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是一個極富遠見的政治家,也是不少政治新概念的始創者。在不久前我旁聽的一次演講中,佐利克又發表新論,聲稱“第三世界”的概念已經終結,世界經濟正進入新多極時代。 談論多極世界應該不算太過新鮮,但宣告“第三世界”終結,卻頗有振聾發聵之意。在佐利克看來,1989年蘇東劇變、冷戰結束,使得“第二世界”陣營土崩瓦解;1999年國際金融危機,則又使“第三世界”成為歷史,因為“我們正在處于一個新的、快速演變的多極世界經濟”。 在國際政治經濟領域,“三個世界”通常有兩種劃分辦法,第一種是毛澤東的觀點,即美國和蘇聯是“第一世界”,廣大發展中國家是“第三世界”,夾雜在這兩個世界中的國家為“第二世界”;第二種則是西方的流行說法,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是“第一世界”,蘇聯等共產主義國家是“第二世界”,發展中國家是“第三世界”。佐利克口中的“第二世界”,應該就屬于后一種劃分辦法。 不管是哪種劃法,“第三世界”原先指代的都是屬于“南方陣營”的窮國。但一個也不容否認的事實是,在過去幾十年,“第三世界”經濟發展突飛猛進,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大為提高。按照佐利克的說法,一些發展中國家已成新興經濟強國,一些國家正在成為新的增長級,當然,還有一些國家仍在新體系中獲取發展機會。 今天我們常說的“金磚四國”——中國、俄羅斯、印度和巴西,就包含了當初屬于“第一世界”或“第二世界”(取決于不同的定義)的俄羅斯,和原來“第三世界”的中國、印度和巴西;而正成為世界經濟主要磋商平臺的20國集團,則涵蓋了當初“三個世界”的主要國家。 可以說,當前是“第三世界”整體崛起的時代,佐利克就指出,在中國、印度等這些經濟大國崛起的同時,其他許多發展中國家經濟也在迅速發展:東南亞中等收入人數已達到6億,中東已成為世界重要的資金來源,拉美和加勒比地區在2002至2008年間有6000萬人脫貧,而非洲正成為一個潛在的經濟增長點。 世界格局由此正在發生深刻而深遠的變化。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就使國際社會普遍認識到,光由發達國家組成的G7或G8不可能獨立應對危機,必須將主要發展中國家包含在內。佐利克就指出,“危機中誕生了現代意義的二十國集團”。 與之相對應的,中國、印度、巴西等主要新興經濟體則開始承擔更多的責任,比如這些國家正成為IMF增資的重要來源。出身工會領袖的巴西總統盧拉就感慨,在過去20年中,他歷次抗議大多會要求“IMF滾出去”,但“現在,(我的)財政部長說,我們將借錢給IMF。” “第三世界”的崛起和分化,確實使“第三世界”和以前已大不一樣。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目前的GDP總量,甚至超過絕大多數發達國家。在不久前的世行投票權改革中,原先為“第三世界的”中國一躍成為繼美國和日本之后的世行第三大股東國。 “第三世界”變富了、變強了,變得讓西方再不敢小覷了。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國家取得成就的背后是龐大的人口規模和薄弱的經濟基礎,其人均GDP仍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他們仍面臨著嚴峻的發展任務,他們仍然只能算是發展中國家。如果以這些國家不再屬于“第三世界”,進而要求他們承擔不切實際的責任,這不僅有違公平,更顯露出一些發達國家推卸責任的意圖。而這,其實從全球氣候變化等許多國際問題上已露出端倪。 一個國家的富強,既要看國家經濟總量,但更要看人均GDP以及整體社會和諧程度。隨著過去幾十年的經濟發展,一些發展中國家經濟總量確實可以和發達國家平起平坐,他們承擔與之相應的責任和義務自然合理;但從人均GDP看,這些國家依然屬于“第三世界”,作為欠發達國家意義上的“第三世界”概念還遠沒有過時,無端拔高這些國家的經濟地位,不過是一劑“迷魂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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