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規模龐大之外，中國經濟在結構問題上并沒有多少驚人之處，更談不上“另類”。 在相當大程度上，這是經濟發展中的階段性現象。非居民資本存量、單位勞動力資本存量、出口年增長率等指標，日、韓在經濟快速增長期都比今天的中國要高。而中國的這種失衡很可能已達峰值，有望陸續進入下降通道。當然這是個相當緩慢的過程。
　　面對高速上漲的房價，有些人感到無力承受，也不可理解，甚至有人轉而選擇去詛咒高房價。部分學者對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似乎也抱有類似態度。
　　經常能看到這樣的觀點：中國經濟增長是浪費式的和低效率的，不可持續。這類觀點通常指向的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基礎，是高投資、高出口、高能耗、高順差、低消費、低收入增長、低城市化、收入不平衡、地區差距大、金融壓抑，或許還有開頭提到的高房價。這構成了對中國模式的擔憂和困惑。與其他主要經濟體相比，中國的這組特征是不尋常的。印度是他們津津樂道的參照系。不少學者也更認可印度的經濟模式。值得提及的是，房價是中印比較中被忽視的因素。一家專業房地產調查公司“全球房產指引”，6月提供了對全球超過110個主要城市核心城區所做調研的結果，印度第一大城市孟買的房價是中國第一大城市上海的1.75倍（孟買每平方米9542美元；上海是5449美元）。在國際上，隨著中國經濟影響力的增強，中國的經濟失衡，在很多人眼里成了國際經濟麻煩的制造者。
　　這些不平衡當然是不合意的，但在很大程度上這是經濟迅速成長的“并發癥”，而不是一成不變的起點和基礎。要知道，在1978年之前，上面提到的所有失衡問題幾乎都不明顯，甚至在上世紀90年代以前，失衡也遠沒有如此嚴重。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黃亞生教授撰書指出， 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經濟還是主要依靠內需和消費的經濟，但從上世紀90年代就轉向依賴外需和投資的經濟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也是從90年代中后期開始不斷下降的。早期的發展經濟學家把很多結構失衡看成是在經濟發展的某個階段中出現的合理現象，甚至看成是加快經濟發展的一種途徑。在經濟“起飛（Take-off）”階段，城鄉差距和低工資加快了城市部門的積累，而少數地區的超前發展，帶來了要素集聚效應，成為具有帶動作用的“增長極”。
　　只要對中國結構性失衡作多角度的比較分析便可知，除了規模龐大之外，中國經濟在結構問題上并沒有多少驚人之處，更談不上“另類”。
　　首先，在非居民資本存量、單位勞動力資本存量、出口年增長率等指標上，中國差不多都低于日韓經濟快速發展時期的相應指標。1978年至2003年，中國的非居民資本存量、單位勞動力資本存量、出口的年增長率分別是7.73％、5.73％、14.42％，美國同期這三個指標分別是3.23％、1.81％和5.91％。顯然，中國都要高出美國很多。與歐洲的成熟經濟體相比，結論也是一樣。這似乎凸顯出了中國的獨特性。然而，如果對照日本和韓國在1952年至1978年經濟起飛階段的表現，中國當前的經濟結構幾乎如出一轍。在這段時期，日本非居民資本存量、單位勞動力資本存量、出口的年增長率分別是9.57％、7.97％和13.17％，韓國相應的三個指標增長率依次是10.89％、8.77％和26.1％。相比之下，日、韓在經濟快速增長期面臨著比當前中國更加嚴峻的結構問題，甚至即便是現在，日、韓的經濟結構也還是更像中國，而不是美國。這個模式支撐著日、韓邁入發達經濟體之列，就這一點而言，不應對中國經濟的前景過度擔憂。在結構性問題上，印度的問題正是在于儲蓄率較低、資本積累不足以及基礎設施投資落后，也就說，印度問題出在離中國模式太遠了。
　　其次，從現代消費理論的視角看，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和優良的人口結構可以很好地解釋居高不下的高儲蓄率。中國異常的儲蓄率是兩個幾乎同時發生的關鍵政策急劇轉變的結果。第一個轉折是，1978年以來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和對外開放，隨著這一發展，收入增長率從大致穩定的3％急劇達到10％以上的水平。這個不同尋常的高增長率（而不是低收入水平）是理解與之伴隨的高儲蓄的重要基點。第二個轉折，是人口政策。自上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嚴格的計劃生育從城市到農村得到了嚴格執行。顯然，這兩個轉變對儲蓄率產生了深遠而重大的影響。其一個效應是，15歲以下的人口同就業人口的比率從上世紀70年代中期的0.61猛烈地下降到世紀之交的0.33，人口紅利使得經濟中正儲蓄的人群比重顯著增加，進而提升了儲蓄率。第二個效應是，家庭養育子女數量的銳減，顛覆了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迫使父母減少對子女的依賴，增加儲蓄以自我養老。
　　值得指出的是，日本等一些東亞國家在與中國發展階段相似的階段，國民儲蓄率與當下的中國不相上下；意大利在上世紀60年代儲蓄率也曾高達24.5%，與中國相差無幾，而意大利是天主教國家，與東亞的儒家文化相去甚遠；新加坡的儲蓄率更是中國的1.5倍；20多年前，博茨瓦納在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儲蓄率也遠高于中國目前的水平。
　　上述兩方面的分析表明，在相當大程度上，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失衡是經濟發展中的階段性現象。有很多跡象顯示，這些結構性失衡很可能已達峰值，有望陸續進入下降通道。一個標志，是“劉易斯拐點”的到來。2010年春節過后，用工荒由幾年前的沿海地區蔓延到內地，近二十年來持續徘徊的工資水平終于出現明顯上升，最低工資普遍上調，部分外企甚至出現罷工潮……這些表明了勞動力無限供給時代的結束。
　　隨著“劉易斯拐點”的確認，很多結構失衡問題有望得到緩解，當然這是個相當緩慢的過程。期間，工資性收入會有所上漲，收入分配有望合理化，消費的貢獻度也會增加，城市化也將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從這個角度說，我們應該對“劉易斯拐點”的到來保持開放態度。
　　中國經濟的失衡不是“絕癥”，發展中的問題可以在發展中得到解決。

（作者系經濟學博士，宏觀經濟觀察研究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