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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9日,關中—天水經濟區“七市一區”市長在西安與中外媒體記者見面,通報《關中—天水經濟區發展規劃》實施情況。資料照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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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中-天水經濟區今后要努力的大方向已確定下來,但是要完成重整大關中、振興大西北的重任,還需要一系列具體的措施來保障。本報記者經過深入調研后認為,要讓關中-天水經濟區真正崛起,大關中的官員、企業、百姓還必須以史為鑒,審時度勢,全面發力,才能將中央的意圖變成現實。
以史為鑒可知得失
大關中在數千年的歷史上有過好幾次興衰,縱觀大關中的發展,其間既有成功的寶貴經驗,也有失敗的慘痛教訓。本報記者梳理了從先秦到現代的大關中發展歷史,認為其中至少有三個方面的經驗教訓非常值得借鑒: 一是在大關中的發展史上,中央政府起著極為關鍵的作用。歷史上振興大關中的時候,基本上都是在中央政府的組織下進行的。當中央政府重視大關中和大西北并能發揮有效作用時,大關中就能有較大的發展;當中央政府不重視大關中和大西北、不能發揮主導作用時,大關中的發展就會陷入無序的狀況。如秦漢、隋唐、民國抗戰、新中國“一五”、“三線建設”時期,國家注重大關中的建設,采取了一系列比較切合實際的措施,大關中發展的步子就邁得較大,就獲得了較大的成功;魏晉南北朝及五代遼宋夏金時期,中央政府無暇顧及大關中時,大關中的發展就受到影響,甚至出現倒退的情況。 二是大關中能否有一支在全國重要的獨立的經濟力量對于大關中的興衰有著重要的意義。在大關中興盛或出現復興的時候,大關中總有一支在全國占據重要地位的獨立的經濟力量。如從唐初到開元盛世這一時期,正是大關中關隴軍事貴族集團最為顯赫的時候。這些大關中的名門望族當時不僅是一支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同時也時重要的經濟力量,他們占據了大關中大量的肥沃土地,士族經濟非常發達。此后,由于關隴集團被摧毀,大關中在五代遼宋夏金時期經濟地位日漸衰微。直到明清時期,當時的中央政府為了鞏固邊防,在陜西等地實行“食鹽開中”、“茶馬交易”、“棉布征實”、“布馬交易”等一系列的特殊經濟政策,為陜西商人的群體性崛起創造了機遇。當時的陜西商人抓住這一歷史機遇,充分發揮自己在地域和物產上的優勢,形成了以大關中的涇陽、三原為中心,以西北、川、黔、蒙、藏為勢力范圍,輸茶于隴青、販鹽于川黔、鬻布于蘇湖、銷煙于江浙,形成了名震全國的商業資本集團。他們以財雄勢宏被尊為“西秦大賈”或“關陜商人”,稱雄中國500年,而且還一度名列我國明清時期十大商幫的前列,和晉商、徽商齊名,就連明末清初科學家宋應星也不得不感慨道“商之有本者,大抵屬秦、晉與徽郡三方之人”,可見陜西商幫在當時的影響。大關中也因為陜商的崛起在明代和清前期迎來了一段比較快的發展時期。但到清代后期,由于先進的生產方式隨著歐風美雨興起于東部沿海,以及清末陜西戰亂頻繁,使得陜西商幫成為明清時代全國十大商幫中最先瓦解的商幫。而隨著陜西商幫的消失,大關中的經濟地位也急劇下降,到民國初年已成為全國最落后的地區之一。 三是生態環境尤其是水資源對大關中的興衰起有著長遠的影響。如大關中在周秦漢唐時期是水資源豐富的地方,有“八水繞長安”之說,涇、渭諸河水量較大,大關中農業當時極為發達,能養活很多人,故這些朝代都定都于關中。但到宋代以后,大關中由于生態環境遭到破壞,地表水日益減少,最終變成了缺水之地,因而此后的朝代即使有的開國之君想定都關中也變得十分困難,關中已喪失了成為一國之都的自然條件。這對于大關中的長遠發展影響極大,給大關中的重新崛起帶來了很大的困難。
審時度勢可以自醒
