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溫州市有很多專門為民工提供的旅館，非常破舊，與遠處的高樓大廈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本報記者 孫洪磊 攝

    高樓大廈，車水馬龍；溢彩流光的寬闊街道，宛若公園的住宅小區……毋庸置疑，中國的城市正在發生著日新月異的巨大變化，城市美了，市民的生活質量也越來越高。然而，在繁華都市中，很少有人注意到另外一群人———城市低收入群體的真實生活狀況。
    《經濟參考報》記者近日分赴沿海發達省份部分城市，對此做了專門調查采訪。調查發現，城市低收入群體的生活狀況不容樂觀，他們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生活窘迫，僅有的收入只能維持溫飽，他們常常為看不起病而犯愁，高樓大廈更是“黃粱一夢”。而政府現有的救助力度有限，保障也是杯水車薪。

    場景一：天津市河西區秀峰里社區
    時間：2009年8月13日上午
    主題：下崗失業靠打工勉強度日，日子過得緊巴巴的 

    當記者來到了天津市河西區小海地居住區的秀峰里小區，由于天氣炎熱，小區內有很多居民三五成群在蔭涼處下棋、聊天。
    喬洪杰，今年49歲，是一名下崗失業人員，原是天津市棉紡二廠的職工，妻子馬淑萍49歲，是天津市棉紡四廠的職工，現在夫妻雙下崗。他平時在天津財經大學打工，在澡堂子做清潔工，一個月360元；兒子在超市打工，一個月900元。妻子1990年代失業時不到40歲，當時拿了4900元就被廠里“一腳踢”了，現有病不能工作。
    記者在喬洪杰家見到，一家三口擠在20多平方米的破房子里，廚房當成20多歲的兒子臥室，兩平方米的涼臺成了灶臺。民政部門每月給他458元住房補貼。家里沒有什么值錢的家具，惟一一臺舊空調還是工友送的，年久失修，漏水不能用。
    現在他主要靠夫妻雙方的哥哥、姐姐幫一點，不然生活過不下去。他說：“像我這樣還有收入的，比起吃低保的困難戶還要好一些。”
    今年50歲的張順起，在天津市自行車廠安置辦工作，每天就和下崗職工打交道。據他介紹，廠子沒有效益，工人們都沒有醫保，拿著看病的條子到廠里來也沒法報銷，所以工人下崗后什么都沒有。
    華延友原來在天津市河西區同樂食品廠干裝卸工，1994年時因工傷損傷了頸椎，由于當時廠里怕出工傷會影響全廠的獎金，于是廠里沒有報工傷，而是把他送到了醫院治療，后來廠里拿不出錢，他只能回家養病。企業改制時，廠里給他補償了7000元就不再管了，現在他什么保障都沒有。由于頸椎的傷勢嚴重，他已經失去了勞動能力。全家就靠著妻子開間小理發店，一個月1000多元的收入勉強度日。
    張茹(秀峰里小區居委會主任)：小區居民共有2200多戶，其中843人沒有工作，78人殘疾，80來戶享受低保。我們這里是天津市低收入群體主要聚居區，小海地居住區大約有15萬人，他們大都是低收入家庭。
    董順榮(國家統計局天津調查總隊總隊長)：目前，60%的人低于1.9萬元的天津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標準。現在，天津市仍有17萬戶居民的人均收入在最低生活保障線以下，他們靠吃低保來維持生計。2009年天津市的最低生活保障為430元。 

