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春藤”學校聯盟12所頂尖學校校友占美國企業界領袖的54%和美國政府重要領導崗位的42%。美國上層精英中只有25%在州立大學接受教育。
　　彼得·奧爾扎格最近辭去白宮行政管理與預算局局長一職，這是直接制定美國政府經濟政策的要職。奧氏出身于美國最出名的私立貴族中學，又以最高一檔成績畢業于“常春藤”普林斯頓大學本科，獲得去歐洲深造的馬歇爾獎學金，最后得到倫敦經濟學院的博士。諾貝爾獎得主斯蒂格利茨是他的導師和合作者。
　　在“雙料常春藤產品”奧巴馬總統之下，這樣的狹義“學而優則仕”現象更加明顯。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前哈佛校長薩默斯，諾貝爾物理獎得主、能源部長朱棣文，以及最新獲得參議院批準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前哈佛法學院院長卡根，都屬此列。
　　難怪《紐約書評》雜志最新評論奧巴馬上任以來的政績時，把倚重常春藤知識精英看成是這屆政府的最大特色，也是激起中下層白人“茶葉黨”反精英浪潮的主要原因。
　　但這一說法未免有失公道。在同是雙料常春藤出身的共和黨小布什總統任上，美國政府的常春藤色彩一樣顯著。
　　布什提名通過的兩名大法官都是常春藤產品，在“反恐”戰爭中“臨危受命”的國家安全局長內格羅蓬特和中情局局長戈斯居然還是耶魯大學同窗。
　　奧巴馬目前的政治麻煩，主要是總統本人及其手下不少常春藤精英，因為膚色、種族和宗教，是中下層白人眼中的“非我族類”。

　　訓練精英的大本營

　　美國政治制度偏重選舉產生公職。靠選票上臺固然重要，但只代表美國精英階層的少數。美國國家機器的操作，離不開整個“上層建筑”，以及通過任命和招募等途徑步入仕途的其他眾多精英。
　　其實，無論競選還是任命，接受精英教育仍然是美國權力階層最明顯的普遍特征，優秀的“常春藤”大學乃是訓練精英的大本營。
　　亨利·基辛格移民紐約在高中畢業時，美國精英教育仍然歧視限制猶太學生，基辛格只能就讀于有“猶太人的哈佛”之稱的紐約市立學院。
　　基辛格“二戰”參軍復員后，美國社會局勢顯著改變，基辛格得以轉學進入正牌哈佛大學，由本科而博士，再留校任教。
　　在成為學界翹楚的同時，也逐漸涉足政界，最終由尼克松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出任兩屆總統的國務卿，不僅是冷戰年代和越戰時期的外交大亨，更是中美和解、“聯華制蘇”戰略的總設計師和實行者，參與改寫了20世紀后期的世界歷史。
　　基辛格在哈佛博士班的波蘭裔同窗、后來在哈佛任教的同事布熱津斯基，也“學而優則仕”地成為“民主黨的基辛格”。在卡特總統國家安全顧問任上，不僅在蘇聯入侵阿富汗之后幫助組織了歷史后果深重的“圣戰”抵抗力量，更被一些輿論認為在背后推動了波蘭籍主教出任梵蒂岡教皇和波蘭“團結”工會運動。

　　常春藤：“上學，為的是學會統治”

