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秋天，當今樂壇最引人關注的華人青年鋼琴家郎朗出版了他的新作《黃河之子》，盡管這是一部純粹的中國音樂作品集，曲目也是在中國錄制的，但出版方卻是德國著名的DG唱片公司，甚至連錄音設備也是從德國空運到的北京。
    進入工業化時代，藝術家的成就便與商業操作密不可分。唱片作為載體，成為了提高藝術家知名度的主要手段。唱片公司的實力自然也成了藝術家選擇“東家”的標準。記者注意到，相當多的中國音樂家在成名后選擇了與國外唱片公司簽約出版作品，對于剛剛慶祝了百年誕辰的中國唱片業，這不能不說是種遺憾。

中國音樂家“東家”在海外

    記者從不久前落幕的北京國際音樂節上了解到，當代中國音樂界頂尖的藝術家中，葉小綱已成為國際著名的“朔特”音樂出版社的簽約作曲家；大提琴家王健則是中國簽約DG唱片公司的第一人，2005年，DG公司推出了他演奏的“巴赫大提琴無伴奏組曲”，使他在音樂界聲望大增，獲得好評如潮；至于譚盾，他的《千禧年》、《交響曲1997》均出自索尼唱片公司之手。
    環球、華納、百代、索尼等幾家著名的唱片公司，旗下聚集了全世界最強大的音樂家陣容，許多藝術家都以能與之簽約而感到榮耀。事實也證明，只要簽約這些公司，音樂家未來的道路就自有人去開拓和安排：到主流劇場去演出、與知名樂團合作、在權威媒體上適時宣傳。由此，與這些外國大唱片公司簽約，成為了每個音樂家的夢想。著名唱片評論家陳立不由感嘆道：“中國唱片工業水平與國外相比，差距實在巨大！”

制作方急于收成本無力進行藝術加工

    古典音樂界情況令人擔憂，流行音樂界的情形同樣不容樂觀。無論是港臺，還是內地，流行音樂人都沒能走出模仿歐美音樂的怪圈。一位樂迷滿是遺憾地說：“可以看得出，制作方急于收回成本，僅僅滿足于占領國內市場，自然無力在藝術加工上精雕細刻，精益求精。”
    中國音像協會秘書長王巨毫不留情地批評國內音樂界：“原創力低下，內容質量太小兒科了。”
    唱片業不景氣，加之布局不合理，使得經營唱片利潤微薄。一般歌手做一張唱片大約需要80萬元至100萬元，其中制作費用就占了四五十萬元，余下的部分多用于推廣，唱片本身的利潤其實平均每張只有幾元錢，這也就無怪乎唱片公司會把主要精力放在組織個唱、形象代言等活動上，而忽略了對于歌手核心競爭力的塑造。
    陳立認為，沒有強大的資本支持，又缺乏走出國門、進軍全球市場的眼光，使得中國唱片企業處于分散經營的“小作坊”狀態。
    那么，具有鮮明特色的中國民樂的傳播能否為中國唱片業注入活力呢？《喜洋洋》這樣的民樂精曲無疑已成為中國樂團在國外巡回演出時的必演曲目，但在全球音樂市場上，有關中國民樂的唱片卻依舊難覓蹤影。
    業內專家指出，伴隨中國經濟地位的提升，中國的文化影響力與日俱增，對中國感興趣的外國人也越來越多，但是音樂是文化中最抽象的符號語言，外國人對于5000年積淀起來的中國音樂，自然很難深切了解其中精髓，至多也就是聽個熱鬧。若希望將其培養成為中國文化產品的消費者，尚需時日。

體制上矛盾成癥結所在

    采訪中，一組數據引發了記者的關注。我國音像制品的發行量排名世界前列，但總產值卻遠遠落后于其他國家。2004年，美國唱片銷售總額為121億美元，日本為51億美元，而我國整個音像業的發行總額為21.55億元人民幣(不足三億美元)。
    在唱片業發達的國家，音像品制作已經形成了成熟而健全的產業鏈，從作曲家創作、到與樂隊的配合，從包裝定位、到推廣，都有專門的從業人員參與其中。陳立告訴記者，在國外，一張唱片問世前，唱片公司通常會充分研究銷往地的市場情況，并為唱片制作精美的特別版以進行市場預熱，吸引當地樂迷的關注，從而產生預期的廣告效應和市場期待。百代唱片公司不久前就在推出莎拉·布萊曼新唱片前，專門制作了一張以記載莎拉·布萊曼的日常生活和經典作品為主的DVD，隨新唱片一同限量發行，這張DVD在“莎迷”中引起了熱烈反響。
    相比之下，國內唱片業的格局則顯得多少有些混亂。在舊有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各地方交響樂團很少灌制唱片，即使有出品也是為了完成宣傳任務。為數眾多的音樂出版社受體制制約發展緩慢，很多制作單位缺乏必要的技術設備，更談不上制作精良的音樂作品。這就使得為數不少的國內音樂出版社因無力開發新的音樂作品而以買賣版號為生。相比之下，一些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發展起來的民營唱片公司，盡管已承擔了音樂制作、發行等關鍵環節的工作，但卻沒有出版許可權。業內人士認為，體制上的矛盾，是中國唱片業的癥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