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國家統計局的上半年宏觀經濟數據顯示,經濟增速出現一定程度的回落。這雖在預料之中,但當前喜憂參半的數據很容易增加人們對中國經濟陷入兩難的擔憂。因此,下半年宏調將如何演繹穩定性和可持續性也成為了市場關注的焦點。 毋庸置疑,上半年GDP同比11.1%和二季度10.3%的增長并不低,超過了改革開放30年來年均9.67%的增速。相對于首季度11.9%的偏熱經濟增速,二季度GDP增速的小幅回落客觀上與去年同期基數較高有關,無需過于緊張,更不應由此出臺第二輪經濟刺激計劃;而且二季度GDP增速的回落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經濟過熱的擔憂,應該是政府所期待的結果。 至于二季度經濟增速減緩是否預示著中國經濟減速的開始,我們認為這個趨勢是可以預見的,甚至不排除經濟增速二次回探尋底的可能性。具體而言,上半年的數據顯示,制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回落。 其一,前6個月固產投資同比上漲25%,低于前5月固產投資同比25.9%的增速。這主要是受當前政府經濟刺激支出減緩、房產新政壓低房地產投資和銀監會等相關部門為過度膨脹的地方政府銀行信貸降溫等因素之影響所致。無須諱言,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爆發以來,中國經濟能夠迅速復蘇并持續較快增長,主要依仗中央和地方政府出臺的巨額經濟刺激計劃。這種過度依賴政府投資而推動的經濟增長受到了政府財力等因素的限制而并不可持續。當前,雖然中央政府財政赤字保持在GDP的3%以內,但由于缺乏可以全面反映政府資產負債狀況的政府會計準則,加之中央政府經濟刺激計劃的資金投入主要依賴于地方政府的配套負債,因此,政府經濟刺激計劃的可持續性并非倚重于中央政府的財力,而取決于地方政府籌集負債的能力。因此,今后投資增速穩步回落存在較大可能。 其二,上半年的消費數據也顯示出增長開始乏力的問題。上半年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8.2%,雖比去年同期加快3.2個百分點,但低于前5月18.7%的同比增速。消費對于中國經濟的貢獻度一直較為穩定,并不存在強勁推動經濟增長的可信空間。若考慮當前通脹之影響,當前消費增長并不突出,即若扣除上半年2.6%的CPI增長,簡易匡算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約為15.6%,而且由于居民的消費結構與CPI商品籃子的權重并不相互吻合,如上半年以來農產品(000061,股吧)等價格增長較快,而農產品等日常消費品對居民而言是剛性需求,顯然消費總額的增長并不代表消費量的增長。因此用消費總額這一指標統計消費情況在統計技術上遮蓋了消費結構性問題,存在高估消費的統計偏差。 同時,當前消費總額的穩健較快增長也不具有可持續性:一方面,汽車、家電等以舊換新、下鄉等消費刺激計劃的延續推動了消費的增長,如上半年汽車類消費增長37.1%,家具類增長38.5%,家電類也增長28.8%。然而,政策優惠下的消費刺激帶有消費的跨期交易特征——本來以后買的,因為優惠政策而提前消費了,這必然影響未來相應的消費的。另一方面,居民收入依舊低于GDP增長也牽制著未來消費的容量。上半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總收入同比增長10.2%,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7.5%,均低于GDP增速。收入增長低于GDP和消費增長速度反映居民把更多收入用于消費,這既反映真實通脹要顯著高于CPI的統計數字,又隱射出未來的消費增量空間不會太大。畢竟,在居民收入占GDP比重近年來日益走弱下,讓消費增速再快起來無疑是竭澤而漁。 其三,外需市場不穩定、貿易條件日趨惡化,顯示外需對GDP的支撐依舊不容樂觀。上半年出口同比增長35.2%,進口則為52.7%。其中6月份的出口和進口分別同比增長43.9%和34.1%;相比5月份出口和進口同比增長48.5%和48.3%有所回落。6月份進口增速回落至34.1%反映國內外需市場出現了明顯的減緩態勢——在加工貿易依然占據中國貿易主導地位下,進口是出口的函數,進口下降意味著出口不確定風險增加;而隨著中國要素資源對外依存度日益走高下,進口增長狀況也反映國內投資和消費的狀況,進口較快回落反映國內消費和投資出現了回落跡象,這與6月份PMI持續下降相互映照。 另外,歐債危機的持續蔓延,美歐等經濟回落日益突出,且繼美國推出出口倍增計劃外,英國最近推出了促進出口的政策。這意味更多的國家既開始考慮推出財政刺激計劃的同時,正在重啟“爭奪”外部需求市場的計劃。對中國而言,既意味著外需市場空間將進一步逼仄,又可能面臨貿易條件進一步惡化之局面,事實上最近美國歐盟等已加強對中國產品的雙反頻率,中國貿易條件的惡化已經顯現。因此,穩外需面臨日益復雜的不確定風險。 由此可見,今年中國經濟很可能面臨著前高后低的走勢。站在GDP增長的角度分析,中國經濟確實面臨兩難的發展態勢。但若超越單純的GDP增長指標,經濟的這一兩難將不會成立。當前中國經濟增長是建立在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基礎之上,是凱恩斯計劃與貨幣主義共同促進的結果。但通過凱恩斯計劃+貨幣主義刺激下的經濟增長,經濟二次回落探底是正常之經濟規律。 一方面,受政府財力之影響,凱恩斯計劃只是一種應急之舉,其存在明顯的不可持續性,而且凱恩斯計劃規模越大、時間越長和力度越強,將不可避免地對私人部門產生擠出效應,特別是當前中國的凱恩斯計劃已經出現了明顯的國進民退之現象。若鑒于二季度經濟增速回落再迫不及待地啟動二次刺激計劃,雖然短期內可以剎住經濟增速回落之趨勢,但將導致更大面積的私人部門擠出效應。在外部市場未能預期復蘇,國內收入分配制度未能有效改善導致消費型增長轉型下,將意味著未來經濟面臨更大的滯脹風險。 另一方面,偏離均衡的匯率利率水平,將導致資產價格泡沫和通脹壓力,同時也將導致金融市場資源的錯配和不良資產反彈風險——較低的名義利率和嚴格的利率管制,將導致利率無法真正有效覆蓋市場的風險敞口,很容易出現高風險的領域低成本融資,從而導致大量不良資產的出現。 因此,縱然二季度經濟增速出現減緩態勢,通脹壓力也有所緩和,但這不應成為延緩雙寬松財金政策退出的理據。我們認為,當前應該適當降低對經濟增長速度的追求,容忍經濟增速適度回落。在主動選擇逐漸退出雙寬松財金政策的同時,切實有效地加快壟斷行業的市場化改革,并通過以減稅增效為主的稅制改革,促進私人部門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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