歷史上的得失對于重整大關中有很大的借鑒性,不過對于大關中的官員、企業、百姓來說,光了解歷史是不夠的,還得明白當前自己所處的現實狀況。我國的改革開放最早是從沿海開始的,當時東部部分城市率先開放發展,而國家正式確定關中-天水經濟區規劃卻僅在一年前,這兩者之間的差別不僅體現在時間上,更重要的是兩者的發展環境根本不同,大關中人對此應有清醒的認識。 據記者調查,這兩者間的不同主要體現在6個方面:一是產品市場的環境不同。東部率先發展時,國內還處于短缺經濟的狀態,很多產品只要生產出來了就不愁銷路,江浙兩省的很多集體企業、私營企業當時很容易從市場上賺到第一桶金,并憑借著市場先走一步的優勢牢牢地把握著市場經營的主動性。而大關中是在東部率先發展后的20多年才確定了國家級的發展規劃,此時產品市場早已從短缺狀態轉為供大于求的局面,大關中的企業要從殘酷的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二是兩者的金融環境不同。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國的金融體制還沒有經過根本性的變革,金融機構在貸款方面還比較寬松,東部企業在率先發展中比較容易獲得貸款,客觀上給東部企業提供了原始積累的啟動資金。而進入本世紀后,國內金融機構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經營以利潤為核心的理念已滲入到每家銀行,大關中新興的企業要獲得銀行貸款是難上加難。據陜西省中小企業局介紹,近年來陜西省中小企業貸款難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有效解決,在最困難的時候全省竟有75%的中小企業購買固定資產的資金都得自籌,得不到銀行一分錢的支持,這嚴重打擊了大關中經濟的發展。 三是兩者的環保環境不同。上世紀,對于環保問題國家還沒有足夠重視,東部沿海地區犧牲環境發展高污染、高耗能產業還能被國家和社會容忍。而進入本世紀后,環保問題已成為全球高度關注的話題之一,大關中要走東部最初犧牲環境來發展的老路子已越來越不可能,這使得大關中不僅要放棄發展一批“五小”企業,而且還得給已有的一批高污染企業興建昂貴的環保設施,這大大增加了大關中發展的成本。 四是兩者的人力資本環境不同。由于東部率先發展起來,使得包括大關中在內的全國的大量人才和青壯勞動力都前往東部尋找機會,當時東部不僅可以用全國的人才和技工,而且價格還相當便宜。但是現在大關中要發展,一是優秀的人才難找,二是人力資源的成本已大大提高,這對于大關中的企業發展極為不利。 五是兩者技術學習的環境不同。東部剛發展時,國內知識產權的觀念還很淡薄,所以經常可以看到東部企業盜用國內外其他企業的先進技術而不受到任何懲罰。而當東部逐漸積累、掌握先進技術后,知識產權保護的觀念已逐漸為國人接受,大關中的企業現在如果要學習先進技術就必須比當時東部企業付出高得多的成本。 六是兩者國家政策的扶持力度不同。東部率先發展時國內開放的地區不多,國家相對來說可以集中更多的資源給東部“吃小灶”,東部開放地區實際上就比大關中多享受了10多年的優惠發展政策。而等關中-天水經濟區規劃出來的時候,國內開放發展的地區已有好多,國家單獨給大關中的“好處”就非常少。其實,這種情況早在近10年的西部大開發中就體現出來了。 十年前西部大開發戰略開始實施時,國家制定了一系列旨在促進西部經濟發展的優惠政策。然而記者調研發現,這些優惠政策在國家其他區域發展政策的稀釋下早已被弱化。比如,中央在2003年做出了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的戰略決策,并在此后出臺了一系列優惠政策,這其中有一部分針對老工業基地轉型升級的優惠政策其實比西部更加優惠和實惠。而中央財力的分散不僅造成西部投入減少,而且加大了西部民眾的心理壓力。陜西省發改委西部開發處處長朱立社說,2004年7月1日國家在東北啟動了增值稅轉型試點,東北地區從中受益頗豐,2007年7月1日開始國家又將試點擴大到中部六省的26個老工業城市、12000多戶企業。而西部地區直到2009年初才得以享受到這一政策,而此時增值稅轉型已在全國所有地區、所有行業推開,“優惠政策”變成了普惠政策,西部也就難以在同其他地區競爭上得到實惠。作為西部重要的地區之一,大關中從國家政策傾斜中得到的利益其實非常少,遠不能跟東部率先發展時相比。 更讓大關中人憋屈的是,東部一些先發展起的地區現在還憑借著自身的財力優勢,在招商引資時實行政府補貼、補償等辦法與大關中一比高低,爭資金、爭市場,致使大關中招商引資的優惠政策實際上比不上東部一些地區,這讓來大關中投資的客商不滿。 對比以上6個方面的情況可以說,關中-天水經濟區今后的發展其實要遠比東部率先發展時艱難得多。大關中人應清清楚楚地明白自己的處境,這樣才有可能制定出切合實際的重整大關中的有效措施。
全面發力方可成功
