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去年以來全國范圍內的豬肉價格大幅上漲，引起了社會各界對生豬生產的空前關注。本報記者最近深入我國生豬產銷大省四川采訪時發現，在市場、疫病雙重風險以及農村勞動力大量外出等因素的影響下，我國延續數千年的以“散戶”養殖為特征的傳統養豬模式，正在發生歷史性的變革。本報記者對此做了調查。

　　為了有效抵御市場和疫病兩大風險，促進生豬產業健康發展，成都市在全國率先發動的這場生豬產業化、現代化革命，已經開始沖破幾千年傳統的小農經濟模式，正在構建的新型生產力格局，已經引發的農村生產關系大變革苗頭，值得密切關注。

生豬運銷大戶正在裝車運豬。新華社記者 齊海山 攝

散戶逐漸減少、規模戶增多，已成為大趨勢

　　對于以生豬為代表的畜牧產業而言，最大的風險是市場風險和疫病風險，兩大風險具有強大的破壞力。傳統的以戶為單位的散戶養殖模式，無法解決排污、環保等難題。
　　四川廣漢市綠松養殖場總經理羅杰松算了一筆賬：“我們場一頭種豬的18針次疫苗，要花50多元；商品豬打三次，花17元至18元。但有個特殊情況，不少疫苗并不是以每頭豬的劑量來散裝的，有些疫苗特別是進口疫苗，是按40頭的劑量包裝的。對散戶而言，養一頭或幾頭，都得買一瓶，一組疫苗要全套買齊，得花2000多元。”
　　羅杰松的結論值得參考，他說：“散戶不可能為幾頭豬去花大價錢買藥，基層政權也不可能為千家萬戶的每頭豬打那么多次針。因此，散戶養豬，不死亡、不發病純屬僥幸。”
　　基層干部分析認為，加之農民外出務工和農村勞動力減少，農民向城鎮和城市轉移，散戶逐漸減少已成為農村大趨勢。農民務工掙錢、規模養殖場為社會提供生豬商品，正在形成農村新的生產力格局。

成都模式：養豬社區化、農民股份化

　　為解決散戶養殖商品豬的市場風險和疫病風險，成都在今年啟動的生豬產業化改革實踐中，探索出了一套有效的解決辦法，即養豬社區化、農民股份化，并在此基礎上開始形成新的生產關系格局。
　　記者解剖了大邑縣華悅生態公司養豬場模式，據公司技術經理陳弟華介紹，正在擴建的年產兩萬頭養豬場，基建投資500萬元。資金比例是按3：3：4的結構，即農民入股30%、村集體入股30%，企業入股40%。
　　在這個利益共同體中，村集體通過向大邑縣現代農業投資公司借款入股，農民則以土地和現金入股，土地指養豬場所占用的土地。現金每股1000元，最低1股，最高不超過10股。陳弟華說：“對股份數量限制的目的，是政府確保大家都有股份，惠民面要大。預計每股分紅300元，其中村集體分紅可達到8萬至20萬元的水平，用于村上各種公益事業。”
　　對經濟困難的農戶，則把每個規模養殖場建設中由政府補助的20萬元量化到他們身上。如此一來，絕大多數散戶以股份形式擁有了分紅的權力，解決了增收和吃肉的難題。
　　對這種農民股份化、養豬社區化的新型生產關系格局，基層干部形象地概括為“農民養豬不喂豬，農民有豬不見豬”，并稱這是新農村的寫照。

村級政權歸位，新生經濟組織協調各種利益主體

　　在這場催生新的生產力主體、衍生新的生產關系格局的生豬產業化大變革中，最基層的村級政權開始退出經濟活動，其利益保障以股份形式體現，同時回歸政權本位，只履行提供和保障公開、公平、公正的發展環境的職能。而企業、村集體、農民三方的利益關系，則由各村成立的生豬專業合作組織協調。
　　據成都市農委介紹，企業、生豬專業合作組織都可以作為項目實施主體，但村委會不能作為實施主體，只能以股東身份參與。市場(包括縣級)補助資金，一律要量化到農民，量化方式主要有四種：
　　一是村委會與業主共同成立生豬專業合作社，村委會作為股東將財政補助資金直接量化到每個村民，并將每年的紅利再量化到每個村民。如蒲江縣的模式。
　　二是村民成立生豬專業合作組織，合作組織攜政府補助資金入股養豬場，再將每年的紅利量化到村民。
　　三是召開村民大會，村民推舉村委會成員作股東代表，攜補助資金入股養豬場，按股分利后再將紅利量化到村民。如龍泉驛區和新都區。
　　四是業主和村委會共同成立生豬專業合作組織，政府補助資金作為村委會的股本金，合作組織保底分紅給村委會，村委會再量化到村民。如雙流縣、都江堰市等。
　　成都市農委副主任柯建國博士認為，成都市的實踐表明，這場變革旨在探索、培育和大力扶持新的生產力，以適應現代畜牧業和市場主體。過去是農戶經濟，今后是農戶、集體、企業等要素共同形成新的生產力，如合作社、規模化種豬場，規模化養豬場、加工企業等等。
　　柯建國說，成都的實踐，將通過探索和建立新的生產關系，提高畜牧業的組織結構。成都規定，在現代養殖企業中，龍頭企業股份不能少于40%，農民的股份不得大于60%。與前幾年“公司加農戶”模式不同的是，過去是合同關系，違約追究很難；現在是股份關系，各方面都是真正的利益主體，這種新型的合作制，有公司出面面對市場，有龍頭企業出面組織生產，農民有了自己的組織并按章程實施選舉、監督和分配，符合國際上的成熟模式。
　　記者了解到，在都江堰市等基層區、市、縣，有關部門已迅速借鑒這一模式，把它運用到獼猴桃等水果和蔬菜等其它種養業上。新型的、有效保障農民利益的農村社會生產關系，正在農村許多領域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