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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的養豬模式正在形成新的生產力格局[圖]
      四川生豬產業調查(下)
          2008-04-08    本報記者:蔣作平 江毅 楊三軍    來源:經濟參考報

        編者按
         
      去年以來全國范圍內的豬肉價格大幅上漲,引起了社會各界對生豬生產的空前關注。本報記者最近深入我國生豬產銷大省四川采訪時發現,在市場、疫病雙重風險以及農村勞動力大量外出等因素的影響下,我國延續數千年的以“散戶”養殖為特征的傳統養豬模式,正在發生歷史性的變革。本報記者對此做了調查。

        為了有效抵御市場和疫病兩大風險,促進生豬產業健康發展,成都市在全國率先發動的這場生豬產業化、現代化革命,已經開始沖破幾千年傳統的小農經濟模式,正在構建的新型生產力格局,已經引發的農村生產關系大變革苗頭,值得密切關注。

      生豬運銷大戶正在裝車運豬。新華社記者 齊海山 攝

      散戶逐漸減少、規模戶增多,已成為大趨勢

        對于以生豬為代表的畜牧產業而言,最大的風險是市場風險和疫病風險,兩大風險具有強大的破壞力。傳統的以戶為單位的散戶養殖模式,無法解決排污、環保等難題。
        四川廣漢市綠松養殖場總經理羅杰松算了一筆賬:“我們場一頭種豬的18針次疫苗,要花50多元;商品豬打三次,花17元至18元。但有個特殊情況,不少疫苗并不是以每頭豬的劑量來散裝的,有些疫苗特別是進口疫苗,是按40頭的劑量包裝的。對散戶而言,養一頭或幾頭,都得買一瓶,一組疫苗要全套買齊,得花2000多元。”
        羅杰松的結論值得參考,他說:“散戶不可能為幾頭豬去花大價錢買藥,基層政權也不可能為千家萬戶的每頭豬打那么多次針。因此,散戶養豬,不死亡、不發病純屬僥幸。”
        基層干部分析認為,加之農民外出務工和農村勞動力減少,農民向城鎮和城市轉移,散戶逐漸減少已成為農村大趨勢。農民務工掙錢、規模養殖場為社會提供生豬商品,正在形成農村新的生產力格局。

      成都模式:養豬社區化、農民股份化

        為解決散戶養殖商品豬的市場風險和疫病風險,成都在今年啟動的生豬產業化改革實踐中,探索出了一套有效的解決辦法,即養豬社區化、農民股份化,并在此基礎上開始形成新的生產關系格局。
        記者解剖了大邑縣華悅生態公司養豬場模式,據公司技術經理陳弟華介紹,正在擴建的年產兩萬頭養豬場,基建投資500萬元。資金比例是按3:3:4的結構,即農民入股30%、村集體入股30%,企業入股40%。
        在這個利益共同體中,村集體通過向大邑縣現代農業投資公司借款入股,農民則以土地和現金入股,土地指養豬場所占用的土地。現金每股1000元,最低1股,最高不超過10股。陳弟華說:“對股份數量限制的目的,是政府確保大家都有股份,惠民面要大。預計每股分紅300元,其中村集體分紅可達到8萬至20萬元的水平,用于村上各種公益事業。”
        對經濟困難的農戶,則把每個規模養殖場建設中由政府補助的20萬元量化到他們身上。如此一來,絕大多數散戶以股份形式擁有了分紅的權力,解決了增收和吃肉的難題。
        對這種農民股份化、養豬社區化的新型生產關系格局,基層干部形象地概括為“農民養豬不喂豬,農民有豬不見豬”,并稱這是新農村的寫照。

      村級政權歸位,新生經濟組織協調各種利益主體

        在這場催生新的生產力主體、衍生新的生產關系格局的生豬產業化大變革中,最基層的村級政權開始退出經濟活動,其利益保障以股份形式體現,同時回歸政權本位,只履行提供和保障公開、公平、公正的發展環境的職能。而企業、村集體、農民三方的利益關系,則由各村成立的生豬專業合作組織協調。
        據成都市農委介紹,企業、生豬專業合作組織都可以作為項目實施主體,但村委會不能作為實施主體,只能以股東身份參與。市場(包括縣級)補助資金,一律要量化到農民,量化方式主要有四種:
        一是村委會與業主共同成立生豬專業合作社,村委會作為股東將財政補助資金直接量化到每個村民,并將每年的紅利再量化到每個村民。如蒲江縣的模式。
        二是村民成立生豬專業合作組織,合作組織攜政府補助資金入股養豬場,再將每年的紅利量化到村民。
        三是召開村民大會,村民推舉村委會成員作股東代表,攜補助資金入股養豬場,按股分利后再將紅利量化到村民。如龍泉驛區和新都區。
        四是業主和村委會共同成立生豬專業合作組織,政府補助資金作為村委會的股本金,合作組織保底分紅給村委會,村委會再量化到村民。如雙流縣、都江堰市等。
        成都市農委副主任柯建國博士認為,成都市的實踐表明,這場變革旨在探索、培育和大力扶持新的生產力,以適應現代畜牧業和市場主體。過去是農戶經濟,今后是農戶、集體、企業等要素共同形成新的生產力,如合作社、規模化種豬場,規模化養豬場、加工企業等等。
        柯建國說,成都的實踐,將通過探索和建立新的生產關系,提高畜牧業的組織結構。成都規定,在現代養殖企業中,龍頭企業股份不能少于40%,農民的股份不得大于60%。與前幾年“公司加農戶”模式不同的是,過去是合同關系,違約追究很難;現在是股份關系,各方面都是真正的利益主體,這種新型的合作制,有公司出面面對市場,有龍頭企業出面組織生產,農民有了自己的組織并按章程實施選舉、監督和分配,符合國際上的成熟模式。
        記者了解到,在都江堰市等基層區、市、縣,有關部門已迅速借鑒這一模式,把它運用到獼猴桃等水果和蔬菜等其它種養業上。新型的、有效保障農民利益的農村社會生產關系,正在農村許多領域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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