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經濟學家奧利弗·威廉森和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因在經濟管理分析方面所作的貢獻而獲得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新華社發）

    提要:從表面上看，當前經濟危機似乎是斯密、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失敗，是馬克思、凱恩斯和波蘭尼的勝利，但危機根源遠非在于自由市場不受監管，而可能是考慮欠周的政府舉措扭曲了市場。因此，政府合法的應急措施不能變成固定做法，熊彼特的“創造性毀滅”說法是今年最常提起的一個詞。而所有關于進化和生存適應性的觀點都使人想起達爾文。

　　日前，美國《外交政策》雜志刊登哈佛大學歷史教授尼爾·弗格森的一篇文章，分析了經濟危機一周年來經濟理論的交鋒情況，文章認為，在所有經濟學者中，最大的輸家是有效市場理論的倡導者，而最大的贏家屬于奧地利經濟學派。
　　弗格森的文章說，沒有什么能夠像一場實實在在的重大經濟危機那樣，將預言大禍臨頭的卡珊德拉們與認為一切都將盡善盡美的邦葛羅斯們、將帶來厄運的天啟騎士與大口喝著酷愛飲料的樂天派區分開來。不，去年的情形表明，在可能存在的最完美世界中，并不總是能做到圓滿收場。相反，我們可能會走向毀滅。
　　文章評價道，在這樣的時候，我們應該記住，今天的大多數智者不過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矮子。這樣說來，如果他們在死后能夠發送電子郵件，哪些偉大的思想家會給我們發來主題為“我告訴過你們”的電子郵件？又有哪些思想家會選擇離線？
　　文章說，比如，這對亞當·斯密和他的“看不見的手”理論來說是艱難的一年。在他看來“看不見的手”會通過個人在不受束縛的市場上采取的行動，引領全球經濟向前、向上發展，走向新的繁榮富裕的頂點。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這一年對卡爾·馬克思則是個好年頭，他一直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內部的矛盾，特別是它往往加劇財富分配不均的特點，會導致危機和最終的崩潰。還要特別提到20世紀初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魯道夫·希法亭，他的《金融資本論》預見到了“大到不能失敗”的巨型金融機構的崛起。
　　可能與亞當·斯密一樣陷入尷尬沉默的還有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他曾在1944年警告說，福利國家會讓西方走上“通往奴役之路”。目前，美國政府可能下令擴大醫療保險的覆蓋范圍，在這種情形下，哈耶克的這種擔憂似乎已經消退，至少在美國民主黨內部是這樣。另一方面，這對哈耶克的老對頭——約翰·梅納德·凱恩斯來說則是極好的一年，他1936年的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已經成為試圖通過財政刺激手段降低失業率的財政部長們所信奉的新圭臬。他的傳記作者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為“大師歸來”歡呼雀躍。自封為凱恩斯在地球上的代表的《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保羅·克魯格曼則堅稱，對凱恩斯理論的應用——體現為巨額政府赤字——讓全世界免于陷入又一場大蕭條。
　　文章認為，今年的經濟理論交鋒對于自由市場經濟學領域的泰斗米爾頓·弗里德曼來說實在不妙。弗里德曼有過一個著名的定義“通貨膨脹是無時無處不存在的一種貨幣現象，它只有在資金數量增加的速度超過產出時才會出現。”話雖如此，自2008年9月以來，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就一直在瘋狂地印制美元，讓美國的貨幣基數增加了一倍以上。而通貨膨脹呢？目前的消費價格增長率為負2%。最好還是把弗里德曼撰寫的老一套的《美國貨幣史》拋到一邊吧。
　　相反，找本最新版的卡爾·波蘭尼所著的《大轉型》吧。我們確實需要波蘭尼更多地從人類學來解釋繁榮時的過量及衰退時的瘋狂這種角度。否則又如何用古典經濟學來闡釋投資者對伯納德·麥道夫長期經營的“龐氏騙局”的輕信？還有雷曼兄弟公司總裁理查德·富爾德拿個人財富和名譽來豪賭的愚蠢？富爾德認定，和貝爾斯登公司及美林公司不同，雷曼兄弟公司能夠在這場危機中生存下來，而不至于被競爭對手吞并。
