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北京CBD東擴規劃和南城計劃的相繼出臺，6月9日，北京城區格局再次發生變化——撤銷東城區、崇文區，設立新的東城區；撤銷西城區、宣武區，設立新的西城區。這被認為是2003年北京構建 “兩軸-兩帶-多中心”城市空間結構規劃的延續。
   

    在2003年的這個規劃中，多中心就是指環繞北京的衛星城。這個規劃曾提出，在京津冀城鎮群的核心地區形成以京津城鎮發展走廊為主軸，京唐、京石城鎮發展走廊和京張、京承生態經濟走廊為骨架的區域空間體系，從而實現區域統籌協調發展。
　　2003年這個規劃出臺的時候，國內的第三波產業轉移路線正在逐步由長三角往環渤海地區走，但尚未形成熱潮。如今，隨著富士康等一大批珠三角、長三角地區企業的內遷，讓北方地區迎來了承接產業轉移的新一輪高潮，而作為環北京衛星城建設依托的工業化也迎來真正的發展空間。

　　世界城市北京缺什么

　　2010年2月，北京市的地方兩會上，建設世界級城市瞬間成為熱談。根據北京市政府的發展目標，到2050年左右，北京市將建設成為經濟、社會、生態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城市，進入世界城市行列。
　　世界城市的建設，要求北京的產業逐步向周邊縣市轉移。目前國際上公認的世界城市只有紐約、倫敦、東京三個。這三個城市的發展模式都是以衛星城模式出現，而非北京之前的攤大餅模式。發展衛星城是北京發展的新動力，也是北京輻射力的體現之一。
　　衛星城作為一個概念，是在1915年，由美國學者泰勒首先提出。其特點是建筑密度低，環境質量高，一般有綠地與中心城區分隔，目的是分散中心城市的人口和工業。衛星城其實也是所謂的逆城市化，也就是郊區城市化。對于中國而言，這是第二輪城市化高潮的特點。固安、大廠、涿州等北京周邊的縣市將是這一輪城市化熱潮的受益者。
　　其實衛星城的發展計劃，一直是北京城市規劃的重頭戲，但卻一直沒有真正發展起來。早在上世紀50年代中期，北京市制定的《城市建設總體規劃初步方案》中，就有了“子母城”的提法，打算在規劃市區發展的同時，在昌平、順義、通縣等地建40多個衛星鎮。
　　在1982年，《北京城市總體規劃》再次提出，要重點建設燕化、通縣、黃村、昌平等4個衛星城。北京于1984年出臺地方性法規，試圖以稅收激勵、財政補貼等形式，引導各類企業遷入衛星城。不過，這似乎并沒有達到理想中的效果，衛星城計劃依然只停留在紙面上。
　　由于市區迅速膨脹，到1993年，在國務院批復的 《北京城市總體規劃(1991—2010)》文件中，第三次明確提出，要建設包括昌平、順義、通縣、懷柔、平谷在內的14個衛星城。
　　直到2004年，市政府在工作報告中提出，將確定 “兩軸—兩帶—多中心”城市空間新格局，計劃在未來幾年，建設若干個適合50萬以上人口居住、就業的新型城市。這些當初規劃的衛星城，正在逐漸分擔主城區的功能，區域中心的輻射力在加大，教育、衛生水平也在逐步提高。這被認為是北京真正實行衛星城建設的開始。

　　攤大餅將難以為繼

　　事實上，北京的城市規劃近六十年來一直在不斷變化之中。
　　50年代初，作為首都的北京，其城市發展參照了當時的“蘇聯老大哥”模式——采用單中心加放射型路網結構模式。20年后，《北京市建設總體規劃方案》出臺，北京的二環、三環、四環、五環在此時被勾勒出來了，此規劃奠定了今天北京主城區空間發展的格局。這種發展模式也就是后來人們常說的“攤大餅”模式。
　　這種“攤大餅”式的發展帶來了很多城市病。于是，在1983年版的總體規劃中，其主題就是控制，即試圖控制中心城區嚴重的“攤大餅”現象，發展遠郊區的衛星城。不過，這一控制并不成功，“攤大餅”日益嚴重，遠郊也沒發展起來。
　　當然，這種攤大餅模式也與當時北京的城市定位有關系。當時的北京不僅作為首都，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也被定位為了全國的經濟中心。很多工廠開始在當時的北京周邊建成。隨著城市空間的不斷擴展，弊病逐一顯現。
　　1993年出臺的 《北京城市總體規劃(1999-2010)》針對中心城區過度擁擠的問題，提出了城市建設重點要實現“兩個戰略轉移”的目標，即城市發展重點要逐步從市區向郊區轉移，市區建設要從外延擴展向調整改造轉移。
　　這一版的總體規劃采用分散集團式布局，即在北京的近郊設立10個邊緣集團，用來承接中心城區的產業和人口轉移，遠郊則規劃14個相對獨立的衛星城鎮，作為市區功能的延伸。為了防止各板塊之間連成一體，規劃甚至設置了兩道綠化隔離帶以區隔。
　　中國城市規劃設計院總設計師楊保軍說，分散集團式發展成就了天通苑、回龍觀、通州、亦莊等衛星城鎮的誕生，這些地區也大多成為北京人新的居住地。只是由于城市空間的布局限制，這些人大多在城區工作，在衛星城鎮居住，導致這些衛星城成為“睡城”。
　　隨著經濟的發展，目前在北京的常住人口已經達到近1800萬人，城市壓力日益加大。“退二進三”成為北京產業選擇的必然。2005年，北京首鋼搬遷到河北唐山的曹妃甸，這被稱為“一次前所未有的工業大遷移”，北京發展綠色經濟由此拉開帷幕。
　　回過頭來看，如果按照攤大餅的模式一直走下去，對于北京周邊的河北縣市而言，被北京化將是一個非常漫長的等待。但衛星城的模式卻讓這些周邊縣市迎來了發展的機遇。只有這種組團式的衛星城模式，才讓河北的固安、大廠等縣市可以透過發達的交通網絡實現與北京的對接與融合。

