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正在使用的舊村址在內的河南封丘縣王村鄉新李莊村近300畝土地，在沒有合法手續的情況下，很快將變成開發商廣告牌中的“300畝風情大盤、30萬平方米高尚社區”。新華社記者 李鈞德 攝

    在以“用途管制”和“城鄉分割”為特征的我國現行土地管理制度下，城市和農村分別在“國有”和“集體”這兩個相對封閉的土地管理體系下尋找各自的發展路徑。記者調研發現，在這種土地管理制度下，因城鄉土地利用缺乏有效銜接，一方面一些農村缺乏規劃出現用地“擴張熱”；另一方面部分城市由于土地承載不足而掀起“圈地潮”。

　　2010年的用地規模 2007年前就已突破

　　在安徽宣城，從市區到該市20余公里外的向陽鎮，沿途多個村子，很多農房已經破落，大門上的鐵鎖也已銹跡斑斑，房前屋后的宅基地上甚至雜草叢生。宣城市宣州區向陽鎮蔴口村村民劉慶保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說，他們村一共有1500多人，但只有700多人在家，其余的人長年在外務工，家里的房子、宅基地都是長年空著。
　　國家土地督察南京局在安徽省沿淮地區的調查結果表明，農村土地利用呈現出“利用效率低，空心村多，空閑地多”的“一低兩多”特點。以懷遠、來安和霍邱三個縣為例，空心村比例都超過了30%，自然村莊內的住宅松散凌亂，形成許多難以利用的空閑地。
　　農村土地利用效率低下、農村資產大量閑置。《經濟參考報》記者在川、皖、渝等勞務輸出省市采訪時發現，由于大量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一些家庭甚至是舉家外遷，其房子、土地長期閑置在農村。
　　而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隨著城市化的快速推進，國內不少城市陷入了土地承載力不足的困境。以成都市為例，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十年以來，成都進入了城鎮化快速發展軌道上，一大批重點項目、重點工程迅速落地，城市建設用地不斷告緊。據國家土地督察成都局的測算，按照成都市現在的發展速度，未來5年將用完成都市到2020年的用地指標。
　　《經濟參考報》記者了解到，除西部個別發展較為緩慢的城市外，城市發展面臨土地承載力不足在全國是一個普遍現象。
　　在安徽蕪湖市，早在去年7月份，該市就已將安徽省批給的6485畝全年用地指標全部用完。記者從蕪湖市國土資源局了解到，近幾年來，蕪湖市發展速度較快，用地指標每年都不夠。
　　蕪湖、成都這樣的中西部城市尚且如此，廣東、北京、江蘇這些城市化程度較高地區，面臨土地承載力不足的問題就更加突出。根據國土資源部的一項調查，佛山市原土地利用規劃確定到2010年的用地規模，早在兩年前就已經被突破。

　　土地過度開發 承載接近極限

　　在城鎮化快速發展的推動下，在“國有”和“集體”這兩個相對封閉的土地管理體系中，尋找各自發展路徑的城市和農村，都在擴張土地利用。
　　《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發現，由于城市發展越來越受制于土地瓶頸，各地不得不在政策的邊緣游走，不斷探索和突破：蕪湖市2009年實際用地已經超過全年指標一倍以上，達到1.3萬多畝，多出來的6000多畝土地使用指標都是通過大項目圈外用地、平移農村建設用地指標等方式來解決的；2008年以來，北京市朝陽區也加大土地儲備力度，啟動了一系列征地拆遷項目，目標是儲備26平方公里建設用地；深圳、東莞、佛山等城市開始“舊城鎮、舊廠房、舊村居”的“三舊”改造，也是希望借此騰出更多的城市建設用地。據了解，僅佛山市在十一五規劃期內，就計劃通過“三舊”改造節約出18萬畝建設用地，相當于該市10多年新增建設用地的總量。
　　在城市用地擴張的同時，農村建設用地也在膨脹，呈現出“人口減少，用地增多”的“逆向擴張”怪現象。國土資源部規劃司的數據顯示，1996—2007年，不包括常年在外務工的農民，我國農村人口減少約1.2億人，而農村建設用地不減反增，增加近130萬畝，人均建設用地增加了34平方米。
　　由于城鄉建設用地兩頭擴張，一些地方已經出現建設用地比例過高，土地過度開發、承載接近極限的苗頭。根據國土資源部的統計，安徽、江蘇和珠三角地區的城鄉土地開發強度都已經達到15%左右，廣東省深圳和東莞兩市的這一比例甚至高達40%；而日本、韓國的土地開發強度都在10%以下，即使是國土面積較小的荷蘭也只有13%。
　　“通過如此高強度的土地開發利用而獲得的經濟高速增長不可持續，今天深圳市面臨艱苦的轉型就是前車之鑒。”國土資源部土地利用司司長廖永林說。

　　在“保增長、保民生、保紅線”之間為難

　　一方面是城市和小城鎮的快速膨脹，另一方面又是農村建設用地逆向擴張；在這兩種力量的合力作用下，耕地紅線受到擠壓。國家土地督察武漢局近兩年查處的農村建設用地違法案件中，占用耕地建住宅、修農莊的比例達70%。
　　在安徽省的個別縣，甚至出現耕地保護倒掛情況，與其基本農田保護責任指標相差數萬畝，但值得慶幸的是，這些縣所在市的區、縣能夠填補這些“虧空”，確保在市一級耕地保護目標責任的履行。
　　面對這種狀況，國土部門和基層黨政干部認為，在現行的以“用途管制”和“城鄉分割”為特征的土地管理制度下，“承載城市發展、推動農村變革和有效保護耕地”三者之間互相打架，地方國土部門常常在“保增長、保民生、保紅線”之間左右為難。
　　東部地區一位國土部門的干部向《經濟參考報》記者直言，我們常常面臨一個無解的難題，項目要落地但沒有指標，從保增長的角度，需要讓項目盡快落下來；從保民生的角度，征地拆遷要尊重農民利益；從保紅線的角度，占補平衡需要先補后占，時間漫長。“地方發展的壓力、農民利益的維護、耕地保護的責任都落在了國土部門的頭上，但現有的土地管理制度讓我們無法有一個均衡的解決方案。”
　　國土部門和基層一些干部認為，需要盡快調整我國現行土地管理制度，打通城鄉建設用地綜合利用的封閉界限，合理、高效地綜合利用城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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