    場景二：上海市閘北區交通社區
    時間：2009年8月19日
    主題：生活難上難，只能住在棚戶區

    一大片棚戶區大部分是兩三層的居民樓，已有40多年的歷史，十分破舊，屋檐用石棉瓦搭建，上面壓著磚頭瓦塊。住戶門前或巷道里搭建了大量的違章建筑。如果發生火災，消防車注定是進不來的。而與社區一路之隔的是“城上城”高檔社區，高聳的樓房十分鮮亮。高樓大廈下，棚戶區顯得格外低矮、難堪。
    范浩然的家住在一樓，十分潮濕，有一股明顯的霉味。36攝氏度的高溫，天氣悶熱，而他的家里只有一臺電風扇在轉動。臥室里有一張大床，是范浩然睡的。床的旁邊，兩張凳子撐起一塊小小的木板，這就是他媽媽的“床”。范浩然說，冬天媽媽和他就擠在大床上。屋子里惟一顯得較新的就是一副拐杖和一架輪椅。在飯桌上，擺著三個盤子，這是媽媽在打工的公司里捎回來吃的飯菜。
    范浩然今年22歲，8歲時，父親去世。2006年他患上了強直性脊柱炎，需要人工置換髖關節，家里拿不出錢給他治病，結果他在床上躺了近3年。去年，在上海市民幫扶資金會出資8萬元的幫扶下，范浩然成功做了手術，服務中心還補助了1萬元用于營養補貼，現在他已經能站起來了。
    媽媽李繼梅說，現在家庭收入有三方面，一是每個月1000元的退休金，二是政府補助給范浩然的520元重殘無業補貼，三是她在上海貝爾公司做清潔工，一個月有1000元工資，合計2500多元。而家里每月的生活開銷主要有四方面，一是500元的租房費，二是500元的藥費，三是100多元的電、水、煤氣費，四是800元左右的飯費。算下來，收入和支出差不多，攢不下什么錢。
    李繼梅說，現在最大的困難是住房，這里聽說快要拆遷了，他們就沒有地方可去了。“盡管房子是差的，但如果換地方，房租就沒有這么便宜！這樣的話，吃飯都難了！”
    侍道芳(居委會民政干部)：在交通社區，2200多戶中有177戶在享受低保。像范浩然這樣因病致貧的家庭，有一定的代表性。社區大多是因為年齡大找不到工作的，有的是雙失業，還有因病致貧、失業的。
    李小露(上海市閘北區民政局社會救助事務中心工作人員)：截至2009年7月，閘北區享受低保的人口有2.6萬多人，占全區72萬戶籍人口的3.6%。低保邊緣戶的人數是低保戶總數的3倍，有各種低收入的人群，經濟條件都非常差。

    場景三：溫州市職業介紹指導服務中心
    時間：2009年8月22日下午
    主題：外來務工人員在溫州艱難討生活

    8月22日下午，記者來到了溫州市勞動保障局職業介紹指導服務中心的一樓大廳，只見大廳內熙熙攘攘，外來務工人員三五成群，或坐或站，一邊閑聊一邊等待雇主。記者隨后隨即采訪了幾位尋找工作的外來務工人員。
    王偉來自湖北省荊州市，今年40歲，原來在荊州市的一家棉紡廠工作了十幾年，1994年時企業不景氣他被辭退，下崗后一直靠做零活和做小生意為生。一個月前他一個人來到溫州。
    來到溫州后才發現這里的大公司很少，都是家庭式的作坊和小廠，每個企業基本上都要工作十幾個小時，工廠環境也很差，炎熱天氣里車間溫度特別高。住宿條件也比較差，一個大房間里住一二十人，最小的房間也有8個人，房間里就是光板床，褥子、涼席都要自帶，連電風扇都沒有。他也曾經問過企業是否能提供醫保、社保什么的，但是面試的企業除了告知工作時間、住宿、加班等，對保障基本閉口不談。
    王偉說，他本來還懷著找個好工作的想法，結果一個月內都沒有找到活，只做了兩次零工，給學校和移動基站刷油漆，總共干了4天，給了300元工錢。現在一天的生活費也要三四十元，他從家里帶來的一點錢花得也差不多了。
    “現在我想找個哪怕差點的、但時間能長點的工作，咬牙也做了。”王偉說，“快要到秋天了，我心里很著急，今年過年前如果賺了錢就回去，賺得少就干脆在這里過年。”
    王偉說，在溫州這邊他感過一次冒，但是大醫院太貴根本看不起，他只能去旁邊的小診所買藥，總共花了32元，這周圍的小診所很多，都是打工的人去看病。
    王甌翔(溫州市勞動保障局職業介紹指導服務中心副書記)：溫州市外來務工人員有327萬人，在溫州各類用工單位中，農民工占到了80%-90%，其中中小企業的一線員工幾乎都是外來農民工。
    企業用工管理不規范，勞動時間長、工作環境差。用人單位平均用工時間長達10個小時，重活、臟活、難活、險活大都是農民工承攬，少數單位根本沒有安全保護措施，對農民工的人身安全構成威脅。
    周德文(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目前在溫州享受勞動保障的外來務工人員所占比例很低，最多有30%的工人享受社會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