　　弗格森說，不過在所有這些學者中，最大的輸家肯定是有效市場理論的倡導者，一些仍然和我們在一起的經濟學家，比如芝加哥大學培養出來的經濟學家哈里·馬科維茨，他提出投資多樣化的理論，認為這是對抗經濟波動的最佳方式；此外還有威廉·夏普，這位資本資產定價模型的創造者。已故的彼得·伯恩斯坦曾高度贊揚他們的“資本觀點”。如今，大量的對沖基金成了廢紙一堆，他們的觀點似乎也沒那么棒了。
　　那么，至少在經濟學家中，最大的贏家是誰？文章認為，要屬“奧地利經濟學派的人”，就像路德維希·馮·米瑟斯這樣的經濟學家，他一直認為信貸導致的資產泡沫是危及資本主義制度穩定的最大威脅。沒有多少美國經濟學家在20世紀晚些時候依然在將這樣的觀點發揚光大，不過有一個觀點不同的人在去世之后成為這場危機的受益者，他就是海曼·明斯基。當芝加哥大學培養的其他經濟學家都在忙著創立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亞當·斯密加應用數學——的時候，明斯基則建立了自己的一套與數學無關的“金融不穩定假設”。
　　不過，如果把一名經濟學說創立人作為2009年最出色的已故思想家，那無疑是錯誤的。作為一個學科，經濟學實在太失敗了，這樣做顯然不合適。相反，我們應該想想歷史學家，因為對于當前這場危機來說，歷史所具有的指導意義要遠遠大于經濟模式的指導意義。弗格森認為，能夠當此殊榮的要數金融史學家查爾斯·金德爾伯格，他根據明斯基的理論，將金融危機的概念通俗化地解釋為五階段進程，從移位到過度交易，到全面的瘋狂，接下來是日益增加的擔憂，最終以恐慌收尾。(通往金融地獄的這五個步驟聽起來也許很熟悉，本來就該如此。我們剛剛經歷過這樣的過程，而且在10年時間里兩次經歷了這樣的過程。)
　　當然，歷史告訴我們的不僅僅是金融事故必將發生這一經驗教訓。最重要的歷史真相之一是，歷史的初稿——由記者和其他同時代人在當時寫就的版本——幾乎總是錯誤的。因此，盡管從表面上看這場危機似乎是斯密、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失敗，是馬克思、凱恩斯和波蘭尼的勝利，但到頭來也許并非如此。這場危機的根源遠非在于自由市場不受監管，而恐怕在于考慮欠周的政府舉措扭曲了市場：或明或暗地為超大規模銀行提供擔保、有失妥當地賦予評級機構大權、實行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對大型保險公司監管不力、從體制上鼓勵草率的抵押貸款，更甭說中央銀行的干預扭曲了貨幣市場。
　　文章舉例：關于避免大批銀行紛紛倒閉的觀點出自弗里德曼而非凱恩斯。是弗里德曼提出，大蕭條水深火熱的主要原因在于美聯儲未能避免銀行倒閉現象大流行。兩年來，給予伯南克啟迪更多的是弗里德曼，不是凱恩斯，這位美聯儲主席實踐了他在弗里德曼去世前不久做出的承諾：不在他的任期內出現“大收縮”。弗里德曼在這種時候也絲毫不會擔心通貨膨脹。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或許是迅速擴充了，但更廣闊范圍內的金錢數量增長緩慢，信貸在收縮。貨幣主義者擔憂的依然是通貨緊縮而非通貨膨脹。
　　從自由市場的角度來看，很重要的一點是合法的應急措施不能變成固定做法。因為西方金融體系的核心機構即便不是由政府實際擁有也是由政府提供擔保不可能是一種健康的事態。最清楚地認識到了與那種國家干預有關的問題的思想家是約瑟夫·熊彼特，他的“創造性毀滅”說法是今年最常提起的一個詞。
　　熊彼特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一書中寫道：“這一啟動了資本主義引擎并使之保持運轉的進化沖動來自……資本主義企業所創造的新型工業組織結構……這個創造性毀滅過程是資本主義最基本的客觀事實。”這場危機無疑在世界上引起了足夠慘烈的經濟毀滅(盡管其創造力目前尚難以察覺)，但在大銀行世界里，毀滅還太少太少，而華爾街現如今惟一具有創造力的就是會計。
　　熊彼特在早些時候撰寫的《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寫道：“這個經濟體系不能沒有最后手段，那就是徹底摧毀那些不可彌補地與無可救藥的不適應事物相關的現有一切。”事實上，他發現經濟中充斥著太多“不適合存在的公司”。這恰好可以準確地描述當今的西方金融體系。
　　文章最后說，所有這些關于進化和生存適應性的觀點都令人想起我們至少應當用2009年的一部分時間來敬仰的已故思想家：查爾斯·達爾文。今年不僅是他的200歲誕辰，也是他發表《物種起源》一書150周年。不妨回顧一下達爾文作品中的經典句子吧：“一切有機生物都面臨著激烈競爭。”“隨著個體數量超過了能夠存活的數量，無論何時都必須為生存而奮斗。”“每個有機生物……都不得不為了活命而奮斗，不得不遭受沉重的毀滅……強勁的、健康的和快樂的會活下來并繁衍不息。”
　　多虧了他的現代后繼者、尤其是理查德·道金斯的努力，我們現在都是達爾文主義者——原教旨主義的世界和由國家擔保的財政領域除外。不是卡珊德拉，也不是邦葛羅斯，達爾文理應高居無論是已故還是活著的現代思想家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