重整大關中是一件十分艱辛的事情,本報記者調研發現,要完成這一重要的歷史任務,需要中央政府、地方力量、自然環境等多方面因素形成“天時、地利、人和”的有利局面。 具體而言,中央政府必須在大關中的建設中發揮關鍵性的作用。我國的國情決定了中央政府掌握著重要的經濟支配力量,在國內所有區域經濟的發展中,國家和代表國家利益的央企一直起著很關鍵的作用,大關中當然也不例外。 關中-天水經濟區去年設立以來,陜西省一直在爭取中央的大力支持,主要通過三個方面進行。一是爭取中央的大項目,二是爭取中央金融機構的融資,三是爭取區別于其他地區的優惠發展政策。近一年來,陜西省已取得了一些中央的支持成果,如在爭取中央金融機構的融資方面,農業銀行允諾從2009年至2012年內為陜西省提供800億元貸款,工商銀行允諾未來三年內給陜西省提供1500億元的信貸,北京銀行允諾三年內給陜西500億元貸款。這些錢對于發展大關中是十分有利的。 不過在大關中人最關心的爭取區別于其他地區的優惠發展政策方面,進展卻并不大。對此,蘭州大學經濟學院院長高新才、陜西省決策咨詢委員會咨詢委員曾昭寧、蘭州大學經濟學院區域經濟學教授聶華林等西北知名經濟學家建議,國家需盡快為關中-天水經濟區出臺區別于東部沿海地區的特殊的優惠政策,不然大關中很難在區域經濟發展中脫穎而出。曾昭寧強調,國家尤其是要給關中-天水經濟區出臺新的財稅優惠政策,不能再重復和強調過去的老政策,更不能出現東部地區憑借自身優勢導致優惠政策“倒掛”強過大關中的情況,不然國家發展大關中的戰略意圖很有可能會落空。 為早日重新崛起,大關中在盡量爭取中央支持的同時,還得重視培育自己獨立的經濟力量,尤其是要復興明清時期陜西商幫的精神和力量。 新中國建國以來,關中-天水經濟區的經濟主要是通過國家布局形成的,經濟的“嵌入性”強,“內生性”先天不足。改革開放后,受保守思想觀念的束縛,私營經濟也沒有很好地發展起來,沒有在全國形成有影響的經濟力量。而與此同時,以浙江為代表的東部民營企業卻異軍突起,富起來的這些商人開始在全國甚至全球進行資本布局,如溫州商人號稱三分之一的財富在溫州,三分之一的財富在全國其它地方,另外三分之一在國外。現在以浙商為代表的東部商人在國內已形成了一股獨立的極有影響力的經濟力量。反觀陜西,卻越來越淪落為廉價的勞動力輸出地,成為東部商人們的商品銷售地。事實上,近年來陜西兩位數的GDP增長,不少是東部商人的資本主導產生的,最大的利潤當然也不會落在陜西人在頭上。因而,這些年來陜西人均實際收入與東部沿海相比,絕對值的差距是越來越大,一省的實際財富也越來越落后于東部省份。 要轉變這種不利的局面,大關中就必須得有自己獨立的經濟力量,就當前來說,須復興陜商,這對于大關中人來說是比發掘兵馬俑還重要百倍的事。大關中人要學習歷史上陜西商幫的精神,包括抓住機遇,乘勢而起的時代精神;不畏艱險,闖蕩天涯的開拓精神;不辭勞苦,奮志經營的創業精神;誠實經營,恪守賈道的誠信精神。大關中人要從昔日陜商的輝煌業績中,重拾祖先“駿馬快刀英雄膽,干肉水囊老羊皮”的篳路藍縷的創業精神,再造一個在全國有影響力的陜西商幫。這樣,大關中人才會有一支真正屬于自己的經濟力量,才有可能掌握自己的經濟命運。 此外,有可能影響大關中發展的另一股力量是自然環境的力量,尤其是陜西關中的水資源對今后大關中的重新崛起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關中地區集中了陜西省62.7%的人口、80%的工業,而水資源僅占全省水資源總量的20.87%。關中現在人均水資源僅為396.87立方米,是全國的20.6%,全省的33.3%,低于國際上公認的470立方米/人的絕對缺水線,屬于嚴重缺水地區。據統計,2009年關中水資源供需缺口高達11.4億立方米以上。而根據國家的規劃,大關中今后在人口和經濟上都會有一個突飛猛進的發展,人口得從2007年的2842萬人增加到2020年的3100萬人,地區生產總值得從2007年的3765億元增到加2020年的16400億元,其間肯定需要更多的生活、生產用水,這與關中貧乏的水資源是相矛盾的。中央和陜西地方政府應對這個問題給予高度的重視,不然自然環境的力量極有可能給大關中的發展帶來致命一擊。 盡管如此,記者對于大關中的開發建設前景還是極有信心的。現在中央已明確提出要進一步推進下一個10年的西部大開發,關中-天水是其中已確定的重點。同時,陜西商人中的一部分先知先覺者現也已驀然猛醒,奮起直追。從省內到省外、國內到國外,近年來陜西人不斷舉行各種論壇和研討會,反思陜商落后的原因。各地陜商領袖也開始紛紛發起成立陜西商會,現已在上海、天津、湖北、重慶、北京、廣西等省份設立自己的商會組織。對于關中的缺水問題,地方政府也開始在研究、采取應對的措施。記者相信,只要眾人一條心,各種力量真正一起使力,大關中的重新崛起最終必將會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