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宿州農村,一些鄉鎮提出,對于農民工創業要敢于“村村點火,處處煽風”。有的干部對此表示憂慮,擔心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大力興辦鄉鎮企業的教訓重演。也有的干部認為,農民工返鄉創業就是民營經濟,沒有必要另提口號,再搞一套。記者就此與農民工創業者、基層干部進行座談,他們對以上看法表示了不同意見。
大辦鄉鎮企業時出現的問題不會重演
上世紀90年代初,安徽各地農村大辦鄉鎮企業,不顧實際地大干快上,全省鄉鎮企業連續幾年以增長百分之百的速度遞增。結果虛火一退,人去廠亡,留下了上千億元債務,讓大部分鄉鎮10多年沒緩過勁來,農村經濟大傷元氣。對這一慘痛的教訓,許多人至今記憶猶新,因此,他們生怕當前大力促進農民工返鄉創業也重蹈覆轍。 采訪中許多鄉鎮干部、農民工創業者告訴記者,鄉鎮企業與農民工創業不只是名稱不同,更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其理由主要有三條。 投資主體變了。記者在宿州采訪期間接觸到的幾十家農民工返鄉創辦的企業,沒有一家有政府資金的參與,全部由創辦者自籌資金,自負盈虧,自擔風險。其生產經營狀況受到親友的嚴厲監督。在現有金融體制上,創辦者投入的每一分錢,都要用自己的儲蓄、房子抵押和個人信用做擔保,這與當年大辦鄉鎮企業時大肆揮霍銀行貸款和不分責任地以三分、四分的高息從民間借貸完全不同。 針對性強了。農民工返鄉創業者經歷十幾年的市場經濟洗禮,對創辦什么樣的企業、辦什么樣的規模、銷售渠道在哪里都胸有成竹,大部分經過了長期準備,與當時辦鄉鎮企業時一些鄉鎮迫于上級考核指標的壓力,盲目上馬企業的情況大為不同。特別是鄉鎮企業的主導者是鄉鎮和村干部,對企業運轉規律并不熟悉。而回鄉創業的農民工則是從企業摸爬滾打出來的,幾乎在企業創辦之前,銷路已經定好了。 政府引導方式轉變了。過去在大辦鄉鎮企業時,政府要訂計劃,定指標,對干部實行一票否決制。導致一些干部為政績搞虛報浮夸,現在農民工返鄉創業都是自發的,強迫也強迫不來,干部主要是搞服務,給企業提供方便。
農民工創業有自己的方式和路徑
農民工返鄉創業是否就是一般的民營經濟?靈璧縣委書記何志中認為,農民工返鄉創業是特殊的歷史現象,需要從城鄉統籌發展的全局來觀察。農民工是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創業所使用的也是特定的資源。雖然屬于民營經濟范疇,但他們的創業路徑和方式與一般的民營經濟又有所不同。 資金來源與一般的民營企業相異。據記者調查,他們的資金來源主要是四個部分:一、外出務工的積蓄和朋友間的資金拆借。二、家族內部的資金支持,包括幫助進行資金借貸。三、原受雇企業老板的資金與設備支持。四、親屬的商品房抵押貸款。此外,農民工返鄉創業還有一個輔助的資金來源,就是小額信用貸款。雖然規定貸款額度最高不超過1萬元,但創辦者有時會通過親友廣泛動員社區群眾幫助借貸。有一戶企業在擴大生產規模時,竟用了100戶家庭的身份證,從農村信用社貸出了100萬元。 企業經營的范圍和規模有特定性。農民工返鄉創辦的企業開辦時大部分是微小企業,最初的投資有三五萬元的,有幾十萬元的,超過百萬元的占很小的比例。由于農村的勞動力的雇用、原材料的采購方式靈活多樣,企業開辦時的投資額對企業的發展速度影響比較小。農民工創辦的企業還有一個特點,就是生產技術橫向擴散、轉移比較快,很容易形成一村一品、一鄉一品的小集群規模。 農民工返鄉創業者對企業的利潤追求一般并不高。主要依靠低廉的勞動力和原材料賺錢,與原被雇用企業有著上下游關系,表現出城市工業進一步下移的特征。這使得農民工返鄉創辦的企業表現出銷售渠道比較穩定、利潤率比較穩定、技術比較穩定的特點,雖然是處于產業鏈的最低端,但對農民來說,創業變得簡單易行,容易掌握。
草根性是農民工返鄉創業的活力之源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農民工創辦的企業所以發展迅速,主要源于其自身的草根性。企業融資、用工、場地的成本低,使得返鄉創業的農民工除了設備之外基本上不用進行固定資產的投資。比如廠房,一般使用自己家的庭院,場地不夠了,就把院墻打開,和鄰居家的庭院連成一體,租金價格一年只有幾千元,即使是租用廢棄的村部和敬老院,一般年租金都在一萬元以內。支河鄉王塘村的戚廷軍告訴記者,如果搬到園內去,即使土地成本不增加,用工成本會大大增加,招募農民工也不方便。 事實上,農民工返鄉創業的成本低,主要得益于家族、親友和鄉親的幫忙。親情、鄉情的紐帶,同時也促進了返鄉農民工企業的技術擴散,形成松散的聯合體。比如支河鄉的19家小食品企業,生產同一種產品,其技術和銷售渠道都源于一個帶頭人。這種一人帶出一大片在宿州市農民工返鄉創業中相當普遍。靈璧的尹集、碭山縣周樓等鄉鎮都是如此。 農民企業的草根性,不僅降低了進入的成本,同時也降低了企業退出成本,基本上只要把設備轉讓出去就行了。墉橋區勞動和就業保障局局長李再勝說,農民工返鄉創辦的企業,看上去不那么規范,但它以低投入、低成本、低技術贏得了自己的生存空間,現階段讓它們規范運營、規范管理,反而會令它們失去了自身優勢而阻礙了它們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