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年春節剛過，媒體便報出消息稱南方出現了“民工荒”。起初我并不以為然，半信半疑。去年上半年，政府還在為農民工下崗頭痛不已，可僅隔幾個月，工廠怎會突然招不到人呢？難道真的是今天的勞動力短缺？細想不應該。十三億人口的大國，缺啥也不會缺勞力。當然，我不是說媒體報道不實，打電話問過東莞的朋友，自己也赴浙江查訪過，很多廠子招不到人確有其事。
　　于是學界一片驚呼，中國人口流動已出現“劉易斯拐點”。有人斷言，改革開放30年，隨著農業勞動力不斷轉向工業，工業部門的迅速擴張已將農村剩余勞力吸收殆盡。時至今日，勞動力供給已從過剩轉為短缺。是這樣嗎？我可不這么看。不是中國不會出現“劉易斯拐點”，我相信這個拐點很快會到來，但今天還不是。支持此判斷的事實是，前年受金融危機沖擊有2000萬農民工返鄉，而這些人至今還不少仍滯留在農村。
　　正好是一年前吧，當時面對大規模的農民工返鄉，國務院嚴陣以待，明令地方要妥善安置。舉措有三條：一是加大基礎設施投資以吸納就業；二是組織農民工職業培訓；三是鼓勵回鄉創業。很顯然，這些舉措雖然有用，但卻未能治本。投資基礎設施能解決部分人就業，可那都是臨時就業；職業培訓可減緩就業壓力，也不能代替就業。至于回鄉創業，我曾赴江蘇、江西等地考察，創業成功的有，但并不多，鳳毛麟角。由此看，農村剩余勞力仍然存在，至少還不能證明當下就是“劉易斯拐點”。
　　令人不解的是，農村勞動力供給不短缺，那么何以會出現“民工荒”？賣方有商品而不供應，經濟學的解釋，一定是買方出價不夠高。是的，農村勞力有剩余而工廠卻招不到人，工資低肯定是原因之一。要知道，民工的立場與廠商不同，工資是否足夠高不單是縱向比較；同時還得從成本方面看。比如去年月工資一千；今年一千二。月薪多了二百，但若勞工成本每月增三百，這樣務工的凈收益就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作這樣的判斷，并非我自己想當然。上周日在包頭與返鄉農民工座談，算過賬。他們說，去年房價上漲，城里房屋租金也水漲船高，一線城市差不多漲了20%，而且今年可能會更高。加上近來各類生活品價格回漲，進城打工的成本越來越高。所以他們擔心今年工資增長若跟不上物價，背井離鄉去打工會得不償失，不合算。
　　農民有這種擔心很正常，也不無道理。不過在我看來，他們講的“不合算”，比較的不僅是進城的生活費用，還有務工的機會成本。所謂機會成本，是指做某種選擇而放棄另一選擇的最高代價。比如農民進城務工的機會成本，則是留在農村可得到的最高收益。這樣看，今天農民打工的機會成本比20年前的確是高了許多。政府剛公布的數字，去年農民人均年收入突破了5000元；而20年前不過千元左右。
　　需要指出的是，農民留在農村的最高收益，不單是貨幣收入，而且也包括與父母子女朝夕相守的天倫之樂。天倫之樂雖難用貨幣直接度量，但說它是農民務工的機會成本不會錯，不然，就解釋不了有些農民工為何不出外務工的現象。簡單算賬，目前農民人均收入5000元，每月不過400多元；而進城務工收入平均少說也在千元以上，扣除房租與往返交通費，月收入還是高過務農。既如此，他們選擇留守農村而不去務工，無疑有照顧父母子女的考慮。
　　此乃人之常情，上面的推理不會錯吧？若讀者同意，這里則可引出兩點含義：第一，就廠商來說，目前所以招工難，說千道萬，歸根到底還是工資不夠高，不足以彌補農民務工的機會成本；第二，就政府來說，眼下還未為農民工提供公平的環境，尤其是子女上學、看病就醫等，農民工還不能享受城里人待遇。將心比心，假如你子女不能在身邊念書，常年天各一方，你會安心在城里打工么？
　　再往深處想。說工廠招工難是因為工資不夠高，邏輯上是對的。勞動力供不應求，當然應該提工資，而且中央也三令五申，明確要求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可困難在于，許多中小企業受金融危機重創，劫后余生哪來錢加工資？我曾多次說過，若指望企業大幅加薪，除非政府先減稅。否則，不減稅而讓企業加薪，無疑是強逼企業關門。再說，公共服務本該由政府提供，不管怎么說，農民工的公共服務不能靠企業加薪來支付呀！
　　回頭再說“劉易斯拐點”。有數據顯示，中國正開始跨入老齡化社會，60歲以上老年人口已占到了總人口的10%以上。這是說，“劉易斯拐點”眼前雖未到來，但遲早一定會來。未雨綢繆，國內企業必須早作應對。去年廣東面對金融危機，提出“騰籠換鳥”推動產業升級，方向對，應該堅持。畢竟靠廉價勞動力的競爭不是長久辦法，一旦“劉易斯拐點”出現，不提前準備到時怕會措手不及。
　　還有一點，算是題外話。目前農村種地雖不缺人手，但眾所周知，這些留守農村的多是老人或婦女，年輕人不僅不愿種地，而且也不會種地。想想十年后，農村的土地誰來耕種？就算農村的新生代能全在城市就業，但糧食總得有人種吧？并非杞人憂天。古人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知政府是否對此有所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