶著自己特制的枕頭，要么晚上睡不著覺。”
不過，經過劉志的勤奮與其過人的才華，他終于在一年的時間里將公司做到盈利，并在2009年做到了800萬元的年營業額。
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認為，能創造大量社會財富、吸納就業的中小民營企業，是中產階層的制度性依托，應該是經濟發展的主體。但在中國，像劉志一樣的年輕人創業，則面臨種種制度、金融、創新支持上的壁壘，包括但不限于灰色的規則訓練，以及其他種種看不見、但能夠感受得到的困難。
對劉志來說，如果創業失敗，對他的打擊將是致命的。有時候覺得自己撐不下去了，劉志就會后悔自己選擇了創業。當時創辦公司的時候，劉志一狠心把回龍觀260平米的房子賣了。用破釜沉舟來形容劉志創業初期的境遇，真是再合適不過了。
有一位企業家曾經說過：“在三十五六歲出來創業的時候，如果手頭沒有個100萬元，不管是現金或者是現金的等價物，那可能都會比較困難。”同樣也是經歷艱苦創業，并使公司最終走上運行正軌的北京海唐宋元公關公司總經理段志敏，對此感同身受。“中產階層創業，資金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創業辦公司，哪怕是再小的一個公司，他的注冊資本也要10萬元。加上辦公家具、房租。如果按照建外SOHO那種房租來算的話，押二付三也需要4萬~5元。所以創業前期如果沒有個20萬元的現金，公司是辦不起來的。而這還是在公司能夠迅速帶來穩定客戶的前提下，如果不具備這種條件，創業前期還會投入得更多。”
20萬元，甚至更多，對于一個中上產來說或許并不是一個小數目。既然中產們選擇了創業，那這條路就注定充滿了巨大的風險。創業的成敗與否便直接決定了他們的這個“20萬”是否翻番，抑或付之東流。而付之東流的結果，對中產們的打擊無疑是巨大的。創業不失為中產們的一個途徑，但這條路卻不知道是通往天堂還是地獄。
瘋狂的消費主義 中產拯救消費市場？
大學剛畢業就來到北京的顧博(化名)是幸運的，工作在外企，一個月有10000元的收入，在普通人眼中是個不折不扣的小白領。在沒買房之前，顧博也是活得瀟灑自在，穿名牌、高消費，名副其實的“月光族”。自從女友開始發出“不買房不結婚”的宣言后，顧博就為房子發起了愁，自己不是北京戶口，根本享受不了北京買房政策優惠。高昂的房價讓這個對生活一直充滿激情的小伙子變得萎靡不振，父母拿出了自己的養老錢30多萬支付了首付，為他買下了一套50多平方米的一居，30多萬的貸款讓他不得不將自己的消費壓到最低，不敢聚會、不敢消費。半輩子就這樣被房子套牢了。
顧博是為房子煩惱，而劉臣(化名)則是為車憂。為了追趕同事的步伐，劉臣訂購了一輛新款兩廂福特福克斯，首付6萬元，貸款10萬元，他爭取3年還完，每個月差不多還2000多元。劉臣盤算著，汽車絕對是消耗品，交強險不能少，每個月汽油1200元左右；一年要做一兩次小保養，1000多元；小區停車費300元，還有出外停車，每月至少200元左右，還有后期維修等。保守算算，一年至少需要數萬，著實不是一筆小數目。
其實，無論是購房，還是買車，中等收入人群都是維護市場經濟和社會未來穩定與發展的主要力量，但按這個群體的收入和現在大城市的房價，顯然是很難買得起房子的。高收入者有錢住豪宅別墅，低收入者納入了政府的住房保障，夾在中間的“中產階層”在暴漲的商品房面前，成了最尷尬的一個群體。中產階層要么持幣觀望，不敢買房；要么買房以后變成了還貸的“房奴”，固定的月供支出讓他們在工作中不得不保持足夠的謹慎，不敢輕易跳槽辭職。中產階層還要養車，“每次在加油站，看著顯示屏上跳動的錢數，我的心跳也隨之加速。”劉臣的感觸也是大多數中下產們的心中所想。
