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參考報

提高居民消費水平十點建議

2010-01-06 作者:夏斌來源:經濟參考報

如何提高居民消費水平？這確實是一個長期在討論并尋求解決、而又難以快速解決的大問題。
　　人們在分析中國居民消費率偏低的原因時，往往從居民儲蓄率偏高去找原因，如亞洲文化因素、社會保障不健全等。這自然是原因之一。但是，恰恰需要進一步研究的是，為什么推動我國總儲蓄率從1996年的36%上升到2007年的51%？這其實不是居民部門(11年中居民儲蓄由19%提高到22%，僅提高3個百分點，但仍低于同期印度的24%)，而是政府和企業部門(兩部門11年中儲蓄率由17%提高到29%，提高了12個百分點，對總儲蓄率增長的貢獻率高達80%)。也就是說，研究提高中國居民消費率，一要研究如何促進居民儲蓄向消費的轉化，二要研究如何進一步縮減企業和政府部門的儲蓄率，從而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使居民在相對更高的收入水平基礎上提高消費率。三是通過改變投資的內部分配結構，大力發展服務業，以進一步開發與挖掘新的消費潛力。
　　為此，采取的對策應是有針對性的、綜合的：
　　毫無疑問，首先應盡快提高國民的社會保障水平，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面，確保在醫療、教育、養老等方面讓國民無后顧之憂。在這方面，重要的是財政要更快地向公共財政轉型，包括國家大型基礎設施建設資金，應盡可能從金融市場籌集，而節省下來的財政資金進一步用于擴大農村養老、醫療改革、住房補貼、農村補貼等的資金來源。
　　第二，抓緊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通過對低收入群體加薪，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過二次分配改革，縮小收入分配不公現象，以進一步擴大低收入群體的消費。
　　第三，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目的是提高以工資收入為主要收入的中產階層消費能力。
　　第四，繼續鼓勵各級政府有條件地繼續采取各種直接刺激消費的政策。包括發消費券、“家電下鄉”補貼、車輛購置稅減免等各項政策。
　　第五，調整投資結構中向民生、向消費基礎設施傾斜的力度，以少量的投資刺激廣大的農村消費。包括大規模完善大城市與中小城市、與廣大農村相連接的現代化銷售、分銷渠道和網上銷售渠道；完善城鄉結合的二手市場、汽車和耐用品消費市場；滿足落后地區農村的用電、公路需求等。
　　第六，實行有區別的消費信貸政策。對居民真正用于耐用消費品和教育等支出，應大力發展各類消費信貸產品，并下浮一定的利率幅度，給予金融手段的大力支持。但對于房地產金融，在房地產市場和稅收等機制尚未理順之前、目前資產價格投資或投機氛圍卻又較濃的時期，仍不宜輕易松動政策。
　　第七，細心研究人均GDP在3000-5000美元區間居民消費升級需求和人口逐漸趨于老齡化中的消費需求，鼓勵政府資金引導、與民間資金捆綁使用，并以稅收、房建、醫療改革等多種政策優惠支持，大力發展直接服務于消費的服務業。例如，僅僅銀發產業，據有關專家分析，我國現有60歲以上老人約1.69億，養老床位數250萬張。該比例國際上一般為5%-7%。要達到5%的比例，中國尚需近600萬張床位。僅上海達到此比例這一項，每個床位投資需50萬-80萬元，未來十年在養老院建設上將產生500多億元的大市場，這還不算隨之帶來的直接消費支出。如果加上給半自理狀態的老人護理、老人娛樂、趣味培訓、老人旅游等行業，專家估計，有高達萬億元的消費規模。
　　第八，積極培育擴大居民消費能力的資本性收入來源。眼前，在刺激經濟復蘇的巨大投資中，應該充分做到“讓利于民”。只要是有盈利、能賺錢、政府規劃必須要搞的項目(包括大型項目)，應通過各種金融創新，開設各種金融產品，鼓勵民間資金直接與間接參與投資，盡可能減少地方政府發債或者不發債。為此，從中長期看，需要進一步清理各項規章制度，堅決杜絕有關部門直接與變相拒絕民間資金包括個人閑散資金依法進行實體投資的各項制度與政策。但是，在培育居民資本性收入來源即提高居民的財產收入來源時，不應該鼓勵民間資金把房地產市場作為資本性收入來源的重要渠道，因為這對于宏觀經濟的長期穩定非常不利。
