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炒房團”、“炒煤團”到“炒棉團”，溫州游資的動向始終牽動著人們的神經。然而當經歷了數次市場困境之后，追逐高額利潤的“炒棉團”，最終卻成了埋頭“做實業”的投資者，沖動的“熱錢”似乎也變得理性十足！
　　面對新的滯銷困局，新疆棉花還能拉動多少民間資金？溫州棉商又是如何看待曾讓自己折戟的“白金”？　

“炒棉花”變成“做實業”

　　“原打算賺一把就走，沒想到最終卻做成了實業！”在昔日“炒棉團”中，溫州棉商陳時文的結局極具代表性。
　　2002年秋，溫州民間資金大規模涌入新疆棉花收購加工領域，甚至連一些不產棉的地方都出現了數量眾多的軋花廠。據一些業內人士估算，在新疆收購棉花的溫州民間資金最多時超過了100億元人民幣。
　　“當時幾乎所有溫州投資者都認為這個行業回報穩定、利潤高。”陳時文說。僅一年后，市場就給沖動的“熱錢”上了一課。由于進口棉花的時間和數量過于集中，2004年中國棉花價格急劇下跌，主營棉花的企業因此普遍虧損，溫州棉商也損失慘重。
　　有“白金”之稱的新疆棉花讓眾多溫州投資者又愛又恨！陳時文說：“進入新疆第一年，棉花確實讓我們賺了大錢，但隨后大多數資金被困，許多人至今仍未收回投資，只好繼續為棉花‘費心’。”
　　從追逐高額利潤，到被迫埋頭“做實業”，反映出大量民間熱錢缺乏出路的現實。特別是在“投機”碰壁后的“去留”問題上，溫州棉商們顯得極為理性。溫商李長亮說：“在沒有更好的選擇之前，我們只能從事自己相對熟悉的行當，盡管現在經營棉花利潤微薄，但這畢竟是個相對穩定的產業，更何況我們已為此付出了昂貴的學費！”

“炒棉團”擊潰“二政府”？

　　盡管沒有人否認溫州棉商在新疆棉花流通中仍占據重要地位，但業界針對他們的指責始終沒有停止。一些老牌棉麻公司至今仍在抱怨：“溫州企業過多，擾亂了市場！”
　　我國棉花收購市場放開后，民營企業打破了供銷社系統棉花收購企業原先的獨家壟斷局面，特別是溫州游資的介入使競爭更加激烈。由于新疆各級棉麻企業多數未進行改制或改制不徹底，冗員多、歷史包袱重，經營狀況普遍不容樂觀。
　　多年來，有棉花收購主渠道之稱的各級棉麻企業負擔著一定的政府職能，甚至曾被眾多棉農稱為“二政府”。一些地方官員和棉麻公司負責人擔心一旦各地棉麻公司垮了，農民的利益難以保障。新棉集團一度有過這樣的抱怨：“市場不好的時候，這些民營企業誰都不會收，農民的棉花賣給誰？還不得我們‘主渠道’來給政府解憂。”
　　對此，李長亮認為，民營企業不可能擔負這樣的社會責任，也擔負不起，畢竟要盈利才能生存；但他同時表示，“這種擔心其實是多余的，近年國內棉價波動幅度如此之大，但自從民間資金介入這個行業，可曾再聽說有壓級壓價的現象？這些變化就是競爭帶來的。”
　　在民營企業的沖擊下，除兵團之外，供銷社系統企業的所謂棉花收購主渠道的地位在新疆不少棉區已逐漸喪失。李長亮說：“是他們落后的觀念和‘等、靠’的習慣把自己打垮的，如果國家政策能同樣支持我們，民營棉花企業早就成長為新的主渠道了。”

新舊企業苦樂不均 公平競爭化解“賣難”

　　事實上，民營棉花經營企業要取代主渠道的地位為時尚早。據一些溫州棉商反映，在與棉麻公司的競爭中，“新舊企業”互有優劣：棉麻企業固然包袱沉重，但目前民營棉花企業面臨的障礙更多。
　　溫州棉商的收購資金雖然有保障，但利息過高，這對只有微利的棉花加工企業來說難以承受。溫州棉商鄭應多說，他每年的收購資金絕大多數來自溫州老家，月息都不少于1%，更不用說高利貸了。“這意味著借1000萬元，每月就要付出10萬元的利息。而各級棉麻公司的資金主要來源于農業發展銀行，利息要低得多。”
　　盡管按照國家政策，經過技術改造符合質量檢驗體制改革要求的棉花加工企業都可以申請使用農發行的政策性資金，但實際上，只有極少數民營企業能從農發行貸到款。
　　而棉花“運難”更讓他們頭痛不已。目前鐵路部門運送出疆棉花的車皮絕大多數只能保“主渠道”企業。每年為了把棉花運出去，民營企業不得不花高價才能弄到車皮。鄭應多說，每個車皮兩三千元的“手續費”由企業和客戶協商分擔，每噸棉花的成本至少因此增加百元，而棉麻公司卻沒有這樣的重負。
　　鄭應多說：“同樣的市場環境，民營企業為何不愁銷路，還能盈利，而他們總需要國家照顧，這難道不值得反思？”溫州棉商們認為，只有徹底打破資源、資金、政策等不平等待遇，實現“新舊企業”公平競爭，新疆棉花才能真正自強、自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