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獨立評級機構——大公國際資信評估有限公司(簡稱“大公”)近日致函《經濟參考報》稱：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簡稱“美國證交會”)于4月14日做出決定，以“大公”在美沒有辦公室和客戶、無法確定其法律框架能否適用于大公為由，將其提交的美國“國家認可的統計評級機構”資質申請列入拒絕程序。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中心主任江涌等專家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認為，美國一方面大規模收購我評級企業，長驅直入中國評級市場，另一方面卻將我評級機構拒之門外，其意在阻止我評級機構躋身國際評級市場，進而遏制中國獲取國際資本市場話語權。

　　“大公”依法進入美國評級市場受阻

　　有材料顯示，在國家“走出去”戰略鼓勵下，我國企業近年來紛紛赴海外融資，但卻因評級話語權旁落而被別有用心的外國評級機構嚴重低估。如何培育中國自主的、具有國際資本市場話語權的信用評級機構已成為當務之急。
　　在此背景下，大公于2008年7月啟動了美國“國家認可的統計評級機構”申辦工作。大公此舉得到了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發改委、國資委等國家相關部門的鼓勵與支持。公司歷時17個月完成了從公司管理體制、制度體系、技術體系等各方面適合不同監管制度的國際化改造，形成了包含由一個正本和13個附件組成的申報報告(英文版)，并于2009年12月正式提交美國證交會。
　　“當時正值美國對金融危機中嚴重失職的證交會和評級機構改革之際，大公的申請工作經歷了美國《信用評級機構改革法案》修改過程中極為嚴苛的審查。”大公國際資信評估有限公司董事長關建中說，“但大公完整、嚴謹的評級技術，運營和風險控制的體系，始終讓審查無懈可擊。”
　　然而，美國證交會在先后經過兩次“延期批準”之后，于2010年4月14日做出決定，將大公的申請列入拒絕程序。
　　記者從美國證交會的函件中看到，美拒絕大公的理由主要有兩點：一是“大公總部設在中國北京，在美國未設有任何機構，未對任何美國公司進行評級，也未有任何美國公民訂閱其評級”。二是“(美)證交會至今仍無法確定在當地適用于大公的法律框架內，大公是否能遵守交易法章節17及相關條款規定的使其簿記和記錄可供證交會檢查、可制作簿記和記錄向證交會提交，以及向證交會提交報告的規定”。
　　“大公的申請文件是完全依照美國法律完成的，美拒絕大公的理由荒唐無理。”關建中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你不批準大公進入美國，大公怎么能在美國設機構和開展業務？沒有業務，你又怎么能判斷大公是否能遵守你的交易規章？”

　　意在遏制我獲得國際資本市場話語權

　　2010年2月，美國證交會曾致函中國證監會，提出對大公進行“跨境監管”的要求，也就是說美國證交會要求依據美國的法律對中國境內的機構進行現場執法檢查或不經中國監管審查跨境直接調閱全部業務文件；并表示如不允許，將會推遲甚至中斷對大公申請的審批。
　　跨境監管涉及國家的監管主權。中國證監會拒絕了美國的無理要求，同時表達了兩點聲明：一是支持大公申請美國信用評級資質，監管問題不應該是大公申請的阻礙；二是采用監管互助形式完全能夠解決美國提出的監管問題，包括允許經中國監管機構同意的評級材料亦可報備美國證交會。　
　　“美國應該很清楚評級話語權對于保護國家核心利益的重要性，知道中國不會在監管主權上做出讓步，才以此為由拒絕大公的合法申請。這是在法律條文之外的無理要求。”江涌分析說，“美國這么做的目的，是要阻止我評級機構躋身國際評級市場，進而遏制中國獲取國際資本市場話語權。”
　　據了解，美國擁有全球最大的資本市場，獲得美國“國家認可的統計評級機構”資質即被公認為國際性的評級機構。由此美國長期以來對外國評級機構的進入防范甚嚴。據江涌介紹，截至目前，全球近200家評級機構中只有10家在美獲得資質，其中7家美國本土公司、2家日本公司、1家加拿大公司；而后三家外國機構進入美國后從未開展業務。
　　“特別是在金融危機后，信用評級對國家金融穩定和核心利益的保證作用日益凸顯。美國更加扎緊了外國評級機構進入美國的‘籬笆墻’。”江涌舉例說，2007年美國在批準日本和加拿大等3家評級機構進入時，并未像今天對中國大公這樣提出如此無理的要求。

　　高度重視評級市場，維護國家經濟安全

　　針對大公進入美國受阻事件，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吳紅分析認為，美國的目的是要維護其三大評級機構在國際評級市場乃至國際資本市場的強權地位，信用評級實際已成為其推行經濟和政治強權遏制中國發展的重要工具。
　　“大公進入美國受阻事件再次證明，信用評級與一個國家的核心利益密切相關。”吳紅說，自2006年以來，美國三大評級機構通過股權收購或技術合作直接或間接控制了中資評級機構，目前已經占據了中國2/3的評級市場。美國控制我評級機構就意味著掌握了中國資本市場定價權，中國未來金融市場特別是資本市場的發展將會依賴美國的聲音，這將嚴重影響我通過金融手段調控宏觀經濟的能力。
　　吳紅指出，全球金融危機后，美國評級機構已充分暴露了其在“道德”和“標準”上存在的諸多問題，這為中國自主評級機構“走出去”爭取國際評級市場話語權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她建議，我國必須從國家戰略層面來認識信用評級的重要性。
　　首先，我們要把中國評級機構進入美國評級市場提升到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層面，堅持“對等開放”原則，要求美國對中國評級機構開放市場。
　　其次，要把中國自主評級機構控制本國評級話語權提升到國家戰略層面，盡快明確自主評級機構的地位，制定相關政策法律以支持有實力的自主評級機構做大做強。
　　其三，全面整頓國內評級市場。要對美國在華合資及合作評級機構開展業務加大監管力度，特別要限制其開展涉及國家經濟安全的敏感性行業的信用評級業務，以切實有力的措施維護國家經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