不能否認，奢侈消費與炫耀性消費的享樂主義文化已經在中國的中產階層中蔓延。而奢侈消費與優越感連在一起，就變成一種文化。這種奢侈是時裝、珠寶、豪宅、私家車等奢侈消費品構成的一個光彩奪目的表象。他們甚至認為，能否在自家客廳放一架鋼琴，或在書架上擺滿各類藝術品，都事關自己的榮譽。
中產階層為了防止自己在社會流動中滑落為下層，不得不用炫耀性的消費維護自己現有的生活方式和名譽地位。他們在不斷努力工作中得到所需，然后再炫耀他們的優越感，接下來又在為之努力工作的循環下，很多人內心的空虛和焦慮已然吞沒了他們人生出發的原點。或許，中產階層是促進琳瑯滿目消費品市場的主力軍，而又有誰來填補中產消費過后的空洞呢？
中產之夢 中國夢接棒美國夢
人人都想成為比爾·蓋茨和奧巴馬，在這樣的華麗外衣包裝之下，80%的中產階級最終成就了一場實實在在的“美國夢”；而當這場“美國夢”隨著經濟危機的陰影漸漸走遠，嶄新且充滿希望的“中國夢”慢慢浮出水面：你可以把不斷強大的中國中產階層看做“圓夢者”——無論他們如何看待自身的存在，但卻寄托著中國社會前進的希望和動力。
曾經的美國夢
美國夢究竟是什么？如果你認為那只是成為比爾·蓋茨或者奧巴馬的夢想，那就大錯特錯了。中產階級的生活才是美國夢的核心所在：“他們住在郊區，有一幢兩間至四間臥室的房子，兩三個孩子，一只狗和兩部汽車。門前是修剪整齊的草坪。丈夫每天辛勤工作，妻子在家帶孩子做家務，拿薪水后馬上開出15張以上的支票付賬。平時看電視脫口秀，周末借兩盤錄像帶，邊看邊喝可口可樂、吃爆米花，每年圣誕節扎圣誕樹，妻子和丈夫都在發胖。”
然而，這樣的夢想正在每況愈下。有數據顯示，到2010年5月份，整個美國的失業率已經升至10.2%，在奧巴馬政府應對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的政策當中，中產階級已被置于幫扶的核心位置。自2007年夏季開始的金融危機使美國經濟陷入衰退，但是對美國的中產階級而言，衰退其實在多年前就已經開始了。
“這幾年，汽油、食品、醫療保健、育兒及教育成本無一不漲，人們能為自己退休后節省下來的錢變得越來越少，許多普通中產家庭即使夫婦雙雙工作都很難維持體面的生活。”早年移民美國的小李這樣告訴記者。在同一個社區里的其他主婦，都和小李一樣很少在外面餐館吃飯，很少買衣服、買書、買化妝品，社區的聚餐也都縮小了規模，聚餐的時間間隔也一次比一次長。
家庭收入也印證了“美國夢”的衰落。2009年，由于經濟不景氣，美國家庭的年收入比2008年下降了5%~7%。而單親家庭的經濟狀況更糟，在有兩個孩子的單親家庭，他們的家庭中位年收入僅為25000美元。在美國雙親家庭中，76%的家庭是夫婦都在工作。2007年美國家庭的凈資產中位值是120300美元，平均家庭凈資產價值為556300美元。而目前美國家庭凈資產平均值為84000美元，家庭財富在房地產和股票市場大幅縮水。
“將來我們回頭來審視這個階段時，是否會把它看做中國中產階層從美國中產階級手中接過接力棒，大跨步前進的一年？”高盛首席經濟師吉姆·奧尼爾在英國《金融時報》上撰文稱：“從持續強勁的零售額增長可看出，中國消費者在支出方面，實際上已超過了美國的同類人群。”
面向中產階級的肯德基和必勝客餐廳的母公司——百勝餐飲集團，最近向美國《華盛頓郵報》表示，集團在中國餐廳的銷售額沒有絲毫下降，并將繼續今年在中國再開500家門店的計劃。加上中國家庭的高儲蓄率，中國消費水平明顯還有極大的上行空間。
從西方視點來看，中國人購買力的影響力還要更深遠。中國特有的低成本勞動力，意味著餐館、兒童看護和美容等服務性行業，面向的消費群體要廣泛得多。中國“下層中產階級”有能力并愿意繼續消費這些服務，而在西方它們往往被“上層中產階級”獨享。
“是的，中國中產正在迎頭趕上他們的美國前輩。”路透社在6月17日的一篇署名文章中表達了同樣的觀點。
中國夢崛起