　　北京空間路線：東南飛

　　因為北京舉辦第十一屆亞運會，北京空間的 “扇形結構”日趨明顯。“1990年以來是北京變化最為劇烈的時期。”楊保軍說，這期間由于亞運工程的建設，改變了北京長期以來均衡發展的態勢，城市開始出現 “北重南輕”的格局。
　　2005年獲批的北京2004版 “兩軸兩帶多中心”總體規劃基本延續了1993版的定位。而由于北京奧運，北部地區再次成為北京城市空間發展的重點。直到2009年，CBD東擴、南城計劃、通州國際新城等規劃相繼出臺，北京的城市空間布局開始呈現出 “東南飛”的景象。
　　這種逆城市化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產業轉移帶來的郊區工業化，工業化帶來郊區的城市化。
　　2009年11月5日，北京市政府正式發布“城南行動計劃”，計劃未來3年以2900億投資推動城南地區發展升級，固安地處天安門正南中軸線上，是“大北京”經濟主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固安工業園區率先推出對接“城南行動計劃”發展策略，加快融入“大北京”進程，通過北京核心區的輻射作用拉動當地經濟的發展。
　　近年來，固安工業園區大力發展電子信息、汽車零部件、現代裝備制造三大產業，涌現出一批龍頭代表企業，產業集群已然形成。從外部環境看，未來幾年，北京約有8000家制造業企業要外遷，長三角、珠三角地區有7.8萬家企業北上投資，預計總投資額達900億美元。
　　另一方面，2010年，北京新城建設的重心向通州傾斜，“集中力量聚焦通州，盡快形成與首都發展需求相適應的現代化國際新城”。現在，通州新城已然成為北京市首屈一指的熱點區域，發展前景空前高漲。
　　位于京津城市群經濟隆起帶上的大廠回族自治縣成為北京CBD東擴最直接的受益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副所長魏后凱曾指出，CBD的東擴促使周邊產業發展呈現出“郊區化”的特點便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影響——過去所謂的邊緣區域會迅速崛起，形成一些新的增長點和新的經濟中心(次中心化)，從而形成除北京中心地帶外的 “多個中心”，即衛星城。

　　衛星城的三個層次

　　北京衛星城模式的發展，給河北尤其是位居京津之間的廊坊市區縣，帶來了發展的機會。經過近十年來的發展，這些原本的小縣城或小城鎮，隨著北京城的東移南擴，而漸漸長大為大北京的衛星城。
　　衛星城也有層次之分，北京六環之內的通州、順義、大興、門頭溝等為第一層次的衛星城，緊挨北京六環的昌平、懷柔、燕郊、大廠、香河、廊坊、固安、涿州等稱為第二層次的衛星城。更遠之的承德、保定、張家口等地可以謂之為北京的第三層次的衛星城。
　　通州、大興等第一層次的衛星城經過多年來的發展，已經基本成為成熟的衛星城，而隨著北京的不斷東擴南移，處于第二層次的衛星城固安和大廠等開始迎來發展的機遇。作為儲備型的衛星城，它們將引領這一輪的北京郊區城市化。
　　城市化的前提是工業化。承接北京的產業轉移，正是這些衛星城融入大北京的主要路徑。仔細研讀京津周邊縣市的發展路徑不難發現，這些縣市通常都是成立工業園區，借助工業園區進而發展成大北京的衛星城。
　　固安和大廠就是兩個典型的代表。
　　北京正南的固安，因為北京“南城計劃”而在按照“京南衛星城”的全新定位，固安以“規劃對接、平臺對接、產業對接、環境對接、民生對接”為著力點將加速推動與北京的無縫隙對接。作為固安縣經濟發展的主要引擎的固安工業園區，充分利用毗鄰北京的優勢，已迅速走在區域投資和發展的最前沿。
　　而在廊坊的“北三縣”中，不那么為北京人所熟知的大廠，隨著首鋼機電產業基地的奠基，尤其是大廠潮白河工業區的開工建設，也正在追趕大北京產業轉移的順風車。
　　尤其是北京CBD的東擴，大廠潮白河工業區，這個地處北京CBD地標國貿正東30公里，與北京東郊通州僅一河之隔的工業園區，同樣因為其“CBD的工業區”定位而成為新型衛星城。
　　當然，有些地方也因房地產而迅速成長為北京的衛星城。比如三河市燕郊，房地產并非燕郊工業園的主導產業，甚至只占很微小的比例，但不可否認的是，北京居住后花園的概念炒作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燕郊的知名度，進而促進了燕郊工業園區的招商工作。
　　隨著北京產業的不斷外移，分布在北京周邊的衛星城猶如繁星將逐漸開始閃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