　　美國常春藤精英教育培養社會領袖的傳統源遠流長。幾年前，《華盛頓郵報》曾經報道過耶魯大學學生的“非正式座右銘”：“我們上學，為的是學會統治(Wego to school，to learn to rule)。”這一“座右銘”可以說是美國常春藤名校的共同使命。《紐約時報》年青的專欄作家、哈佛2002年本科畢業羅斯·杜賽的一本暢銷書名便是直率的《特權：哈佛和統治階級的教育》。
　　常春藤的這一教育傳統，以前一直有維持美國東北部盎格魯·薩克遜基督教新教“藍血”家族世襲特權的用意。今天常春藤盟校能夠“有教無類”，囊括很大比例的美國當代和未來的社會領袖，在很大程度上繼續做到“天下英雄，盡入彀中”，可以歸結于兩個事實：第一是上世紀中，尤其二戰以來美國現代“精英統治”原則的確立；第二是上世紀領導常春藤名校的美國知識領袖的遠見。
　　上一世紀的若干常春藤盟校領袖，是“精英統治”原則的最早倡導者。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33年出任哈佛大學校長的詹姆士·科南，出于對“機會均等”原則的信仰，開始改革常春藤盟校招生制度，從原來的“世家特權”轉向“憑才取人”。今天美國全國高等院校招生的標準SAT，就是科南校長指令哈佛招生辦研發的，哈佛大學第二次采用SAT考試招生，便選拔出了后來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托斌。
　　常春藤盟校領袖主張以憑才取人原則取代原來的藍血貴族傳統，不純粹是道德上的進步，也代表一種前瞻的社會遠見。哈佛大學帶頭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常春藤盟校傳統的東北部和東海岸生源以外的中西部進行“特招”，便是看到了中西部發展的前景。
　　1963年出任耶魯大學校長的京曼·布魯斯特，在大張旗鼓改革招生政策時，非常恰當地將自己形容成“知識界的投資銀行家”：為了維持和保證名牌大學未來的領袖地位，不但要將“證券組合”多樣化，還要根據社會大勢，拋售眼看行情即將下跌的“舊股票”，購進雖有風險但也會有高回報的“新股票”。這些“新股票”，便是東北部藍血世家之外的新興族群和領袖人才。

　　“常春藤”與社會上層相輔相成

　　自二戰結束至今半個多世紀來，常春藤名校校園與美國上層社會相輔相成，逐漸完成從“家庭成份”到地域分布的大演變。分別是猶太和天主教新移民的基辛格和布熱津斯基先走進哈佛校園，再“學而優則仕”，成為美國上層社會的棟梁翹楚，是這一精英教育和社會演變的最佳代表。
　　以哈佛大學為例，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白種盎格魯·薩克遜新教徒學生占了85%，今天卻不到20%。因此出現了像克林頓、戈爾、奧巴馬這樣的南部及美國其他地區出生長大的常春藤精英。就是先后從耶魯大學畢業的布什父子，也經歷了從東北部新英格蘭地區到南方德克薩斯州的家族遷徙。最后即便是東北部的常春藤政治精英，也出現了如肯尼迪和克里那樣的天主教人士。
　　在“開門辦學”同時，在教育內容和體系上維持原有“自由學科”精英教育傳統，這是常春藤名校與其他大學間的重要差別。在招收具有成為未來社會各界領袖潛質的新一代之后，常春藤教育最注重的就是為其“產品”提供成為領袖的知識、技能和人事的“平臺”。常春藤名校的教育強調培養學生如何在社會上出人頭地，而普通大學的教育則日益著眼于訓練學生的知識和技能。
　　這樣的精英教育造成常春藤名校本科生和研究生之間明顯的主次甚至“主仆”關系。簡言之，常春藤不斷出產的未來美國社會領袖，本科生為其主體，大體不出法學院、商學院、經濟學院，以及若干社會政治學者，而非自然科學研究生。一個直接后果是，許多常春藤名校在核查申請入學時的要項──父母和祖父母是否曾是本校校友時，研究生院畢業是不算數的。
　　所以，新近以研究生院代表的學術研究成就被上海交通大學排名全球第二的加州州立伯克萊大學，居然進不了美國優秀高中生答卷調查列出的最向往的25所大學名單。按照《紐約時報》公布的調查數據，在100名同時得到哈佛和伯克萊錄取的美國高中畢業生中，只有2名最后會選擇上伯克萊。
　　還有芝加哥大學，它在歷史上培養了大量的頂尖科學家，但缺乏在政界和商界的杰出領袖校友，而被哈佛等常春藤名校視作“社會效果無關緊要”的反面辦校例子。芝加哥大學入學缺乏常春藤名校級別的競爭性，進一步造成它的學生素質和學校社會影響相對下降的惡性循環。
　　據統計，包括“常春藤”學校聯盟的12所美國頂尖私立名校校友占了美國企業界領袖的54%和美國政府重要領導崗位的42%。對比之下，美國上層精英中只有25%在州立大學接受教育，而美國全國州立大學學生的總數，超過這十來所私立名校的校友幾十倍。這便是美國“學而優則仕”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