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8日,北京周邊的河北省燕郊、固安等地區發布“限購令”:對于非本地居民在當地購房的,采取首套首付50%,二套住房首付60%-80%、利率1.1倍執行的政策。
　　這意味著,“限購令”已不僅僅限于“房價上漲過快的重點城市”。
　　國務院多個部委于9月29日聯合發出樓市調控新政后,上海、深圳、廣州、福州、廈門等10多個城市主動上報了“限購令”等地方的新政落實細則,要求本地和外地居民只能在本地新購一套商品住房。
    雖然有關部委在新政中提出,房價上漲過快的城市要出臺“限購”措施,但記者了解到,幾乎所有的省會城市,甚至部分二三線城市都在出臺或醞釀“限購”政策。

　　限購令紛紛

　　“限購”,成了9月29日國務院多部委聯合發出樓市調控新政后的關鍵詞。
　　在“滬十二條”出臺后,上海市長韓正公開表示,過度投資已經扭曲了樓市的居住功能,上海落實房地產調控細則應當先考慮本地居民的居住問題。
　　自此,上述10多個城市先后出臺“限購令”。
　　從上海、廈門、北京等地已經出臺“限購令”政策的地方情況來看,限購政策如何執行、認定等細則也都已經出臺。例如,上海對于不符合限購政策的購房需求,不予辦理房產證手續。
　　各地推出“限購令”后,對于地方樓市的交易量和房價調控均產生了立竿見影的效果。
　　據中國指數研究院數據,十一期間,多數一線城市樓市進入冰凍期。以北京為例,10月1日至6日,北京新建商品房網簽總量為782套,環比國慶節前6天的3939套,跌幅超過了80%。
　　萬通董事局主席馮侖在搜狐企業家論壇“走進清華講堂”上表示,“國十條”出臺以后,主要城市的房價沒有過快上漲,90平米以下的小戶型銷售量快速增長,說明調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而全國工商聯房地產商會會長聶梅生表示,住建部在9月份做了大量的調研之后,認為必須進行進一步調控,隨后才在9月29日出臺了“國五條”。
　　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秦虹認為,由于各地區對政策的落實不夠平衡,很多地方沒有出臺細則,執行力度和程度差別較大,間接地成為投資者尋找新的投資空間的機會,投資性需求開始向二三線城市轉移。
　　另一方面,已出臺細則的地方在落實增大供應總量和保障性住房建設方面進展還有差距,在信貸政策上有的地方也采取迂回性對策,比如對購買第三套住房不貸款,但通過消費性貸款仍可以用于購房。
　　聶梅生表示,限購政策可抑制投資資金進入房地產,同時提高購房門檻,從整體上將大量減少各類購房需求。該項措施將使房地產市場在10月底達到供需平衡,從而實現抑制房價上漲的作用。

　　反彈之憂

　　記者了解到,由于大部分二三線城市沒有出臺限購政策,京滬等重點城市的限購政策出臺后,二三線城市的恐慌性購房需求迅速釋放,造成二三線城市房地產市場在國慶節期間交易火爆。
　　而行業人士表示,由于一戶家庭只能新購一套住房,從而導致高檔房屋熱銷,很多改善性需求家庭拒絕購買90平米及以下戶型的房屋。
　　隨著二三線城市也紛紛加入商品房限購政策的行列,亦引發業內人士擔憂。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易憲容對記者表示,限購政策是一種調控需求的極端政策。在嚴格的信貸政策和限購政策搭配執行后,打壓投資性購房需求的同時,部分自住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也一同被打壓了。
　　10月11日,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賀鏗在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舉辦的“經濟每月談”論壇上表示,本輪房地產調控動用了太多的行政性政策,尤其是限購政策,由于是行政性的,多數地方政府推出的時候也都注明是短期的,這樣的政策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房價上漲壓力問題。
　　賀鏗認為,最終要依靠出臺物業稅的出臺來解決房地產投資屬性過強的問題。
　　但隨著人民幣匯率進入上升通道,以及8月份的CPI上升過快帶來的通脹預期,使房地產仍舊成為投資性避險工具的首選。
　　上述宏觀問題不解決,僅采取行政性調控政策,就像對付洪水只采取堵而不采取疏的方法一樣,最終調控政策放開或似大壩潰堤,將帶來購房需求的大反彈,使房價進入一個更高的水平,更難進行調控。
　　聶梅生表示,限購政策主要打壓的還是二套房和三套房的購買,這些多數是投資性購房,但仍會在打壓后尋找其他投資渠道。因此,大幅反彈的主要擔憂還是在宏觀面的穩定上。
　　雖然房產稅將試點的消息讓樓市看到了一絲降溫的希望,但聶梅生在與國家稅務部門溝通后發現,目前擬定中的房產稅方案調控房價的能力將十分有限。由此,他主張出臺徹底的物業稅改革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