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促進發展模式轉變是第一要務的政策背景下，經濟適度放緩是理性決策的邏輯延伸。如果在刺激政策的負效應尚未消化的情況下，因為擔心經濟增速下滑而再度對經濟進行熱啟動，只會加劇本已相當嚴重的結構失衡。最終導致結構調整的時間窗口一再錯過。假如增長質量能夠逐年提高，7%的增速又有什么可擔憂的？

　　增速放緩可能挑動敏感神經

　　在全球第三次蕭條可能到來的擔憂越來越成為部分經濟學家的共識時，去年以來已經邁上復蘇通道的中國經濟，面對多重約束條件的制約，適度下滑看來難以避免。無論是具有指標意義的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PMI），還是決策部門非常關注的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乃至城鎮固定資產投資，最近兩個月以來都在回落。格外令地方政府擔憂的是，兩大支柱產業——房地產和汽車，正在經歷痛苦期。特別是各地政府極為依賴的房地產，在中央調控政策的作用下，已經失去了往日的狂飆。另一方面，新出口訂單、積壓訂單、進口和就業等分類指數均出現回落。基于上述經濟指標的判斷，中外投行和經濟學家近日紛紛調低中國經濟增長預期。其中最為悲觀預測是將今年第四季度經濟增速下調至8%。

　　增長方式轉變是第一要務

　　面對超出原先預期的國內外復雜經濟局面，決策層在做出刺激經濟政策審慎穩妥退出的表態之后，近來密集調研，試圖摸準下半年乃至今后一段時期宏觀經濟政策的大致脈搏。從目前情況來看，國內關于宏觀經濟政策下一步走向的建議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陣營：一類是主張從緊政策應當告一段落，必要時應當推出新的刺激政策；另一類是主張從緊政策不放松，做好下半年經濟可能回落2至3個百分點的準備。
　　中國經濟究竟應當保持怎樣的增速才是較為理性的選擇？似乎沒有唯一的答案。包括一些決策智囊在內的學者基于30年來中國年均經濟增速9%左右的事實，認為經濟增長的底線應當為8%，倘若達不到這個增速，將很難提供1200萬個左右的就業機會。筆者并不否認這個經驗判斷，也認為在中國經濟增長質量依然較低的情況下，依靠經濟政策的拉動是促進就業和財富增長的必要路徑。只是包括決策層在內的市場主體都應正視的現實問題是：經濟增長從長期來看應是一種內生性的選擇，依賴于市場主體基于既有的約束條件追求成長空間的持續擴大。而從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來看，盡管適度干預是避免市場失靈的必要條件，但充分調動各有關市場主體的積極性才是保持經濟增長的最為關鍵的環節。而回顧中國改革開放31年來的政策實踐，一個非常具有中國特色的增長特征是在制度創新中注重擴大市場主體的行為空間。換句話說，中國民間長期以來被壓抑的營商稟賦由于政府政策空間的解放而大大釋放出來，成為中國保持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動力。但另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政府在推進市場化改革方面仍然是不徹底的，尤其是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進展緩慢，已經成為經濟邁向內生性增長的最大障礙。
　　當然，西方主要發達國家在向服務經濟轉型過程中依然十分重視制造業的發展。政府并不刻意追求在經濟增長中的顯性角色，而是重視擴大企業的邊界，追求全球范圍內的資源配置。在此背景下，美日等國只維持了4%左右的經濟增速，就創造了廣闊的就業空間，進而在完成工業化的過程中大大提高了經濟增長質量。
　　反觀中國，在經濟向人均3000美元階段邁進的關鍵時期，政府在高度依賴投資和出口的同時，并未及時實現增長動力的切換。其結果，盡管成績毋庸置疑，但宏觀經濟風險不斷累積以及經濟內外失衡持續加劇卻是不爭的事實。如今，偏好投資和出口而消費受到嚴重抑制的增長模式越來越成為中國經濟持續均衡增長的負擔。已有研究表明，中國經濟即將進入“U”型經濟周期，其在底部停留的時間取決于經濟體制改革的進展速度，也就是如何將經濟增長拉動引擎轉到消費上來。因此，決策層應當思考的不是短期的經濟增長勢頭可能下滑，而是如何通過確立以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為主線的改革總體思路，來推進結構性改革。

　  確立適應調整的增速

　　筆者認為：在促進發展模式轉變是第一要務的政策背景下，經濟適度放緩是理性決策的邏輯延伸。如果在刺激政策的負效應尚未消化的情況下，因為擔心經濟增速下滑而再度對經濟進行熱啟動，只會加劇本已相當嚴重的結構失衡。最終導致結構調整的時間窗口一再錯過。假如增長質量能夠逐年提高，7%的增速又有什么可擔憂的？
　　時不我待，今后5年，既是中國經濟迎來增長質量全面提升的過渡時期，也是中國經濟能否初步實現增長動力切換的關鍵5年。中國經濟既要保持適度快速增長，更要切實把握戰略轉型的時間窗口，不可一再拖延市場化改革，切實減少經濟戰略轉型的邊際成本。
　　就目前的情況來看，筆者最為擔心的是各級地方政府的增長情結太濃，以至于為了完成8%以上的經濟目標而不惜推遲轉型時間表或者干脆將轉型拋在一邊。筆者呼吁，作為對中國經濟長期發展負有政策設計與協調重任的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理應在鏡鑒往昔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集中海內外真正關心中國經濟發展的經濟學人與有關市場人士的智慧，通過周密論證，拿出一套關于中國經濟戰略轉型的整體性框架來。假如能夠通過系統性的政策設計與有效的執行力將經濟增長的下一個周期建立在結構均衡的邏輯起點上，則中國根本不必在增長的迷霧中徘徊。

（作者系上海外國語大學東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