　　第九，以上八條措施更多的是按常規思路，在現有財政部財力和可供用于投資、消費的存量與部分增量中進行分配。在中國現在高儲蓄率情況下，要進一步加快提高居民消費水平，滿足經濟增長因外需陡減、投資難以彌補的這一塊增長“空缺”，還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解決中國居民消費問題，要算大賬，不僅要算財政部的收入賬，更要算國家資產負債表的收入賬。可以通過制度改革，以釋放更大的消費能量。2008年，全國國有企業(還不含金融機構)凈資產高達17萬億元，平均每個國民1.29萬元，且都是優質資產。從2007年起，國家僅開始在央企實行較少比例的資本分紅制度。我認為，應進一步要求：對地方國企、金融企業中的國有股份一視同仁，制定相關制度，實行資本分紅；并修訂有關規定，動態調整分紅比例。分紅資金統一納入財政各級預算，專項補貼用于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或全體居民的消費水平。
　　第十，有計劃地逐步減持各類國企(包括地方國企)中的政府持股比例。目前，已開始執行上市公司國有股劃轉社保基金的制度。但這遠遠不夠。應對非上市國企、控股上市公司的上級集團公司、已上市非增發部分的國有股份，都按照國家戰略，除了需要在一定時期保持相對控股和絕對控股之外的股權，實行有計劃的減持。考慮到大規模減持對股市的壓力，可以逐步酌情減持。減持后的資金除酌情部分劃轉社保基金外，也一律納入各級財政預算，專項補貼用于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或全體居民的消費水平。減持國有股份并不是吃光用光，也不會降低全社會的投資率。因為中國是個高儲蓄率國家，這部分優質資產以相對較高的市盈率在市場上向境內民間投資人標售，只是改變了企業股份的持有人身份，整個社會投資率并不變。
　　這樣做的好處有：一是可以直接增加一部分用于消費的資金；二是各國實踐與理論證明，產權制約明晰，有利于企業的健康發展；三是有利于扭轉“國進民退”趨勢的發展和引導民間資金的合理投向，包括扭轉國企資金積累充裕——投資資產市場——助推資產市場泡沫的現象發生；四是加大力度刺激消費，從中長期看，又有助于投資、消費在新的更高水平基礎上實現動態平衡。
　　除以上10條政策措施外，在目前擴大消費問題上，同樣還受到其他行政管理制度的制約，如城市戶籍管理制度、人口政策調整、政府消費如何進一步讓渡于居民消費、資本市場深化和金融產品創新等方面，這一切同樣需要以改革的態度來認真處置。
　　擴大國內消費，既是一個眼前急需解決的問題，同時又是一個戰略性問題。高盛公司專家曾預測，中國若長期維持高儲蓄率，不僅會阻礙中國經濟的增長和穩定，而且世界也難以消化中國的儲蓄——投資缺口，即意味著世界的貿易、匯率的紛爭將更趨激烈。另外，提升中國經濟結構中的消費比重，并不意味著不重視其他方面的結構調整。從穩定、協調、可持續發展目標出發，中國同時要重視經濟結構中其他結構問題的解決，要重視實現人與人之間和諧目標問題的解決，要重視實現人與自然之間生態均衡問題的解決，要重視實現國內和國際間穩定發展問題的解決，同時也要重視實現上述協調發展中的市場化改革動力問題的解決。這一切都要統籌協調地解決，與強調當前純經濟總量發展中的主要結構問題是什么、主攻方向是什么，并不矛盾。令人可喜的是，經過30年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經濟總體實力已步入世界前沿，加上巨額外匯儲備，當前，實現小平同志所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條件已經初步形成，我們已有能力進一步提升國民的消費與福利水平。因此，只要我們的政策調整及時、到位，中國經濟理應能在克服經濟復蘇基礎中的“不穩定、不鞏固、不平衡”方面，比其他國家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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