在陸學藝教授的計算中，若從現在開始，中國中產階層人數每年增加一個1%，那么，到2020年左右，中國中產階層人數就可以占總人口的38%。那將是中國社會的一個穩定平衡點。
在這個問題上，古希臘先賢亞里士多德的觀點經常被人引用：中產階級不發達是政治不穩定的根源，當中產階級弱小無力并且組織很差時，國家就會分裂為窮人和富人兩派，由于窮人和富人是天然的敵人，兩者之間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難妥協，這就會導致社會不穩定。所以，中產階級堪稱社會的天然穩定器。
然而，當美林銀行預言說未來10年中國中產階層將增長至3.5億人時，立刻就有人提出：未來10年，誰能、哪個行業能、哪種職業能給中國提供3.5億個中產階層的崗位？這個問題一經提出，樂觀的預言家幾乎同時陷入了沉默。
的確，中國夢的崛起并非易事，但卻正當其時。
中國經濟迄今一直依賴歐美的外需。中產階層的消費將成為中國經濟結構實現向內需主導型轉變的契機。富士通綜合研究所首席研究員柯隆指出：“首先，要改變資金集中到企業的格局，增加普通民眾的收入。”
因此，在外需因世界經濟蕭條而下滑的情況下，中國政府決定實行刺激消費措施，為消費者以舊換新購買家電、汽車提供補貼等，并將調節收入差距作為下一步工作的重點。在上月通過的《關于2010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中，重點提出要研究調整和優化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比重。“近年來，中國經濟近十年連續兩位數的高增長，醫療養老教育等社會保障體系的逐步完善，也都在促進著這一階層的不斷擴大。”中國社科院社會研究所研究員李春玲表示。
而在著名經濟學家易憲容看來，中國中產階層的形成不僅在于民眾的知識教育水平、個人能力以及擁有財富的多少，更在于依靠制度創造公平與正義的社會環境。“培育中產階層，提高他們的財富固然重要，但除此之外可能還有更為重要的事情。中產階層的真正標志是他們具有平和、理性、保守的心態，而社會、法律、政府的制度安排，以及倫理、道德與社會秩序，對人們心態的影響程度，可能不亞于個人的財富占有量。欲為社會結構構筑穩定的基石，社會和政府得做很多事情。至關重要的是，政府要跳出財富、經濟的單一維度，在優良治理的方向上多用力。”
從未停止的中產之路
2003年1月-2005年6月
南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周曉虹領導的課題組在北京、上海、廣州、南京、武漢等大城市進行了中國中產階層的大型調查。調查結果顯示，85.5%的中國城市居民認為自己屬于“中產階層”，在媒體及公眾中掀起了一場“中產”討論熱潮，并初步形成了“中國式中產”定義。
2005年9月
中央提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其核心思路被總結為六個字：提低、擴中、調高，其中“擴中”即擴大“中間階層”)，統計局也同時提出了年收入6萬~50萬元的中國中產階層標準，第一次將中產階層的發展納入國家戰略。
2008年5月
中國社會科學院陸學藝教授發表《中國社會中產階層調查》，調查結果顯示，中國社會有23%的人屬于中產階層，引發社會各界廣泛的“被中產”質疑。
2010年6月
在北京工業大學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聯合推出的《2010年北京社會建設分析報告》中，將北京中產階層人數認定為540萬，并以超過40%的比例得出了“中產階層主流化”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