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1日國家統計局公布5月份宏觀數據,CPI和PPI數據分別為3.1%和7.1%，CPI增幅創下19個月新高。與此同時，央行發布數據顯示，5月新增人民幣貸款6394億元，同比少增275億元，比4月減少1346億元。5月末，廣義貨幣(M2)余額66.34萬億元,同比增長21%，比上月低0.5個百分點，M2增速連續6月回落。從這些數據來看，中國經濟仍然面臨通脹壓力，盡管貨幣政策正在緊縮。
　　就在5月份數據公布前的一段時間，有關中國經濟可能陷入通縮或者二次探底的言論開始流行，較為中性的觀點則強調兩難，即一方面要防通脹，一方面又要防經濟下滑。這是因為在過去的2個月，中國經濟面臨高度的復雜性與不確定性。具體表現為外部面臨歐洲主權危機引起全球通縮的可能，而在內部，房地產調控與整頓地方融資平臺讓拉動中國經濟增長三駕馬車中最重要的投資，面臨熄火危險。而這種擔憂傳導到股市，受壞賬增加疑慮以及新房交易量增幅下降影響，銀行股與地產股陰跌不止，拖累大盤下瀉600余點。因此，在整個五月，受傷的資本市場一直在尋找下跌的理由，這讓所謂“通縮論”抬頭，并期望政府放棄調控政策。
　　實際上，中國并不存在所謂的通縮，而是通脹壓力始終高懸。要知道，以住房和汽車消費下降來論證通縮是無厘頭的行為，因為通貨緊縮指的是市場上流通貨幣減少，貨幣所得減少，購買力下降，影響到物價下跌，形成通貨緊縮。而中國住房的交易量下降，并非人們收入減少所致，而是調控造成的預期影響購買行為，尤其即使不是由調控導致下降，那也是因為資產價格膨脹的原因而非通縮。汽車銷售量的逐月萎縮也非購買力下降，而是市場飽和度所起的作用。事實上，中國流通貨幣在去年以來并未減少而是增多，尤其是民間剩余資本四處投機，成為一些農產品、中草藥、收藏品等價格上漲的主要原因。
　　而更直白的現象是，中國爆發全國性的加薪潮，這是因為通脹導致的生活成本增加，迫使工人提出更高的薪酬要求，這也是很多地區出現“民工荒”的主要原因，甚至一些地區開始征招年齡較大的工人。作為通脹的產物，加薪潮表明，中國存在通脹壓力而非通縮危險。所謂通縮，不過是資本市場投機者夢幻的拯救，盡管中國經濟確實面臨最糾結的局面，但是沒有證據表明中國經濟會出現二次探底的可能，因為政府的政策至今仍然較為寬松，除了抑制資產泡沫的局部政策之外。
　　目前，市場擔憂的是政策退出與二次探底的關系，事實上，這些憂慮在中國并不存在。因為，世界已經從全球金融危機后分裂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遭受危機的歐美國家去杠桿化后，民間經濟并未復蘇，而政府面臨赤字危機，財政緊縮是必然選擇，這可能會導致歐美經濟出現所謂的二次探底；而新興市場國家，在危機中并未被華爾街的衍生品所感染，但是卻實行了積極的貨幣與財政刺激政策，因此，他們今天大部分面臨通脹壓力。
　　在澳大利亞、印度、俄羅斯等國加息后，巴西央行9日上調利率75個基點至10.25%。這是該行自金融危機后連續第二次升息。新西蘭央行10日也宣布，將官方現金利率從2.5%上調25個基點至2.75%。這是該行自2008年7月迄今的首次加息行動。為應對危機，中國向市場注入了世界最大規模的流動性，盡管CPI數據溫和，事實上，人們的感受已經深陷通脹，因此，中國根本不應該考慮二次探底的問題，而是與其他新興市場國家一樣，面臨加息的選擇。
　　為什么中國顯得選擇兩難，畏首畏尾呢？這是因為中國所處的特殊時期有關，即中國面臨巨大的結構調整的壓力。事實上，中國自2006年以來就一直在穩定增長（就業）、經濟轉型與抑制通脹三角關系中維持均衡，而且始終將增長放在首位，并且不惜以發生所謂的“結構性通脹”為代價。尤其是在危機之中，以天量的信貸投放與財政投資完成保八任務，埋下通脹隱患。轉型也需要一個穩定增長環境作為挪移的空間，而且如資源價格改革、收入分配改革等都會提高中國的生產成本，增加成本性通脹壓力。因此，防通脹實際上處在政策隊伍之尾。
　　但是，長期積累下來的通脹壓力、難見成效的轉型以及依靠貨幣推動的增長經過幾年的運轉，現在三者之間的均衡很容易被打破。這意味著，一味維持增長的做法已經走到盡頭，即傳統的增長模式已經潛力不大，需要盡快轉型，否則會積累更多的信貸壓力、地方債務、資產泡沫、產能過剩等，通脹也會爆發。因此，中國所擔憂的并非二次探底，而是傳統發展空間的削弱以及轉型帶來的階段性混亂。
　　首先，轉型需要淘汰落后產能、抑制低效的重復性固定資產投資以及地產泡沫，這會削弱投資的拉動力，而外需若有不振，中國經濟增長可能動力不足。其次，調整收入分配改革，增加百姓收入才能擴大消費。而增加工人初次分配的收入，比如目前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和加薪潮，也會讓一些競爭力較弱的企業面臨倒閉風險。但是，在此階段，新興產業并沒有成長壯大，民間投資也因行業壁壘和產能過剩而活力不足。轉型讓未來經濟增長陷入困惑，具有明顯的不確定性，因此，才有擔憂所謂的“通縮”、“二次探底”。
　　實際上，在增長、轉型與通脹之間，現在中國最現實的抉擇是令經濟增長實現“軟著陸”，即通過抑制通脹，降低貨幣推動增長的能力，防止經濟泡沫化。也就是說，高增長不應該放在政策目標的首位了，而應該是降低增長目標，這樣才有空間抑制通脹，并鼓勵轉型。否則，以貨幣繼續推動高增長，必然引爆通脹，并抑制轉型力量而鼓勵投機性活動。
　　只有先引導經濟實現軟著陸，才能讓經濟處于一個可期的穩定環境中，有利于市場做出判斷并進行恰當的投資。否則，如果中國經濟繼續保持走鋼絲的局面，宏觀經濟政策一方面刺激增長，同時又要防止通脹與金融安全，這完全是不可能的任務，將不確定的風險推給了所有的市場主體，引起恐慌，并刺激更多的短期經濟活動，更加破壞市場的穩定。因此，中國經濟在區域投資計劃與振興新興產業的雙重保護下，應該逐步降低增長速度，并加快轉型的步伐，讓市場有一個明確的未來和希望。